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与政治授权

到1966年,中国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重大困境。共产党被中国宪法赋予了最高权力。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适当监督,各级党的领导都会有人类固有的傲慢和腐败的倾向。越来越多的党内领导人的腐败最终会导致党作为一个机构的腐败 - 从量变到质变。[1]

由于腐败的机构无法以有效的方式发挥领导作用,最终,这个方向的发展将导致其走向灭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动了了多种运动,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之前的所有运动都失败了之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最后的手段。文化大革命与以往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有所不同,因为它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绕过了地方党的领导,并强调了让群众自己掌权和教育自己的原则。[2]

挑战即墨领导者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一直到公社和村庄, 党委员会 - 更常见的是党委书记 - 在各级掌握权力。党委和党委书记有权制定,解释和执行土地法。[3] 由于党内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清理党内腐败的政治运动,党委常常派出“工作组”去较低级别的机关执行。

“党的领导”经常被各级中共领导人奉为圭臬。对领导人个人权威的挑战和对错误的批评可能会被定为反党分子,挑战者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文革开始时,党委和他们的工作组沿用这套方法来镇压挑战者。换句话说,由党委派出的领导文革的官方工作组被用来镇压那些独立的对党内权力进行批评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鼓励的。JIMO县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966年6月20日,在即墨第一中学,高中生王思波和物理老师李英亮以及其他学生和老师一起贴出了他们的第一批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这些打字批评了学校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他们指责学校作为该县最高的教育机构,在招收学生的时候过分强调分数,这相当于歧视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不得不努力在家里干活分忧而导致成绩落后。他们还指责学校将普通教师和学生排除在学校决策过程之外。他们要求彻底改革学校的教育政策:向工农阶级的孩子敞开校门;并允许学生和普通教师在学校管理中发表意见。 [4]这对学校党政当局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学生和老师的行动是响应那些鼓励批评学校当局的号召,这些号召主要来自在北京的毛泽东的激进支持者在大众媒体上的发声。他们为什么冒着风险做这些事情呢?

即墨县党委对这个挑战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即1966年6月21日,它向即墨第一中学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由七十名行政级别至少是17级的官员组成,他们大多是县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副负责人。该小组由县委组织部主任张俊光领导。[5] 在6月22日,也就是工作小组进入学校的第二天,工作组将那些写大字报的学生和老师称为反党分子。指控的理由是:反对学校党委就是反对县党委,反对县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仿照北京类似工作组的行动,即墨县工作组将物理老师李英亮,音乐老师邱立建,体育教师牛英光称为学校的“三家村(三家村)反党集团”。[6]为了将学生的愤怒从学校的党支部那里转移,工作小组还将攻击指向学校其他有影响力的教师。学校所有的知名教师丁世武,宋雅,郭启光都被打为“黑类分子”。在党组织的指导下,有地主,富裕农民和资本家庭背景的教师受到学生的批评和骚扰。[7]

7月19日,在官方派出的工作组的鼓励下,即墨县第一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将学校里20名作为学术权威的高级教师从即墨市第一中学带到即墨镇的市场。 在那里,在一大群人面前,他们剃掉了这些人头上的一半头发,作为羞辱他们的手段。[8] 第一位挑战党的教育政策的老师李英亮是当天失去一半头发的人之一。 此外,他被指控为反革命起义的总司令,这是一种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主导了对党委领导的攻击的学生领袖被称为反党分子。 王思博,王占军和即墨第一中学的其他三十名有影响力的学生被软禁了五十多天。[9]

即使不是命悬一线,面对自己岌岌可危的事业,反叛学生是绝望的。 他们设法说服一位同学的在即墨县邮政局工作的哥哥,在午夜向中央政府发去电报,报告他们遭受的压迫,并请求中央当局拯救他们。 但是,所有的保密和计划的努力并没有隐藏好他们的行动。 电报被发现,发送电报的邮局员工也被软禁了。

1966年8月初,党委和工作组支持组织官方学生红卫兵团体。 [10]即墨第一中学的红卫兵是由学校工作组组织的。 只有家庭出身良好的的学生被允许加入。[11]有着资本主义家庭背景的女学生鲁秀云是一个例外,因为她在群众集会上谴责她的资本家父亲陆景山。[12]南河村与即墨县的其他村庄一样,也有一个官方的红卫兵组织,主要由共青团成员和民兵组织核心成员组成。 批评党委的学生领袖们遭到了来自在党领导的工作组及其指导下的官方红卫兵的迫害。[13]

俞正阳、周贤杰,来自城关公社大同村的两名农民,小坡公社八里庄村的曾增石,颍上公社夏天村的周遵勋,凉山公社萧玉庄的王成堂等人被逮捕,因为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农民革命造反兵团”的反叛团体,以及写大字报来挑战他们的村党支部书记。县公安局局长田世典、县武装部部长张少峰在逮捕令上称这些人为反党分子。[14]在这个阶段,即墨县的文化大革命看起来似乎是对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重复,在那个运动中,其中那些听从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倡议的人后来因为向当局表达不满而受到惩罚。

破四旧

在其他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传统敌人—旧地主、资本家和富农—成为攻击目标,即墨县文化大革命的开场看起来像是第二个土地改革。为了转移对自己行为的批评,官员鼓励对旧阶级敌人进行再次攻击。方子街村著名地主孙建安和前资本家谢子辉所拥有的豪华服饰,家具,饰品,金银器皿,均在市场上被展示出来。孙建安的整个家庭都开放供公众参观。 在南河村,官方的红卫兵团队从地主傅香山的家中没收豪华的家具和衣服,并将其分发给贫困的村民。[15] 难怪开始的时候,许多村民误以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16]

来自福利的王晨贤曾在日本占领期间担任伪军的一名医务官。王受到这些官方红卫兵的身体折磨,即使他坚持说他一生都没有做过任何错事。[17] 前资本家刘子胥拥有国民党旗帜,是国民党过去的遗留物,这个被官方红卫兵作为反革命罪行的证据。 由于这个原因,他受到了折磨。[18]

来自南江村的孪生兄弟楚鹏瑞和楚雷瑞虐待了他们的妻子。 他们的母亲被认为是虐待的煽动者。他们被戴了大纸帽子在村里游行。楚的妹妹当时才二十岁,提出抗议并被也拖入游行队伍。来自南江村的袁有奎,曾经做过土匪,后又隶属于国民党军队,并在辽沈战役期间加入解放军。他在部队里有一个下属,名叫林彪。他常常告诉村民们林彪有着长长的眉毛,喜欢沿街边走。袁甚至吹嘘自己曾因为林彪不服从而两次打过林彪。当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时,袁受到了调查。 幸好,调查发现,他所谈论的林彪是另一个人。[19]

即墨县的官方红卫兵也热情地紧随北京的红卫兵的脚步来破除四旧(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在即墨县,破四旧的运动,在其密集的阶段,持续了几个星期,烧毁了旧书、旧画,破坏了旧寺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方红卫兵完成的。即墨第一中学的官方红卫兵起到了示范作用,来自不同村庄的红卫兵也纷纷效仿。在即墨,要破除的主要目标是迷信的葬礼和婚礼仪式。 即墨县第一中学的红卫兵命令,即墨镇的三家棺材商店下令关闭。制作和销售花圈和纸人等其他祭祀用品的商店,此后遭到声讨,之后就没有顾客光顾了。红卫兵烧毁了在市场上用于婚礼和葬礼的轿子。他们说只有剥削阶级需要由他人来抬.[20]

这场运动的公开的目标是改变旧的思维方式和旧习惯。红卫兵认为,迷信的仪式和做法纯属欺骗,对社会进步有害。[21]在他们过分热心地消除迷信的旧文化和旧习惯的过程中,他们也以非常幼稚的方式对准旧思想和旧文化的工具:摧毁它们。[22]刘县古塔,坐落在即墨县西部马山脚下的著名宝塔,被即墨一中的官方红卫兵与附近村庄的红卫兵合作摧毁。南朝村的前地主管兆寅在巨大的水池里面有着各种美丽的杂交金鱼和各种漂亮的岩石。他还有一些漂亮的鹦鹉和在笼子里玩各种小玩意三只白老鼠。该村的官方红卫兵谴责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文化并在公共场合将这些东西摧毁。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中。许多普通的村民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旧书和旧画集,其中一些是出于革命的热情,另一些是担心惹上麻烦。[23]

当然,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破四旧并攻击以前的地主、资本家和政治敌人的做法,是转移注意力并保护自己免受攻击的有效方式。

混乱和政治赋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66年8月主持了“十六条”的起草工作,十六条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区分了作为组织的共产党和作为个体的党委领导,并强调了文革的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4]在“16条”发布之前,毛泽东已经就此发表了演讲。 1966年8月4日,在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为什么反对北京市新一届党委的人被贴上反党的标签?为什么北京市新一届的市委在它压制群众的时候不被反对?”[25]“十六条”被公开宣传后,个别党派领导人很难用“党的领导”作为反对批评的盾牌。[26]“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划定了政治平台,并在地方一级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发起了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规模攻击。[27]毛泽东决定允许对当地党委书记进行全面攻击。为了创造机会给群众赋权,攻击当地党领导可能造成的“混乱”是毛泽东愿意付出的代价。

毛泽东决定绕开地方党委等权威执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希望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倡议成为另一场反右派运动,这将使当地党委领导以牺牲敢于挑战他们的人为代价来保护自己。在文革期间驻守即墨县的陆军团长崔建平告诉造反派领导人,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文职机构中,那些敢于批评上级、有独立思想、有工作能力、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恭维上司的人总是陷入困境。崔先生说,为了在官场上取得成功,一个人必须是“猪”或“狗”。那些不想成为猪或狗的人永远不会在官场上取得成功。那些拥有独立思想并有能力的人最终会在这种政治文化中被筛除。一直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模式是,那些花精力、想办法来奉承上司的人得到晋升,那些在工作中更有能力和诚实的人却往往成了牺牲品。[26]

文化大革命威胁到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种旧的模式。 它使普通民众能够挑战不同层级的党的干部对政治资源的严格控制。这就是大多数党委领导人谴责它并且大多数农村人民支持它的原因。 “十六条”和毛泽东的支持解放了整个中国受到压制的叛乱分子。它还剥下了当地“独裁者”不可侵犯的外衣,普通人把这些人称为“土皇帝”,并对他们进行大规模批评。

文革前的中国政治文化为土皇帝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某些官员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土皇帝。即墨的前造反派领导人兰成武和王思波说,毛泽东之所以把他的1966年革命称为“文化革命”,因为他想培养一种更民主的政治文化,以消除土皇帝现象。[30]

群众组织和政治动员

随着“16条”的发布,在地方党委领导的主持下组建的官方红卫兵组织很快就解散了。独立的造反组织开始出现。许多人用群众组织一词来称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群众团体。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区分群众组织(mass organizations)和群众协会(mass associations)。前一个术语将适用于民兵,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妇女协会,工会和官方红卫兵等组织,这些组织由中共设立并具有官方性质。后一术语是指主要以自由联合的精神形成的独立红卫兵团体。1966年8月“十六条”出版后,在即墨第一中学,十几个独立的造反红卫兵协会在一夜之间涌现出来。不久之后,这些独立的造反协会在即墨第一中学革命的旗帜下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造反联络总站。反过来,随着农民和工人联系他们,这个群体成为整个县的领导者。造反学生还前往工厂和村庄帮助组织造反工人和农民。[31]

来自大同村的杨希哲重组了之前被取缔的农民革命造反团。金维安和于建准在艺术家之间创立了造反协会。物资供应局的蒋晓明在县政府的不同部门组成了造反协会。黄香翠和王世贵在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的员工中发起了造反协会。牛西丽是金融和商业组织员工造反协会的负责人。即墨拖拉机站的颜志德,即墨五金厂的金可信,以及即墨利克工厂的周培新都是工人造反协会的领导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墨县的每个村庄和工厂都出现了几个造反协会。为了协调他们的行动,造反协会在孔大公社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团结了即墨县的每个村庄和每个工厂联合了不同的造反团体。而那些倾向于捍卫党政当局的派别也被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作为主力军。[32]造反分子和党领导人的捍卫者都被称为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分子被称为造反派,捍卫者被称为保皇派,这就将人民分为两大派系。我将造反派称为红卫兵并将其与其他派别区分开来。

这些自我组织的造反团体与官方的红卫兵根本不同。 一些造反领袖,如第一中学的兰成武和王思波,此前曾受到工作组正式组织的红卫兵的压制。 其他造反领导人,如即墨拖拉机站的颜志德,即墨五金厂的金科新,交通站的朱祥春,大同村的严希哲,都在文化革命初期因为批评党的干部而被当局镇压。因此,他们对各自单位的党委领导怀有不满。[33]

这些工人和农民不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天真和高尚观念的年轻学生,他们出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参加革命。他们造反是因为他们对即墨当地党委领导以及他们中一些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满意。 他们指责党的领导人将他们的单位变成小的独立王国,歪曲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他们自己的武断政策,压迫挑战权威的人以及窃取公共资金。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他们的挑战被当地党委领导称为反党和反革命。现在毛泽东的“十六条”给了他们支持,他们觉得自己有了权力。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给毛主席争气。[34]

在工厂和村庄建立群众协会给了造反派们前所未有的权力。由于不同的工厂和村庄中的造反派相互联系起来,他们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力量。 1966年8月下旬,即墨县第一中学的造反学生驱逐了工作组,并迫使工作组负责人张俊光和他的下属放弃了他们收集的造反学生和教师的所有“黑材料”, 并向有关人士道歉。 造反学生还带着县委书记陆道平、县政府负责人王庆春和其他一些县领导去看学校、村庄和工厂里的大字报,收听造反派的广播,作为教育他们的方式。[35]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没有群众协会的制度支持,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即墨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袭击了警察局局长田世典和武装部部长张少峰,因为他们曾经逮捕过造反派领袖。 大同村的农民造反派组织举行会议,五次谴责田世典。 即墨第一中学的造反派学生组织迫使张少峰三次参加批评会。 在一次斗争中, 张拒绝承认逮捕造反派领袖的罪行,一些学生撕毁了张少峰的军装。[36] 最后,即墨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迫使警方释放了在文革开始时被捕的俞正阳和其他造反派领袖。[37]

来自南江村的十六岁的学生兰成武,是即墨第一中学十几个独立造反派组织之一的领导人。 他和他的同志们称他们的团队为 “红无畏造反队”。 他还在狱中写了一封支持俞正阳的公开信,并谴责警察逮捕造反派领导人。 农民们复印了他的信并把它贴满了即墨县的每一个地方。 兰成武和他的同志们自己花钱买了一台打印机来出版他们的《红无畏战报》,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不休息。 除了出版报纸,他们写了大字报,批评即墨县和学校的党委领导们。 他们在市场上免费分发报纸和小册子。[38]

起初,造反派参与这些政治活动必定会面临骚扰和折磨。来自城关派出所的警察李虎试图阻止兰成武和他的同志阎立波在市场上发布报纸。他们拒绝了。李虎把他们带到警察总部。在警察局内,李虎没收了所有的报纸,并对他们进行搜身。在骚扰了这两个学生一段时间之后,李虎以通常的无理的方式释放了他们。但是这两名学生拒绝离开并要求对非法骚扰道歉。当他们没有得到道歉的时候,他们立即在警察总部内开始绝食抗议。农民、工人、学生和教师蜂拥到警察局,以支持这两名学生。紧接着,抗议警察的骚扰,要求道歉的大字报覆盖了警察总部和邻居的墙壁。派出所所长孙长乐不得不与学生谈判,以结束对抗。他找来学生的父母,希望他们能说服自己的孩子回家。但学生拒绝让步。最后,孙先生道歉并承诺将惩罚李虎的非法行为。

当兰成武、颜立波等造反派保卫自己,并使得傲慢、咄咄逼人的党委领导受到猛烈的批评和肉体惩罚时,旧的政治文化的捍卫者认为这是“灾难”和“混乱”。 但这种所谓的“灾难”和“混乱”也使群众能够与当权者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