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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中心，在市场中以企业为主体，在企业中以员工为主体，劳动所得优于资本，这是中国企业提高效率，激发活力的客观规律。这种经验，只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才能取得，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多少发言权。通过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成果相对紧密的结合，以消除企业管理弊病，是推动企业进步的有效方法。而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只有私有化才会产生效率，是一种空洞的、脱离实际的理论，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会产生误导，对国有企业的误导尤甚。
1、企业活力规律之一——使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成果紧密结合。
一方面，一些公有企业因为官僚主义，或者企业缺乏独立经营权，或者凭借行业垄断地位缺乏进取动力，或者不能解决员工为谁干的问题，企业萎靡不振；而私有企业也有经营者尊重员工作用，在短期内提高了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与传统的管理不善的国营企业产生反差。另一方面，即便是企业私有化，即便“使用自己的钱比使用别人的钱更加用心”（阿尔钦），如果没有建立起面向市场活力的内部机制，同样也很容易衰败，如中国中小企业的寿命周期仅2.5年。而传统国企在锐意改革中，加强党建和民主管理，探索建立经营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勇于市场实践，近三十年来，凡是这样做的国企，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都是容易观察的常见现象。
在现代工业发展史上，最先注意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成果紧密结合这一规律的是维护资本家的企业管理者。泰勒推行的计件工资、科学管理推动了企业生产效率。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最新成果。提出了苏维埃加泰勒制，使新生的苏联在上世纪初出现快速发展。四十年后，毛泽东总结了“鞍钢宪法”，解决了苏维埃加泰勒制中的管理单向性问题，用全员参与管理引发了日美欧工业国家TQC全面质量管理的革命。本世纪初，站在吸收资本主义最新成果和全员管理的高度，华为实践了“以宗教般的虔诚对待客户需求”，“以奋斗者为本，不让雷锋吃亏”，员工和上下游供应链形成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化大生产。
对于国企来说，“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必要的，使国企从政府的附属机构变成市场主体，这是企业产生活力的第一步，但并不是“自然而然”能够激发企业活力的充分条件。30年来，在“某股份”，“某市场”的误导下，如果是脱离实际、了无新意的老和尚念经也就罢了，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新自由主义另有目的。学者张维迎做了很好的概括：“尽管‘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是官方的原则，多种形式的民营化和部分民营化受到鼓励，或在“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庇护下，至少得到默许。许多地方政府启动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2015.9.6）。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的序言中公然宣示：“预计在未来10-20年内，国企占GDP的份额下降到10%或更低是有可能的。中国或许将成为一个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由以上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正视企业管理不善的核心问题，是在特定的所有制中，使活劳动和劳动资料、劳动成果比较紧密起来。在改进生产力中，在一定的阶段和一定的程度内，企业所有制差异对企业活力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国企改革的指导者、理论工作者和企业管理者一定要深入实际，破除“一混就灵”，“一私就灵”的神话。
2，企业活力规律之二——凭借生产力创新，持续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企业才拥有发展后劲。
凡是遵循了客户价值优先的中国企业，无论是为了生存，被迫为之，还是在市场中感悟总结，几十年来有了很好实践。如高铁发端于欧日，电能长距离输送发端于英德美，移动通讯技术发端于欧美，即时通讯、网络支付等新型科技发端于美国等，但是，这些均兴盛于中国。这种反超，是中车、国电、华为、腾讯、阿里等在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上的坚守，与西方资本急于投资回收，股东利益至上的对决。这一规律，也是最终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本质规律。其中，阿里、腾讯做到了阶段性的独立于资本的自主经营。
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规律也为西方现代工业史所屡屡证明。但是资本主义按资分配，股东权益最大化，这一规律受到了极大约束。上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的资本向相对不发达国家转移，能够在资本输出国保持竞争所需的客户价值，依靠的是获取资本输入国由低工资和廉价生产资料带来的超额利润。可见，对于私有资本，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不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3，企业活力规律之三，劳动收益优先于资本
由于股东利益至上对生产力发展产生桎梏与羁绊。二战后，美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之下，为解决自身社会矛盾，被迫推行大众持股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这是在不触及垄断资本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对工人阶级所作的让步，这个让步解放了生产力，也成为美国在西方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工作重心转移以后，在实用主义指导下，一些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繁荣现象缺乏因果分析，他们看不到美国的员工持股是垄断资本缓和阶级矛盾的的工具，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对资本主义从过去的全面否定转变为崇拜迷信。
而工人群众和先进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了有益的社会主义实践，他们按照市场经济的生存法则，探索企业发展壮大的规律，华为的“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目标优先于财务增值的目标”，“劳动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主体”（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纲要），任正非最近答记者问说：“大家都看到，资本至上的公司成功的故事非常少，资本是比较贪婪的，如果它有利益就赶快拿走，就失去对理想的追求”。华为的机制近似于“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495—498页）。华为的快速崛起和发展后劲，可以作为上述的企业发展规律的典型案例。国企深化改革，可以从中取得启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家“…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368页）在马克思主义管理两重性理论的指导下，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鞍钢宪法”产生前后，中国领导层就对提高企业生产力有了深刻认识，并在创建中国工业体系中发挥了重要实践指导作用。归纳上述企业活力规律，可以得出两点：1、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一规律对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企业都有指导意义。2、企业的长远生命力与是否建立了共有共享等的公有制密切相关，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我们在接受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同时，应当警惕明辨，私有化陷阱和企业活力是两回事。
2019-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