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真谛及对其曲解

二、形而上学世界观对《资本论》的误读

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祛除对“神权”的崇拜中诞生，在对“物权”的崇拜中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于是以一种世俗的崇拜取代了对天国的崇拜——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拜物教”：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当今社会又出现了股市与房市的“虚拟资本拜物教”。其产生根源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被商品、货币、资本、金融证券的巨大的“神奇魔力”所支配，这些“物”如同万能的上帝决定着人们的命运。至于这种“神奇魔力”从何而来，则被归诸“万能的”市场机制。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将上述各种“拜物教”统统都归结为“市场拜物教”。《资本论》揭示了这种拜物教的真谛，指出这种“物的魔力”说到底来源于人的社会劳动，来源于人们在社会劳动中所生产的社会关系力量，它们负载于物上，从而使这些“物”具有了“神奇魔力”。人的社会劳动及其生产的社会关系，才是掩藏在“物”的背后的真正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力量。而形形色色的“拜物教”则见物不见人，只看到物对物、物对人的力量，看不到它们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力量，看不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劳动，由此陷入“物本主义”。而这种“市场拜物教”正好与形而上学世界观相呼应：二者都只看到表层的结果与现象，而看不到产生这些结果与现象的深层本质与来源。可以说，拜物教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社会基础，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则是拜物教的关于“物”本身的逻辑化与理性化的产物。于是世俗生活的肤浅的“拜物教”支撑形而上学世界观，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受到世俗生活的“拜物教”滋养而成为主导性文化。

以拜物教为社会基础、以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学理根据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必然产生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站在这一立场解读《资本论》，必然产生对它的误读与反对。

首先，在理论性质上，秉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方经济学将《资本论》误读为违背客观事实的道德说教，而非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这种世界观将人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立足于抽象人性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将经济规律理解为具有永恒人性的人（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规律，企图建立超越社会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超历史的、基于人类共同本性的“科学”理论。市场经济被看成一个个原子式个体的集合体，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公正的经济制度就是维护每个人平等地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的权利的制度，即自由竞争市场制度。因此一切由买卖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行为都是公平的行为，不论其产生怎样的结果。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将《资本论》解释为反对“公认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资本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说成是不公正的剥削行为的道德说教，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并非关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这种曲解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事实：市场经济体系表面上由孤立的“平等”的原子式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自由平等”地追求自身利益，但隐藏在这表面平等的背后的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与权力，从而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利益。因此并不存在普遍的抽象人性，只存在追求自身生存的生物本能，而这种生物本能在社会关系的支配下生成了不同的人性：资本家在追求资本积累的自由竞争中，演变出特殊的人性——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支配工人劳动，以追求资本增值最大化；而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在生存压力下，这种本能导致其必须出卖劳动力而依附于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由此获取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因为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人们拥有的经济权力也就不平等。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于人性论假设的“平等”只是一种表面的幻象，掩藏在其背后的是由现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资本论》才是最深刻而客观地反映客观事实的科学理论，西方经济学至多只是关于表层事实的形而上学理论。

其次，在理论内容上，秉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方经济学把《资本论》仅仅解读为一种价格理论，用价格的多元决定理论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一元决定论。这种世界观只承认事物的可观察的外在性质，于是认为商品的可观察的效用价值、交换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同一层次的东西，进而否认价格背后的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存在。他们从表面现象出发，将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归结为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博弈：供给方所花费的边际成本决定价格的最低值，需求方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决定价格的最高值，二者讨价还价后达到的平衡态最终决定商品的均衡价格。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种作为均衡价格的商品价值是由众多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每种生产要素所创造的价值等于该要素所作出的边际贡献（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该要素所增加的产值），并以此决定各个要素应当获取的报酬。因此，在这一理论看来，投入到商品中的劳动只是决定商品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因此认为劳动价值论主张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意识形态偏见，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唯有劳动者才有获得商品价值的权利。即使通过各种“补救”途径能够用劳动价值解释商品价格，劳动价值也不过是一种“多余的形而上学假设”，是“不必要的弯路”“虚构的故事”。然而，持这一观点的人未能看到：商品价格的形成过程是立体式的社会权力结构进入市场分割剩余价值的复杂过程。《资本论》并非仅仅是一种关于商品价格理论，而是通过从商品价值到价格的生成过程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

其三，在理论的结论上，秉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方经济学主张：由所有人平等地争取利益最大化所形成的“帕累托均衡”就是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状态，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因而无法理解《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非均衡发展过程。形而上学将世界理解为各个孤立事物的集合体，社会整体利益等于个人利益的总和，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换而实现的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态构成了全社会总利益最大化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均衡”）。由此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具有效率的社会经济制度，反对《资本论》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看成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制度。他们没有看到掩藏在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背后的客观现实：市场经济是由资本权力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资本追求自身无限增值的欲望，使其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投入到再生产中，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状态本质上是非均衡状态，而不是所谓的“帕累托均衡”状态，这种均衡只是总体上的非均衡运动中的一种局部的表面的趋势，是个别资本为了追求自身的非均衡扩张而进行的生产要素的组织方式。资本在总体上的非均衡扩张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追求自身扩张和积累，必须通过物质生产过程来实现，因而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必然以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从而无可避免地产生出资本自我否定的危机。因此，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既有高效率地实现自身扩张的一面，也有低效率、无效率、甚至反效率的破坏性的一面。《资本论》超越了形而上学世界观视域，自然无法被坚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人们所接受，导致他们只承认自由竞争带来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却看不见这种自由竞争被各种资本力量所主导，以及由此付出的代价。

其四，在理论形式上，秉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西方经济学不仅用上述表面上的“客观性”来显示其科学性，还用微积分之类的数学工具包装自己，以显示其严密性，甚至以此作为学术价值的评判标准，从技术上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这种数学包装并不适当，从总体上说，它恰恰违背了客观现实本身。经济学变量都是非连续性的间断变量：面包只能以“个”为单位、住房只能以“室”为单位、机器只能以“台”为单位买卖，而不可能无穷分割。这种非连续性并非无关紧要的属性，而是产生经济的非均衡运动的极其重要的特征。《资本论》第二卷通过精密细致的科学分析指出，正是生产资料的这种非连续性（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能级跃迁），导致剩余价值不可能连续不断地转化为资本，由此造成资本流通过程必须经过“货币贮藏”阶段和“投资阶段”的交替，从而造成扩大再生产只能以跃迁性的间歇方式进行，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非均衡发展。而西方经济学把所有经济学变量都设定为连续变量，用无穷小量之比来定义各种边际量（边际效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生产力等等），由此使其理论穿上微积分的外衣而实现数学化。然而，这种数学化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现实经济数量的本性，从而沦为脱离实际的“黑板经济学”，并正在失去其科学价值。然而为了维护西方经济学的特权地位，西方的教育机构却把这种缺乏科学价值的数学化游戏确定为经济学人才的衡量标准，这实质上是维护西方经济学霸主地位的制度设计。

总之，形而上学世界观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市场拜物教”，只看到作为事物间内在联系和发展过程的产物的既成事物的表层现象，看不到掩藏在这些表层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过程本身：只见物的效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格，看不到物的背后作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以及分割全社会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结构；只看到现象间的各种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看不到隐藏在这些数量背后的深层的社会关系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运动。他们将现象背后的本质直接当作“形而上学的假设”予以拒斥，其理由是这种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因而不能用感觉经验来检验。他们没有认识到：由物质产品所负载的社会关系并非“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并非所谓“形而上学臆想”，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客观存在，其作为物质力量每时每刻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并且通过货币与资本表现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真正应当被冠以“形而上学”称号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而恰恰是这种只看到表层现象的拜物教与形而上学世界观：因为它们将人从其活生生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作为概念化的“理性经济人”，由此演绎出一套关于“理性经济人”行为的理论，形成罔顾客观现实的“黑板经济学”。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的表层的概念化的理解，使《资本论》宏伟的立体性理论构架陷入西方经济学狭窄而肤浅的“洞穴”之中，从而被扭曲、变形。多层次立体模型被压缩在商品交换领域中而被平面化了，商品交换背后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被压缩过滤而消失掉了。《资本论》经过这种形而上学的解读后成为残缺不全的理论，然后又被形而上学世界观所攻击，由此使那些抽象地、表面地、简单化地解释价格现象的西方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边缘化。

对《资本论》的另一种形而上学解读，是与上述解释在表面看来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但本质上却很相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解读。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发源而来）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价值立场不同，但在学理上都是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二者都把世界看成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每个事物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天然本性，它们按照自然法则形成永恒秩序，这种自然法则是“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体现。而空想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区别在于对这种“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具有“天壤之别”的理解。在对《资本论》的形而上学解读方式中，也同样有这两种态度：一是坚持抽象人性论，将“人”理解为抽象平等的“理性经济人”，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解读《资本论》；二是奉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在哲学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停留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由此解读《资本论》。后者虽赞成劳动价值论，但对其加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曲解，使其沦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他们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将经济规律理解为具有永恒人性的人们的经济行为规律，因而是超社会、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规律。他们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劳动价值论，将它理解为符合所谓“天然理性”的“永恒真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关于“永恒真理”的两种不同主张：西方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作为“永恒真理”，由此演绎出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资本剥削劳动提供依据的理论；而劳动价值论主张“劳动创造价值”是“永恒真理”，因此只有按照劳动分配价值才是合乎天理的“自然法则”，按照这种自然法则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符合永恒真理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价值”并非始终被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有意无意地在实质上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财富。因此这种观点把“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关于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原理，曲解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批判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的人与物的关系的原理，进而在此基础上设想出各种“合乎永恒理性”的社会制度——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这种制度之所以要实现，并非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它合乎人类理性，合乎永恒的自然法则。用这种眼光所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乌托邦化的马克思主义。

上述两种表面上相互对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都以肤浅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因而都将《资本论》解读为一种道德学说。它们之间的争论结果，必然是西方经济学因为其具有“客观性”在论战中占据优势，而被乌托邦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劣势：因为一旦把商品的“价值”等同于“财富”，就不可能拒绝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的结论，“劳动价值论”的底线就必然失守。西方经济学理论由此长期占据上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处于被动的地位，以至一些自称坚持《资本论》的人也跟随西方经济学对《资本论》的批评与指责的节拍来跳舞：一些人表面上坚持劳动价值论，实际上站在形而上学立场上，用“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死劳动创造价值”等违背劳动价值论底线的观点来“发展劳动价值论”，其实质是动摇了《资本论》的根基，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用这种乌托邦观点来解读《资本论》，将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的论战中失败。但在这类论战中“失败”的并不是《资本论》本身，而是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乌托邦理论。因此，对《资本论》的形而上学解读方式，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