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错在哪？

编者按：本文作者方绍伟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英文名FRANK S.FANG，目前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专栏作家。他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也曾任茅于轼目前工作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方绍伟肯定不是左派，但似乎也不愿将自己归于自由派；他自称是“特立独行的思享（注意：不是错别字）者”。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文化的角度上讨论了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神”和以茅于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难以将毛泽东“还原成人”的原因。

方绍伟：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错在哪？

---走不下神坛的毛泽东

本文要批评的是茅于轼先生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在常识的范围内，茅于轼的文章没什么大问题，除了“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这句有明显失误外，其他的几乎没什么漏洞。但这个失误却反映了一个严重的缺陷，辛子陵的书本来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就很欠缺，茅于轼的“读后感”在个人政治道德评价的偏向上，又进一步走向了极端。我的基本观点是，茅于轼的文章内部逻辑上几乎没什么大错，问题不在于他“说了什么”，但大问题却出在了他“没说什么”。

本文不讨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肯定或否定毛泽东，那是毛派和自由派讨论的话题。我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是非立场的规范问题，我要讨论的是一个实证问题：毛泽东为什么会被神化？毛泽东为什么至今还是神？茅于轼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是可能的吗？

“毛泽东是神”是本文的实证起点，我知道还是有人会反对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起点。但我要指出，他们讲的是“毛泽东不应该是神”，我这里对应该不应该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毛泽东还是神”这个事实。如果“毛泽东已经不是神”，茅于轼就没必要把他还原成人，主张“把他还原成人”，这就说明“毛泽东还是神”，只不过认同茅于轼的人都不满于“毛泽东还是神”。我希望对这个实证起点不要再有低级的争论，让我们把重点放到“为什么”上面。 

1，神坛的性质：文化信仰

神话是人类的一个自然现象，把人神化是一种社会需要。蒙古人神化成吉思汗，即便他横扫欧亚、杀人无数，蒙古人依然还是以成吉思汗为骄傲。把人神化来自于某种自豪感，自豪感是一种认同和自我肯定。俄国人早已否定了斯大林，德国人也早已否定了希特勒，但日本人则未必会否定他们二战期间的裕仁天皇。关键是俄国人已经不以斯大林为傲，德国人已经不以希特勒为傲，而还有太多的日本人依然以裕仁天皇为傲。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会以毛泽东为傲呢？

毛泽东的罪过大家都知道，但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会以毛泽东为傲，说明他们更看重的是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有什么功绩，会让他们居然能置其罪过于不顾呢？更重要的是，在网络化时代，中国政府已经无法强迫人们去认同“毛泽东功大于过”的判断，所以，人们的自愿认同就特别值得深究。要点在于，我们无法把人们的自愿认同，看成一个简单的事实认识问题或意识形态立场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且，它不是一个政治信仰问题，它是一个文化信仰问题。把毛泽东神化的的确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信仰问题。

毛泽东身上的神的光芒，表面上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经历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全国规模的失败之后，毛的神圣地位依然能够在文革期间达到新的高峰。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在他逝去之后，随着更多历史事实的揭露和还原，这尊神的光芒还依然是那么耀眼。如果说文革中红卫兵乃至于全体中国人的狂热是来自于煽动、欺骗和一时冲动，那么，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的今天，“红太阳依然永不落”就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官方对毛泽东形象的保护已经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因为对毛的崇敬更多的是民间的和自发的，而且问题也根本不是因为人们在商品经济的躁动中突发出一种怀旧思悠的感情.

如同毛派捍卫毛泽东时犯了大错误一样，自由派对毛泽东的批评也犯了大错误，因为他们双方都以为评价毛泽东是一个认识问题、立场问题或政治信仰问题。如果毛派都是“毛左”，那自由派也许还有些道理。但除了“毛左”之外，毛派里还有“毛中”、“毛右”，甚至还有不知道自己是左、是中、还是右的人。“毛右”存在，因为有的人在政治上可能接近自由派的立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文化意义上依然敬仰毛泽东。其实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的错误，也未必把他看成“大救星”，但就是认为他神圣。自由派越攻击，他们不但不越觉毛泽东少了一些神圣，反而觉得自由派不知天高地厚，企图“蚍蜉撼大树”。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政治信仰还多少存在政治利益问题，那么，文化信仰已经完全与利益和事实无关。所以，关于毛泽东罪行的争论越具体，人们离问题的要害就越远。自由派和毛派争论得如火如荼，可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都在争论什么。

自由派企图在这件事情上讲道理，我本人非常同情这些道理，这些道理的内容没有什么错，可讲道理这个行为却错了。因为事情一但进入信仰层次，就已经不是证实和证伪能解决的问题，事实已经与事情无关。信仰不认道理，因为信仰是更大的道理，自由派错就错在讲小道理而没能讲大道理。自由派还以为，只要官方不阻拦他们讲道理，他们就能把更多的事实摆出来，也就能说服更多的人。大错特错。官方要不阻拦，反对他们的人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因为他们触犯的不是事实，他们触犯的是神。自由派始终不明白，政治信仰的神可以下神坛，文化信仰的神是绝对下不了神坛的。自由派面对的不是一种集体意识，他们面对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注意，我这里不是说自由派或毛派的愿望错了，我对争论双方的愿望对错毫无兴趣。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哪一边，我的目的只是为了阐明：争论双方对“毛泽东现象”的性质都判断错了。他们都把“毛泽东现象”当成一个涉及毛泽东个人功过是非的“毛泽东问题”，而这在我看来是一个狭隘和庸俗的道德视角，因为，“毛泽东现象”完全是一个制度问题和文化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关于“毛泽东现象”的制度问题我另写成了一个专论，制度问题的“火爆”程度必然会远远超过茅于轼和辛子陵对毛的个人批判，也因此必然会“被和谐”，所以我这里只谈关于“毛泽东现象”的文化方面。 

2，文化信仰的内涵：“中国魂”与“大一统情结” 

如果先把毛泽东的罪过争论放在一边，那么毛泽东的主要功绩是什么？是建立新中国吗？当然不是。我是说，毛泽东的功绩不是建立新中国本身，是建立新中国这个事实所代表的东西，是毛泽东在建立和维护新中国时对世人体现出来的“民族气魄”，是这种“民族气魄”所象征着的那个“中国魂”。建立新中国本身可以涉及到政治信仰，但“民族气魄”却已经与政治信仰无关，它已经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文化信仰。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错了。中国人只是没有上帝信仰。实际上，早在夏商时期，中国人也有过一种间接的上帝信仰。周灭商之后，祖宗信仰就主导了华夏文明。祖宗信仰是一种对祖先的神勇和智慧的信服，是一种对传统及其文治武功的信念，也是一种对“这方水土”的眷恋和祈福。所以，中国人有信仰，只是没有西方人那样超自然神的上帝信仰。实际上，人不可能没有信仰，因为信仰在本质上是自然宇宙中渺小的人类对“确定性”的需要和追求。

“毛泽东现象”当然是一场“造神运动”的产物，但这场“造神运动”不是只涉及到毛泽东个人的“客体现象”，它是中国人集体互动的“主客体现象”，在毛泽东去世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存在于现在中国人身上的“主体现象”。把“毛泽东现象”当成“毛泽东问题”来批判，就是把一个中国人的“主体问题”当成了一个毛泽东本人的“客体问题”。这个错误当然是极其严重的，因为现在的“毛泽东现象”实际上已经与毛泽东无关，它不仅与毛泽东的罪过无关，它甚至也已经与毛泽东的功绩无关。

毛泽东被神化之后，一切都化成了象征，象征本身在升腾之前的客体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象征所指向的对应物。这个对应物只存在于中国人心中，所以，否定毛泽东已经不再是否定毛泽东这个具体的人，而是对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神的否定，是一种对中国人自己的本能的否定，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否定”。可见，自由派发动的这场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他们甚至连一个小战役都不可能获胜。中国人的那个神，到底具体是指什么呢？

作为客体的红太阳每天都在“陨落”，但作为主体的、深藏于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的红太阳已经永远不可能下降，更不用提“陨落”。毛泽东式的伟人气魄，体现的是一种千年一遇的“英雄意志”，是一种超乎于叔本华式的“生命意志”和尼采式的“权力意志”的神力，是一种把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情结”高扬到极致的“民族魂魄”，是那个“中国魂”的表征。

毛泽东在每一个关乎民族意志的事件上，都能把他“英雄意志”的目中无人和无法无天，表现得淋漓尽致、力满气足。苏美两国的原子弹在他眼里也就是把地球弄出一个洞的问题，而一场在事后看来毫无军事或战略意义的对抗（如朝鲜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在毛泽东那里却是一个连他自己也未必有意识的民族气魄问题。毛泽东在实现自己的“英雄意志”时是极其自私的，是不顾代价和不讲道德的，他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剑，“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使他固执于“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豪情，他对整个民族伤筋动骨，却又在无意识中成就了民族的脊梁。

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夸张，可当这个“大一统情结”遭到了无与伦比的压抑时，它的潜在力量就不再仅仅是拿破仑所说的“睡狮”。任何与之对抗的否定，自然就像是怨妇的呻吟。红太阳永远不可能落下，因为毛泽东已经是中国人的一种象征，是一种民族文化信仰层次上的图腾，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是华夷各族血液里和基因中的构成要素，是缺了它自己就什么都不是的本质。

中华民族的“正统”是远在“法统”与“道统”之上的根本。华夏文明是在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长期历史博弈中诞生的“华夷秩序”的中坚，华夷各族的内部之争可以此消彼长、相互融合，但“大汉族主义”是主流，华夷的先后次序是正统。从夏、商、周、秦、西东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十国、宋，华夷秩序的正统一直香火不断。不管是先秦的“分封王制”还是秦后的“集权帝制”，华夷秩序的家族政治制度，都一直能承载着中华文化延续的功能。

“大一统”是“家”和“国”的统一，秦统一六国以后，中国的朝廷政治和宗族社会也日趋一统，乡村自治已不是世外桃源。但是，早在明万历之前的宋徽宗时期，家族政治制度的“基因悲剧”就使华夷秩序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征兆，金、辽、西夏之后，蒙古铁骑的“狼文化”最终压倒了华夏农耕的“龙文化”，“华夷秩序”首度出现了华夷颠倒的“夷华秩序”（这里用“夷华”而不用“夷夏”，避免与佛道之争的“夷夏”相混）。元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正统已经昏暗的明朝到了崇祯，也不幸连同李自成的“大顺朝”都落入了满清的新“夷华秩序”之中。

然而，非正统的耻辱并不止于数百年的“要头还是要辫子”。明万历之后中国的人均GDP第一次被超过，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GDP总量也被超过，而且，华夷颠倒之辱，进一步激化为中洋颠倒之屈。中日甲午之战与后来的满洲国和日本的全面侵华，家仇、族恨、洋辱、国耻，终于使数千年之中华正统的压抑，一下就到了总爆发的关头。中国人的“正统之神”早在宋徽宗时期就已经开始迷失，所以，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远不是文革才开始的，当然也不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开始的。中国人把“正统之神”附体于毛泽东身上，是洋辱开始之后，洪秀全太平邪教的无能，曾国藩儒弱的退却，袁世凯复辟的失算和蒋中正“不中不正”（特别是在东三省的退却）的共同结果。

总之，中华民族的“正统”，“正统”中的“大一统情结”，“大一统情结”中的“面子”，“中国面子”数百年压抑后的强烈反弹，这就是毛泽东这尊神的具体指向。当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商开幕式上一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就成了中国人的神。

结语：自由主义能否瓦解“大一统情结”？

如果自由派企图通过批判毛泽东达到更大的目的，那就是一个更大的战略性错误。因为，与神相比，世俗的功利目的根本无足轻重；而通过激怒中国人心中的神，增加的只会是实现自己目的的阻力，除非自由派莫名其妙地以为他们现在的其他阻力还不够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派显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懂统一战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中国人的神。

自由主义者也许要彻底否定的就是中国的“大一统”，但是，自由主义的“自治、民主、联邦”即便能否定“大一统”，也根本不足以否定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他们也许可以在个人和制度的层面上否定毛泽东，但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文化的层面上否定毛泽东。“大一统”不是一个政治理念，它是一个文化信念，是一旦否定就不再是自己的天性。

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大一统”的潜意识与自由主义意识之间的对抗，其实是一种自我分裂型的自我对抗。观念的历史确实是可以改写的文本，但物质的历史却是人们不想接受也不得不接受的存在。我们根本无法“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已经升腾为一种文化的神，而且也是因为现在的任何国家变迁和制度变革，都只能以事实上的“大一统”为起点。如果自由主义者把台湾、西藏、新疆的独立作为一种政治手段，那就无异于自杀。

实际上，自由主义只能作为一种“社会无意识”存在着，“社会无意识”不同于“集体无意识”。荣格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分成“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指经过祖先生命“本能”和“原型”遗传下来的文化情结。“社会无意识”则是弗洛姆的自创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精神通过语言过滤、逻辑过滤和社会禁忌而在社会中受压抑的部分。“集体无意识”强调的是精神的传承，“社会无意识”强调的则是精神的压抑。可自由主义的“社会无意识”再怎么受压抑，它也无法与作为民族整体的“集体无意识”对抗。

理性主义在近代造就了西方的相对强大，西方因此成了强大的“先发国家”，其他国家要成为强大的“后发国家”，似乎除了经历同样的“理性化过程”之外别无他路。可是在中国，信奉这种“理性化过程”的自由主义者却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种未必自知的矛盾：他们的精神是西方的，他们的情感却是中国的；他们的思维是西化的，他们的行为却是中国的；他们的信念是西方的，他们的逻辑却是中国的；他们的意识是西化的，他们的潜意识却是中国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任务，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一种制度否定，他们的任务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否定。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理由不满于制度现实，他们根本无须承认和接受现有的制度现实，可他们无法对自己的文化存在提出不满。就最乐观的前景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只能在“事件否定”而不是“制度否定”中实现自己，这不是一个理性能力问题，这是一个文化能力问题。把“毛泽东现象”当成一个政治道德问题，恰恰表明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局限。

（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