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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2019-2-25 23:1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0729| 评论: 0|原作者: 斯大林

摘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二、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扎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奥地利)和杜马(俄国)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地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注:只捉不放 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中描写一个名叫梅穆列佐夫的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携手并进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

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约•施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第33页)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它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它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它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激化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同起来,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迁就民族斗争。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瓦解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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