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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和活动

2019-1-29 23:2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6817| 评论: 0|原作者: 埃德加·斯诺|来自: 激流网

摘要: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愿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这是因为在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像共产党的那一种组织。到一九一九年,陈独秀才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马麟—一第三国际的一个很有力的长于煽动的代表——来到上海,布置和中国党的联系。

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我比前时更直接参加了政治工作。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一种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而且特别是新民学会,猛烈地反对那时候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很坏的人。新民学会领导了一个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革去他的职。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动反对他。因为那时候孙中山在西南已经很活动了。于是张敬尧就用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这以后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了一种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的煽动。当时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推动这个工作。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了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阁推倒了,长沙建立起一种新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了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主着一种远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应为1920年]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里我又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大。或者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更大。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能赞助湖南学生运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织“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以后我回到湖南就开始组织起来。在那里我得到一个教员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政纲是争取湖南“独立”—一意思是真正的自主。对于北方政府非常厌恶。并且相信如果能够和北京脱离关系,湖南会更快地现代化的。所以我们的组织鼓动和北京政府“分离”……

谭延闿又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了。赵恒惕利用“湖南自治”运动图谋他自己的利益。他假意拥护自治,主张中国成为“联省自治国家”。可是当他一得到了政权之后,他用极大的力量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总而言之,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地鼓吹这些改革。有一天我们领导着去捣毁湖南省议会,因为在那里,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所指派的地主豪绅们。这一次捣毁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所张挂的胡说八道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除下了。

捣毁省议会这件事被看做湖南的一件大案子,统治者们都惊慌了。可是,当赵恒惕夺得政权以后,他背叛了一切他以前所支持着的主张。特别是猛力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学会把斗争的目标转向了他。我记得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这示威被军警镇压下去了。有些示威者曾经企图在这一次会上,举起红旗,可是军警禁止没有能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那时候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组织言论的自由,但是军警并不听从。军警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的讲堂的,而是来执行赵省长的命令的。从这次以后,我慢慢地信服了只有经由群众的行动而得到的群众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在一九二〇年,我第一次于工人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行动上一—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从这以后,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年我和杨开慧女士结了婚。

.......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愿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这是因为在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像共产党的那一种组织。到一九一九年,陈独秀才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马麟—一第三国际的一个很有力的长于煽动的代表——来到上海,布置和中国党的联系。以后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差不多在同时候,一群中国学生,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设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

我们想起了中国共产党到目前还不过是十六岁的青年,那么它的成绩实在不能算少了。因为除了苏联以外,它是全世界共产党中最强有力的。而且除了苏联以外,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夸赞着有它自己的强大的武装队伍。

这是又一个晚上,毛氏继续他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我对于这方面的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别的人是:张国焘(1938年春季,张国森从陕甘宁边区逃定,叛变革命,投降到民党反动派,随即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包惠僧和周佛海(周不久即脱党,成为国民党官僚,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本,是大汉奸)。我们总共是十二个。那一年的十月,共产党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在别的省份和城市里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会有陈独秀、张国焘、杨民哉(译音)、谭平山、陈公博(现任国民党官吏)、刘燕青(译音)、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枪决)、李达、李森(译音)等。在湖北的党员有项英、恽代英、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学校主席)、许白昊、施洋。在山西的党员有高崇武(译音)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一些别的人。在广州是林伯案(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枪杀)、王精美(译音)和邓恩明(译音)是山东省委的发起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的工人学生们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和在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开始的。那里的党的发起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在发起人中唯一的中国女子)。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发起人。过了一些时候,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别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时是书记一—已经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包括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等。那年冬天开始了猛烈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而在农民中做的很少。大的矿厂大部分工人被组织起来了,而学生几乎全数被组织了。……

(本文摘自埃德加·斯诺1937年所写的《西行漫记》第四章,标题是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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