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著，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无论人们对它是反对还是赞同。而它有如此伟力，必有其因，这就是：这部巨著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分析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支配整个现代社会的最根本的力量——资本，提供了对现代世界从本质到现象的全景式解释路径，从而指出了当代社会各种现象的总根源，人类历史前进的总趋势。只要资本还在人类社会占据支配地位，《资本论》所要“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的思想“就不会被超越”。当代世界出现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发展，每一次冲突与危机，都使人们不能不想起马克思，想到《资本论》。
然而这部把握了我们时代的本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著，却常常受到误解，以至于在当代世界竟然处于需要自我捍卫的被动地位。与此相反，那种仅仅局限于分析市场交换中个体利益得失的肤浅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处于主流地位。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咄咄怪事。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就社会基础而论，在全球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拜物教”社会意识，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而就学理层次而言，用与《资本论》本质上不相容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来解读与评判《资本论》，把它的深刻的立体性理论纳入到平面化的思想框架中，以致其理论真谛遭受湮灭与曲解，则是产生这种怪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应当首先分析对《资本论》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解读方式，厘清其是非曲直，然后才有可能拨开迷雾来重新发现《资本论》的真谛，发现这一理论所揭示的我们时代的秘密。
一、近现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及其缺陷
《资本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与其格格不入的社会意识形态环境中，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潮”不相容。这种“主流思潮”就是与17和18世纪英法革命相伴而生的启蒙思潮——个人主义的理性化思潮。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为以个人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各种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则表现为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牛顿力学和其他经典科学理论。这种思潮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等高深的当代自然科学纳入实证主义哲学框架来理解，仅仅从认识论上将它们理解为对观察数据的处理方案，否认其背后的本体论意义，试图以此回避这些自然科学新成就与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冲突。而在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环境领域，依靠垄断资本力量支撑的国际主流传媒体系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灌输着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以及对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拜物教。尽管这些启蒙时代的意识形态老调，已经被现代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国际秩序上的战争暴力等无情的现实冲击得千疮百孔，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居于主流价值的强势地位，程度不同地烙印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人们的精神世界。于是，“几乎所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论证都会以市场经济作为其理论支撑，力图利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辩护”。这样的思想环境导致人们有意无意地用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来解读《资本论》，必然导致对其观点的误解、曲解和反对。
“形而上学”本来是一种思维方法，其实质是“把世界概念化”：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性质进行分解和抽象，以形成外延清晰、内涵确定、意义单纯的概念，然后遵循形式逻辑进行整理与演绎，以得到关于客观事物的条分缕析的理论。这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的第一步，它不但在人类思想史上起过重大的革命性作用，而且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必经之路：因为它可以简化世界以达到对事物表面现象的初步的理性认识。现实事物是在彼此之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中生成的复杂事物，因而事物之间的边界总是因相互纠缠而难以分清。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个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而事物所处的状态以及所具有的性质总是变动不居而难以确定。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性质因彼此内在关联形成极其复杂的整体而难以把握。因此，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简单而清晰的理论认识，需要对处于复杂的相互联系中、变动不居的运动过程中、各方面性质相互纠缠中的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舍象”和抽象，以得到一个个外延清晰、内涵确定、意义单纯的关于事物的概念，分析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用这个概念体系来把握客观事物的确定的表层现象。这正是形而上学在方法论上的功能。其最典型的成功案例是牛顿力学：它将世界理解为一个个独立的既成物体的机械总和，每个物体都是其各个部分的机械总和，一切物体只有在外力作用下才改变自己的运动状态，时间、空间和物质被理解为相互独立的存在，物体的其他各种性质（质量、能量、动量等等）都是相互独立的东西，由此得到了关于物质世界机械运动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
然而，如果把形而上学的方法绝对化，把由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理解为关于世界“本来面目”的真理，那就会使我们陷入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泥潭。这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柏拉图可被视为它的鼻祖：他将由确定的、单纯的、理想化的概念构成的“理念世界”作为唯一真实的世界。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全祛除现实的感性世界本身，他把感性物质世界看成理念世界的摹本，因而潜在地含有理念世界的通过物质表现自身的辩证法因素。到了近代，启蒙运动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在与神权与封建特权斗争中，需要用个人理性来祛除宗教神权的“迷魅”，以得到“纯粹的客观世界本身”，由此取得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的确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这样一来，柏拉图哲学中保留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对立统一运动的辩证法也就被作为“迷魅”而祛除掉了，世界成为与人的主体相对立的“纯粹客体”。这就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种外在于人的“纯客观世界”，乃是“孤立、静止、片面的”的形而上学的物质世界。
首先，这是由“自我存在”之物组成的世界，每个事物都具有“不可入性”，事物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基于“不可入性”的外在联系，因而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物，这是事物本质上的“孤立性”；其次，这是由既成事物组成的世界，事物每一时刻都处于某一确定状态，所谓运动乃是从一个确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确定状态，因而运动说到底就是无数静止状态之总和，这是事物本质上的“静止性”；其三，每个事物是各方面的性质的机械总和，由此可以得到事物的某种纯粹的性质——如纯粹的时间、空间和颜色等等，同一事物不可能同时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与方面，这就形成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片面性”。正因如此，我们说形而上学世界观“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世界”。在这里，客观事物由界限明确、内涵确定、意义纯粹的概念所描述，由此形成条分缕析的逻辑体系。当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一确定的事物、事物的确定状态、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性质时，这种形而上学方法能够清楚地进行描述，并且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这正是形而上学方法的功能所在。
但是，由于这些确定的事物、确定的状态、事物的某一方面性质，只是事物整体运动过程的一个瞬间结果，因而只是事物的表层现象。在其背后，掩藏着它们的产生根源——事物之间相互渗透的内在联系过程、客观的运动本身（而不是作为运动结果的从一种既定状态过渡到另一既定状态）、事物的各方面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当我们用这种“孤立、静止、片面”的世界观来追溯这些表层现象的产生根源之时，便会陷入荒谬的悖论之中。例如，这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只能理解事物外部联系，无法理解事物之间相互渗透的内在联系——某物通过进入他物内部，在改变他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存在，于是在解释事物之间如何进行非接触性相互作用时（如电磁力、万有引力、量子关联等等）时便陷入困境。这种形而上学只能描述运动的外在表现——从一种确定状态转化为另一确定状态，而无法解释运动过程本身，于是在解释哪怕是最简单的机械运动时，也会陷入古希腊的芝诺悖论（如飞矢不动），更不用说解释世界的历史演化过程了。用这种形而上学把世界万物都归并到界限分明、条分缕析的事物概念体系中，于是出现了彼此毫不相干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因而无法理解空间与时间之间的相互转化与联系、时空与物质的内在关联等等。而在认识论上，这种形而上学将主体与客体分裂开来，二者每一方都只能存在于自身内部，因而客体永远处于主体的彼岸世界，于是人们所认识的只是主体内部产生的感觉，而不能认识客体本身，由此陷入认识论困境，最后陷入否认客观世界的可知性的实证主义哲学泥潭。而若将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投射于社会经济，则产生孤立、静止、片面的社会本体论与社会认识论，它们只看到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与结果，而看不到产生这些历史产物与结果的深层过程——人类实践活动过程及其创造的社会关系，于是同样陷入悖论之中而难以自圆其说。新古典经济学便是这类社会科学的理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