“存在决定意识”五问

三、“存在决定意识”只在宏观层面有效吗？

质疑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存在决定意识”，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可是历史也有例外，比如：某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却产生了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比如恩格斯。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人们的意识可以超越自身的社会存在呢？总之，“存在决定意识”是乎无法回答这样的现实挑战：为什么某些个体的社会意识，与该个体所处的社会存在并不一致？

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解释说：“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只在宏观层面才有效。换言之，微观个体的意识往往并不取决于该个体所处于的“微观社会存在”（即该个体生存于其中的那个阶级），而是取决于该个体所处的“宏观社会存在”（即该个体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似乎也可以发现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这就表明，被统治阶级（个体）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不是微观概念，而是一个宏观概念。值得注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以上的论述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可以进一步讨论。不过在我们看来，用“宏观社会存在”来解释“微观个体意识”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问题是，把“存在决定意识”的有效性仅仅限定在宏观层面之内，必然会导致以下困惑：

（1）如果“存在决定意识”只在宏观层面有效，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换言之，抽去了微观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将如何解释“阶级”意识以及“个人”意识与其存在的微观环境之间的关系？

（2）如果“存在决定意识”只在宏观层面有效，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逻辑（唯物主义）就会裂变成“二元”逻辑：一边用“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来解释宏观社会的意识形态，一边用“意识决定存在”的逻辑来解释微观个体的意识形态。遗憾的是，这种“二元”逻辑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阉割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所在。

（3）在“二元”逻辑的视域里，历史唯物主义裂变出了一个悖论，“宏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微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互相掐架，二者无法统一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之中：“宏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存在决定意识”，而“微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却认可“意识决定存在”。结果，历史唯物主义在微观领域最终陷入“唯心论”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什么叫“唯心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二元”逻辑的解释就是其中的典型。

把“存在决定意识”的解释范围仅仅限定在宏观层面之内，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存在决定意识”的解释范围并没有限定在宏观层面。比如，马克思关于“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的论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论述，以及毛泽东关于“每个人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论述等等，都对微观个体的思想意识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总之，对于“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有宏观层面的论述，也明确讨论过微观层面的含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我们不难看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存在决定意识”的解释范围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包含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个体与阶级、局部与整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从宏观层面来把握“存在决定意识”的有效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不仅存在于社会宏观领域，同样也存在于社会微观领域。

在我们看来，某些个体意识看起来似乎超越了自身社会存在，其实仍然没有超越自己所处的社会存在，而是超越了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而已。比如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毛泽东时代的雷锋，可以作为超越绝大多数人思想境界的典范。毛泽东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子。据统计，到2016年为止，世界上登上珠峰的人大约有数千名（其中有1百多名中国人），在世界总人口中属于凤毛麟角。另据媒体报道，2018年5月14日，69岁的中国老人夏伯渝登上了珠峰。令人惊讶的是，夏伯渝还是一位双腿截肢的残疾人。在常人看来，能够登上珠峰的肯定不是一般人，更何况夏伯渝这位老年残疾人。由此产生的疑问是，这些“超人”的行为和意识是否超越了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存在？回答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超越珠峰这个客观的社会存在，他们超越的只是绝大多数人的能力和水平而已。换言之，他们并没有超越（也超越不了）客观存在的海拔8千多米的珠峰高度，他们只是把人类登山的潜能和意志发挥到了极致而已。今天，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登上珠峰的普通人越来越多，比如著名的企业家王石在52岁那一年，借助夏尔巴人和氧气瓶的帮助，也登上了珠峰。这再次证明：社会存在决定着人类的能力和意识。

顺便指出，很多人认为意识是先天遗传的，与社会存在无关。现代科学证明，基因物质DNA决定了生物的各种特征，因此，“意识具有先天遗传特性”是有科学依据的。问题在于：（1）DNA本身就是一种物质，DNA决定生物特征这个事实并没有证明精神可以不依赖于物质，反而证明了“物质决定精神”这个唯物主义逻辑，以及“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2）某种DNA代代相传的原因，本身就是生物对生存环境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其实，人类每一次进化，都是环境改变的产物。迄今为止的科学证明，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对于这个问题，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不破哲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唯物主义的基础在于，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认为人类社会和意识独立于物质的认识，甚至也被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们所接受。以现在来说，把生物看成是由DNA构成的物质，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每个人都知道，基因物质DNA决定了生物的各种特征。意识和其他精神活动是由脑细胞的活动引起的，这也被人们所接受。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更加清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已成为一种常识。”】

四、强调“舆论导向”证伪了“存在决定意识”吗？

质疑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历来强调“舆论导向”，强调弘扬“主旋律”。与其说宣传工作是在强调“存在决定意识”，不如说是在强调“意识决定存在”。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不就是“意识决定存在”的依据所在吗？可见，“存在决定意识”已经被鲜活的现实证伪。此外，毛泽东时代有个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又属于“什么决定什么”呢？

上面这个质疑在当下具有普遍的共鸣。然而，宣传工作强调“舆论导向”，强调“主旋律”，这并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的证明，而恰恰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反映和要求：

其一，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存在必然要求社会意识与这种社会存在相符合，而不能与之相背离。于是就产生了“主旋律”和“舆论导向”的要求。这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是什么呢？同样的道理，在上个世纪中期之前的国民党执政的年代，社会环境（俗称“白区”）能容忍《挺进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的存在吗？当然不能。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真实写照。如果国民党帮着毛泽东宣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戴笠为江姐和《挺进报》保驾护航，那还是国统区的天下吗？那还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存在”吗？

其二，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存在之中，如果意识形态不强调共产党人的“舆论导向”，不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反而对取消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淡化理想信念“主旋律”的做法听之任之，那倒真是咄咄怪事。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某些人和某些势力妄想取消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导向”，淡化新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的社会存在客观上已经发生某种改变（比如，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非公有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种改变是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做出与时俱进的跟进。但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为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夯实执政基础提出了现实课题。

其三，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在肯定“存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革命理论只要正确认识了客观“存在”，并科学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就能有效地指导革命行动。道理很简单：不论多么高深、多么伟大的“革命理论”，都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否则就会碰壁——这就是存在的“决定作用”。尽管唯心主义千方百计地想把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从地球上抹掉，但面对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那些坚信“意志决定一切”的人、那些自以为可以“心想事成”的人，除了自欺欺人，也只能徒增笑料耳。

其四，“意识”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存在”的决定作用，而是对“存在”具有“反作用”。这个反作用，过去称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在称为“人的主体性”。其实，“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存在决定意识”并不矛盾。可笑的是，沉溺于“无中生有”的唯心主义者坚信：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必须否定“存在决定意识”，要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就必须承认“意识决定存在”；反之，如果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就只能否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只能否定“人的主体性地位”——二者水火不容。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之幼稚，实在不值为训。“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另一个问题，容另文讨论。至于“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命题，严格讲并不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范畴，而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本文范围，恕不赘述。

顺便指出，即使人们接受了“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问题或许也没有到此结束。应当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如果说“意识”是由“存在”决定的，那么“存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个问题这里暂不讨论，但由此引出的一个有关“存在”含义的误读却必须澄清。笔者注意到，自“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界成为时髦的理论以来，社会存在的含义就被做了如下“修正”：人类社会一切物质的以及精神的事物，都可以归结于“存在”的范畴，因此，意识也是一种“社会存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修正”的专利，至少应当属于已故著名哲学家俞吾金先生。问题是，这个备受俞吾金先生看重的“修正”，不过是对马克思的“存在”范畴的严重误读。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存在”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然而，马克思所定义的“存在”明确指向了物质性的客观存在（比如物质世界、社会关系等），而并不包括思想性的主观存在（比如意识和观念）。尤其是，马克思把“物质存在”看作是宇宙最本原的存在，把“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存在，把“经济关系”看作是社会关系最重要的存在。而“精神”和“意识”这些主观的东西，虽然也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但它们都是客观物质存在的产物而已。

对于“存在”的含义，彭福春有过相当深刻的辨析，他说：

【“在我们讨论存在时，最凸显的存在是与虚无相对的存在。虚无在此不意味着虚空和虚幻，而是意味着不存在。这样，存在是指一切不是虚无的东西，凡不是虚无的东西就是存在。在此意义上，不仅自然万物，而且人类社会，还有思想、语言、文字等等都属于存在”。

但是“存在除了被理解为与虚无相对之外，还与思想相对。思想泛指一切意识、心灵和精神的东西，它或者表现为主观的形态，或者表现为客观的形态。与思想相对的存在就是思想之外的万物，是被思考的，并因此是被思考之物。在这样的意义上，存在就不再包括思想，而只包括自然和人类。如此的存在甚至被理解为物质和物质性的。”】

彭福春所说的“物质性”的存在，其实就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