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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侮毛谣言如图所示：
本谣文首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造谣者声称：
【记得1972年前后，我市的街道上曾有过政府组织的普及宣传防治癌症知识，其中就有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手术，早治疗的说法。我就在当赤脚医生(那时城市的居民委也设有赤脚医生)的邻居家领取过治疗癌症的宣传材料。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是，广受人们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在那时也罹患了癌症。在80年代小道消息传出说是恩来周患癌症，毛主席就是不批准让他动手术，有意拖延，终于使病情恶化而不治了。】
造谣者为了“毛主席就是不批准让周总理动手术，有意拖延，终于使病情恶化而不治了”这个谣言显得可信，还裁减了一段文字来“佐证”：
【先是不经意看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里做过披露，后又从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书里和高文慊的《晚年周恩来》里得到了同样的佐证。还有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泌尿科专家、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采访时谈到了周恩来的癌症的治疗过程。他是1971年在为周恩来作体检时，发现周恩来膀胱有癌变。周恩来的癌症确诊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当时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时手术是有望治愈的。周的另一个保健医生张佐良说：“早治疗，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医疗组建议立即手术，周恩来本人也表示同意。请注意，按张佐良的回忆，说明周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但是按照规定，周恩来的手术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于是吴阶平向毛泽东打报告申请手术。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如下：
1 不治疗。2.不告诉周、邓。3.搞好营养。】
造谣者根本没有仔细研读他要引用的资料内容，就开始借文字发挥，编造出“血泪斑斑”的所谓历史真相，让人看着瘆人，实际根本逻辑不通，不信请看：
【汪东兴后来解释毛泽东所说的第一点“不治疗”的意思就是说不手术。这个解释令人疑窦丛生，不治疗和不手术从字面含义差异是很大的。不手术就批上不手术就完了，何必批上不治疗?不服用抗癌症药物是不是也可以称为不治疗?第二点就是连作为周恩来最为亲密的战友和亲人的邓颖超也不告诉未免也很不近人情。第三点搞好营养对癌症有什么作用?如果不切除癌肿岂不是在滋养癌细胞吗?有病难到不就是要治疗的吗?读过这3条指示和汪东兴的解释，我当时我十分震惊，得出的结论就是∶做这个指示的人真是太阴险邪恶了，就算斯大林也没有禁止他的战友治病吧。】
结合汪东兴对毛主席话的解释，就可以很清楚地明白，毛泽东主席的“不治疗”的批示指的是不要动手术（因为有陈毅、谢富治得癌症动手术后依然身故的前例）而绝非这个“李不平”发挥出的不让吃药治疗。李不平对此视而不见，却胡乱歪曲解读，其用心十分险恶。
实际上，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详细记述了这段往事的：
【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按照惯例，病情真实情况立即报告到“游泳池”。毛主席亲笔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厅办公室：第一不治疗，第二不要告诉周、邓，第三搞好营养。据后来汪东兴解释：批示的“不治疗”就是不手术，毛主席说：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
（《我的伯父周恩来·第八章<苦涩的辉煌>》）】
同样的证据在下面这段话里，也有记录：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要对外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到：“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的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在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在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毛泽东传·6卷》 2586页-2587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在这个记录中，更明白的显示：毛泽东的“三点批示”中的“不治疗”，仅仅是指不动手术，因为容易扩散，更因为之前“开一个死一个”，而绝非“李不平”曲解发挥出的“不用任何医疗手段进行治疗”！如果真如“李不平”曲解发挥的那样，毛泽东为什么还那么关心周恩来的生命健康安全，甚至“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这是造谣者所说不通的。
另外，关于毛泽东在第一时间不允许工作人员将病情告知周恩来以及外传，其实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当时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周恩来，第一时间公布周的病情，对稳固大局不利；二，作为一生的亲密战友，毛周早已视彼此如亲人，试想亲人生重病，家里人为了减轻其心理负担，首选是暂时不告诉，并为其做好安排，这种隐瞒是善意的，绝不是绝对强制的恶意隐瞒。事实上很多人得知自己得癌症后，由于担忧过度，反而加重了病情。对于周总理来说，得知自己癌症后，很可能更加拼命工作，结果反而会使健康恶化，对此，毛是最心知肚明的--实际上后来总理得知病情后，的确是这样的。关于造谣文所提及的医生“抗旨不遵”告知周恩来的细节，也恰恰从侧面说明了这点：
【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我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抗旨不遵”，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已患膀胱癌。当然，在中央工作几年的张大夫也有经验，他只字不曾向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
这里的“抗旨不遵”指的是主席的第二条批示“第二不要告诉周、邓”，不要把总理的病情如实告知周、邓，避免二人有思想上的压力与负担，反而对病情有加重、对大局有不稳的副作用。
在这里，不禁要问，如果造谣者的假设成立，毛主席真的那么阴险，那么为什么在考虑再三后还要选择更为稳妥的“电烧”疗法为周总理治疗呢？为什么张佐良大夫会“告密”，这样他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其余的医疗组的医生护士们不也跟着要受打击迫害了么？可是，事实上，有没有如上的大祸与打击迫害呢？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李不平”完全是无中生有，危言耸听，唯恐天下不乱！其心可诛！
那么，周恩来总理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对手术治疗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可以在下一段资料中找到答案：
【过度的操劳和不断的折磨，使两年前就已诊断患有癌症的周恩来并请愈加严重了。从三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一百多毫升。医疗组决定对周恩来的病症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三月八日，周恩来在医疗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上做了详细阅改和批注，他特别指出：“根据目前情况，病者倾向于这次不做手术切除。”随即，他又致信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表示：“治疗方针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周恩来传·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3月版 1883页）】
对于手术治疗癌症，周总理本人也是持极为谨慎的态度的，这也印证了毛主席在得知周总理病情的第一时间，所给出的“三点批示”，是完全合理的，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周恩来个人的身体心理状态以及国内外大局的。
当然，更直接的证据还有：央视科教频道大家栏目曾在2003年11月10采访过吴阶平先生，
【主持人：您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应该说您是最早发现，总理患了膀胱癌，所以当时是不是您是极力主张要动手术的。
吴阶平：对，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张动手术，可是周总理动手术，都需要毛主席批准。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就去找叶剑英，叶帅。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
《吴阶平——“中国医学界第一位人物”》
http://news.cctv.com/program/dajia/20031110/101504.shtml】
这是吴阶平先生的回答，注意最后的那个红字部分。吴阶平先生并不能保证总理尽早手术后会有满意的效果。其中原因就是西医手术之后，癌细胞还有个会不会复发、转移的大难题。对任何医术高明的医生治疗癌症来讲，都是一个梦魇。吴阶平先生为周总理手术治疗癌症也必须面对！总理术后的效果是否令人满意谁也不能打包票，哪怕是吴阶平这样的国医。当然，术后短时间内，人的生存质量会比不手术好些，这倒是可能，不过总体来讲，手术治疗癌症未必是最佳选择。
所以手术切除癌症病灶，是吴阶平先生当年极力主张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未必是最好的！那么毛泽东主席的那三点批示中的“不治疗（不手术）”，就是合理的、谨慎的！
在吴阶平先生的采访记录中，毛泽东主席不批准周总理马上进行手术，还有两个考虑：
【不过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
在这里的后半段是一个考虑，主席说的明白：中医中药、针灸可以用。那么，那三条批示中的“不治疗”仅仅指不要风险很大西医手术！可以用西药，用抗癌药。还可以用中医中药治疗，中医中药里也有治疗癌症的方法！抗癌药物并非只有西药里才有！据“李不平”说他的文章根据有吴阶平先生的采访记录，可是，如上内容为什么就被他视而不见了呢？对重要资料选择性失明，就是为了歪曲历史。
接下来再看“李不平”的另一个催泪点：
【在约摸早已错过最佳手术时间，约摸周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差不多扩散的情况下，老毛又有指示了："手术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彻底检查一遍，然后是第二步再手术。而且这还是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之下得到圣上的恩典。】
看起来，毛泽东居然就能知道癌细胞在总理体内已经扩散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才大发恩典？好个阴谋家毛泽东啊，好个精通西医医道的毛泽东啊……那么，这个“李不平”有什么样的证据支持这样的催泪故事成立呢？
在吴阶平先生的采访记录中，毛泽东主席不批准周总理马上进行手术的另一个考虑：
【不过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主席希望总理妥善、完满的解决中美和解这个大问题。这个原因就包括在“李不平”的曲解中。问题有这么严重么？上文已经说了，西医手术治疗癌症风险极大，绝不是最佳选择。再遇上尼克松访华这样的大事情，更不能用总理的生命做赌博！
中美缓和意义重大，来之不易。这是新中国以倾国的财力与物力、以及大量的人力完成了抗美援朝，支援越南抗美战争，使美国在越战场上泥足深陷无可奈何的结果；也是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在外交上突破了美国的封堵；再后来，以总理亲自挂帅的，对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穿梭访问中，最终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确立了中国的友好大国形象。这一切努力，使新中国的外交地位提升，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这所有的努力和斗争促成了美国的主动示好。那么，这些努力结出的完满硕果，将以尼克松来华访问的形式成为现实，作为操劳了一辈子的劳模，周总理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因为国内外局势的需要，尽管罹患重病，总理还是要肩负共和国的责任！这其中的考虑，绝非居心叵测之辈的“催泪文做作”所能理解的。
而且，中美和解对中国摆脱当时恶劣的生存境况意义也非常重大，美国在东南的围堵起码能消解，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在“三北”方向上的重压。所以，接待好尼克松，意义重大。有这个能力、威望位望的，非周总理不可！而且，总理那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层级高出普通人不知多少个层级，打天下的时候，战场上做好了扛炸药包的准备，敌后工作做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和平建设时候，也有焦裕禄那样的奉献精神，抱病、抱重病为国家竭诚奉献更不在话下。毛泽东主席“点将”总理走好中美和解的起始第一步，总理绝无怨言！
如“李不平”这“催泪文”里的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以及咬牙切齿的“伴君如伴虎”，那绝不是那一辈革命家们的广博胸怀所想、所虑！“李不平”的垃圾文说的是他那样的泥土里的小爬虫，受到刺激后的动物性的神经反射！
总理的病，是长时间超强度的工作累出来的。哪怕是重病期间，工作量也大得惊人，是正常人难以承受的大：
【极端繁重的工作，使周恩来依然置自己的病体于不顾，通宵达旦的工作。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晚，邓颖超给他留的条子写到：“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三十个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周恩来传·四卷》1795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3月版）】
另，据人民网周恩来纪念网的《周恩来日夜操劳 一天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6小时》一文记载：
【据有关记录统计，1974年1月到5月，周恩来在期间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周恩来日夜操劳 一天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6小时--周恩来纪念网--人民网
http://zhouenlai.people.com.cn/n1/2018/0914/c409117-30294352-6.html】
这样的工作强度就是在总理重病期间的常态。在总理未患重病之前，工作量只怕更大、更重。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总理罹患重病期间，是不可能安然治疗、清心静养的。十分病，三分治七分养。可是，这样的情形不可能。总理对国家、人民的责任心使他连个普通人治病时，放下身外一切的心情都不敢有，所以，治病只能在工作间隙才能进行，吴阶平先生有这样的回答：
【实际上，我跟他说了这个检查结果，他一点也没有什么震动。他说：“我一定配合你们。”这句话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这句话后头还有一句话：“你们也要配合我”。这句话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完全理解，他这是要医疗、工作两不误，医疗工作的安排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他是处处以工作为第一的。我马上就回答：“我们一定这么做。”可是我有个考虑，尽管膀胱肿瘤还不算是最坏的肿瘤，但毕竟它还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最终一定要影响工作的，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说到这儿就完了。后来，我们安排治疗，差不多都是适应他的时间，他是从工作岗位上抽时间来治疗。比如说，1973年3月9日我给他做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3月8日去参加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妇女节招待会，然后回到医院，3月9日做治疗。他1974年6月1日又开始到医院治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5月31日刚刚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订了两国建交问题的协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时间来做治疗的。1974年，已经知道他还有一个肠肿瘤的问题，已经决定要治疗了。可是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届人大的安排在即，周总理不得不延缓治疗，与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回到了医院后，还继续工作，不仅看文件，批文件，还要见外宾。我记得，他住院以后，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后一次见的是罗马尼亚的外宾，其间他见了60多次外宾，不要说内宾了。他接受治疗，是以工作为主的，一直到最后离开我们。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连载——吴阶平：给晚年周总理治病的亲身经历）】
这里，吴阶平说的明白，是工作，是忘我的工作耽误了总理病情的！然而，这样的状态无论用什么样的先进医疗手段都不可能达到预想的疗效。“李不平”号称看过吴阶平专家的什么采访录，对这样的很容易就搜集到的材料，怎么就能无视呢？
【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