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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2019-2-25 23:1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3528| 评论: 0|原作者: 斯大林

摘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五、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

上面我们说过,鲍威尔虽然认为民族自治对捷克人、波兰人等是必需的,但是他反对给犹太人这种自治。对“工人阶级应否为犹太人民要求自治”这个问题,鲍威尔回答道:“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根据鲍威尔的意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让他们〈即犹太人。——约•斯大林注〉保全为一个民族”。

简言之,犹太民族将不再存在,所以无从为谁要求民族自治了。犹太人在被同化着。

对犹太民族命运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新的。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有过这种观点,他当时所指的主要是德国的犹太人。考茨基在1903年重述过这种观点(注:见他的《基什尼奥夫惨案和犹太人问题》1903年版。),他当时所指的是俄国的犹太人。现在鲍威尔在谈到奥地利的犹太人时又重述这种观点,不过有一点差别,就是他所否认的不是犹太民族的现在,而是犹太民族的将来。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不能保全为一个民族,在于“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这种解释基本上虽然正确,但还没有说出全部真理。问题首先在于犹太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这样一个阶层是不仅作为民族骨干,而且作为“民族”市场自然地把一个民族联结起来的。俄国的五六百万犹太人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和农业有一些联系。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从事商业、工业和在城市机关中工作,一般是住在城市里,并分散在俄国各处,无论在哪一省都不占多数。

可见以少数民族资格杂居在其它民族地区的犹太人主要是以工业家、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身分为“异”族服务的,在语言等各方面自然也就适应“异族”。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各个民族的日益杂居,就使犹太人受到同化。“特许犹太居住区”的废除只能加速这种同化。

因此,为俄国的犹太人要求民族自治的问题是有些滑稽可笑的:有人竟主张替一个前途被否定、存在与否尚待证明的民族要求自治!

虽然如此,崩得还是采取了这种滑稽可笑的动摇不定的立场,竟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905年)通过了主张民族自治的“民族纲领”。

驱使崩得走这一步的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即崩得作为犹太人的、而且仅仅作为犹太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而存在。早在1897年以前,那些在犹太工人中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就已经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犹太工人组织”。1897年,他们果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即联合成为崩得了。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时候。从那时起,崩得不断发展和扩大起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处境惨淡的时候日益显露头角……可是二十世纪到来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开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犹太工人吸引到群众斗争中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崩得”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崩得那种没有地域基础的民族圈子愈见狭小了。一个问题摆在崩得面前:或者是融化到各民族的总浪潮中去,或者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做一个超地域的组织。崩得选择了后者。

所谓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理论”就这样形成了。

但是要“简单地”随便为这个奇怪的“理论”作辩护已经不可能了,必须有某种“原则性的”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才行。民族文化自治就成了这样的根据。崩得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那里抄袭了民族文化自治就抓住不放。即使奥地利人没有这样的纲领,崩得也一定会想出一个来,以便“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作辩护。

这样,崩得在1901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一番怯懦的尝试以后,终于在1905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纲领”。

第二种情况,即犹太人作为个别的少数民族在各完整地区的其它密集的多数民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地位使犹太人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使他们走上被同化的道路。但这是客观的过程。主观上,在犹太人头脑中,这一过程却引起了反应,提出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不受同化的问题。崩得既然宣扬犹太“民族”富有生命力,就不能不采取主张“保障”的立场;既然采取了这种立场,就不能不采纳民族自治。因为,如果崩得能够抓住什么自治,那就只能是民族自治,即民族文化自治:犹太人的地域上政治上的自治是谈不上的,因为犹太人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

值得注意的是崩得一开始就强调说,民族自治的特点就是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崩得代表戈尔德勃拉特说民族自治就是“保障它们〈即各个民族。——约•斯大林注〉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这也不是偶然的。崩得思想的拥护者也是抱着这种主张加入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

崩得就这样采取了主张犹太人民族自治的可笑的立场。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民族自治。这一分析说明了民族自治导致民族主义。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崩得果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不过崩得还从特殊方面即从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来考察民族自治。我们也就从这个特殊方面来分析问题吧。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犹太少数民族问题)对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就是“保障”各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但“保障……的机关”等等究竟是什么呢?

这首先就是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民族委员会”,一种类似掌管文化事宜的议会。

可是这种机关能否保障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呢?掌管文化事宜的某种议会能否保障民族免于民族主义的迫害呢?

崩得认为能保障。

但历史证明恰恰相反。

俄属波兰曾经有过议会,一种政治性的议会,它当然力求保障波兰人自由“发展文化”,可是它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同俄国总的政治条件作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垮台了。

芬兰早就有了议会,它也力求保护芬兰民族不受“侵犯”,但它在这方面究竟有多少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议会是有各种各样的,对付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芬兰议会不象对付贵族的波兰议会那样容易。但是有决定意义的终究不是议会本身,而是俄国总的制度;如果俄国目前还象过去一样,象废除波兰议会时一样,存在着野蛮的亚洲式的社会政治制度,那么芬兰议会的处境就要坏得多。况且“侵犯”芬兰的政策正在加紧推行,决不能说这种政策遭受过失败……

历史上形成的老机关政治议会尚且如此,新的议会,新的机关,尤其象“文化”议会这样软弱的机关,就更不能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了。

问题显然不在于“机关”,而在于国内总的制度。国家没有民主化,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也就没有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愈民主,对“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就愈多。

俄国是半亚洲式的国家,所以这里的“侵犯”政策往往采取极粗暴的方式,即蹂躏的方式。不用说,所谓“保障”在俄国是少到最低限度的。

德国已经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欧洲式的国家。无怪乎那里的“侵犯”政策从来不采取蹂躏的方式。

在法国,“保障”当然更多些,因为法国比德国民主。

瑞士更不用说了。那里由于有高度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它们是少数还是多数。

总之,崩得硬说“机关”本身能保障各民族充分发展文化,这是十分荒唐的。

也许有人会指出,崩得自己也认为俄国的民主化是“建立机关”和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但这是不对的。从《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可以看出,崩得想在俄国现存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犹太教公会去达到成立这种“机关”的目的。

有一个崩得首领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说过:“犹太教公会能成为将来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核心。民族文化自治是民族自我服务的形式,是满足民族需要的形式。犹太教公会这一形式也包含着同样的内容。这是一条链子的几个环节,是一个进化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代表会议根据这一点决定必须争取“改革犹太教公会,通过立法程序把它变成世俗机关”,即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机关。(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显然,崩得当作条件和保障的并不是俄国的民主化,而是犹太人将来的“世俗机关”,这种机关是用“改革犹太教公会”的方法,所谓根据“立法”程序,即经过杜马而成立的。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在整个国家内没有民主制度,“机关”本身是不能尽“保障”之责的。

那么,在将来的民主制度下究竟怎样呢?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是也需要有“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呢?例如民主的瑞士在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里有没有施普林格的“民族委员会”之类专门的文化机关呢?那里并没有这种机关。那么,在那里占少数的例如意大利人的文化利益是不是因此受到损害呢?这类事情还没有听说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瑞士国内的民主制度使一切似乎能“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都成为多余的了。

总之,现在是软弱的,将来是多余的,——民族文化自治机关就是如此,民族自治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把这种民族自治强加于一个存在和前途都成问题的“民族”身上,那么它的害处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于同化,只求“保全”民族。

崩得必然会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它事实上已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所指的是崩得最近几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安息日”、“犹太语”等等尽人皆知的决议。

社会民主党努力为一切民族争取本族语言权,但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特别坚决地”捍卫“犹太语言权”(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而且崩得自己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宁愿选举他们〈即复选代表〉中间答应捍卫犹太语言权的人”。

不是共同的本族语言权,而是单独的犹太语言权,犹太语权!让各个民族的工人首先去为本族语言而斗争:犹太人为犹太语言而斗争,格鲁吉亚人为格鲁吉亚语言而斗争等等。为各民族共同的权利而斗争是次要的事情。你尽可不承认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本族语言权,只要你承认犹太语权,你就可以放心:崩得会投票拥护你,崩得“宁愿选举”你。

那么,崩得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社会民主党要求规定每周必须有一个休息日,可是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用“立法程序”“保证犹太无产阶级有权过安息日,不得强迫它也过另一个节日”。

应该想到崩得会“进一步”要求有权过一切旧的犹太节日。如果崩得不幸,犹太工人已抛弃偏见,不愿过这种节日,那么崩得就要用争取过“安息日的权利”的鼓动去叫他们想起安息日,在他们身上培植所谓“安息日精神”……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许多发言人要求设立“犹太医院”的“热烈言论”,其根据是“病人在自己人中间觉得愉快些”,“犹太工人在波兰工人中间会觉得不愉快,而在犹太店铺老板中间会觉得愉快”。

保存一切犹太的东西,保全犹太人的一切民族特点,以至保全显然对无产阶级有害的特点,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隔开,甚至主张设立专门的医院,——请看崩得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崩得“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弗拉•科索夫斯基和象他那样的崩得分子可以骂普列汉诺夫为“蛊惑者”(注:见《我们的曙光》杂志[《我们的曙光》(《Нaщa_Зaря》)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的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费•伊•唐恩、谢•奥•策杰尔包姆(弗•叶若夫)等。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1912年第9—10期第120页。)(注: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10月2日(公历15日)《护党报》第三号上发表了《又一个分裂的代表会议》一文,斥责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指出崩得分子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是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为此,崩得领袖弗拉•科索夫斯基用《不可宽恕的蛊惑行为》为题致函取消派杂志《我们的曙光》编辑部,以回击普列汉诺夫。)(纸上是什么都能写的),然而熟悉崩得活动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勇士们就是害怕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于是用“蛊惑人心”一类的谩骂字眼来掩护自己……

崩得在民族问题上既然采取这样的立场,在组织问题上自然就走上使犹太工人隔离的道路,走上在社会民主党内结成各民族选民团的道路。民族自治的逻辑就是如此!

崩得果然从“唯一代表”论进到工人“民族划分”论了。崩得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组织结构上实行按民族划分”(注:见《关于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报》第7页)。然后,它又由“划分”论“进一步”走到了“隔离”论。无怪乎在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有人说“民族生存就是隔离”(注: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72页。)。

组织上的联邦制包含着瓦解和分离主义的成分。崩得正在走向分离主义。

它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它那种超地域组织的地位驱使它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它是在“别人的”地域上活动的,然而和它来往密切的波兰、拉脱维亚以及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是跨民族的地域性的集体。结果便是这些集体每扩大一步都使崩得多受一分“损失”,使崩得的活动场所缩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应按民族联邦制原则实行改组,那时崩得就有可能“保障”自己拥有犹太无产阶级;或者是这些集体的跨民族的地域原则仍然有效,那时崩得就要象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按跨民族的原则实行改组。

崩得一开始就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按联邦制原则实行改组”(注:见《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制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1902年崩得版。),原因就在这里。

1906年,崩得向下层群众要求统一的浪潮让步而选定了中间道路,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但它是怎样加入的呢?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为了和平地共同进行工作,但崩得加入的目的是为联邦制而战斗。崩得首领麦迭姆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是为了太平生活,而是为了斗争才加入的。太平生活是没有的,只有马尼洛夫(注: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之流才会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能享受太平生活。崩得应当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去加入党。”(注:见1906年在维尔纳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杂志[《我们的言论》(《Нaще Слово》)是崩得的合法周刊,1906年在维尔诺出版,共出了九期。]第3期第24页。)

如果认为这是出于麦迭姆的恶意,那就错了。问题并不在于恶意,而在于崩得的特殊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它就不能不和建立在跨民族的原则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崩得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自然就破坏了统一的利益。最后,事情竟发展到崩得违背了党章,在选举第四届杜马时联合波兰民族主义者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决裂。

显然,崩得认为决裂是它的独立自主活动最好的保障。

组织上“划分”的“原则”就这样导致了分离主义,引起了完全决裂。

从前崩得和旧《火星报》(注:《火星报》(《ИСкрa》)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4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1903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第20、26、100、174、256、498页。)辩论联邦制问题时说:

“《火星报》想使我们相信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联邦关系一定会削弱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援引俄国的实践来驳斥这种意见,原因很简单: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是联邦制的团体。然而我们可以援引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根据1897年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变成了一个联邦性的组织。”(注:见《民族自治……问题》(指《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制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编者注))

这是在1902年写的。

现在已经是1913年了。现在我们有了俄国的“实践”,也有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这些“实践”和“经验”究竟说明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吧。1896年以前,奥地利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 即第二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7日—8月1日召开。大会讨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战争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等。)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1897年,在党的维也纳(维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组成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议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连合作社也被殃及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竟号召工人拆散合作社。(注:见《分离主义的文件》第29页所援引的瓦涅克的小册子的这些话。)至于分离主义的鼓动会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往往推动他们走上破坏罢工的道路,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证明崩得是错误的,旧《火星报》是正确的。奥地利党内联邦制造成了最恶劣的分离主义,破坏了工人运动的统一。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崩得分离主义者也象捷克分离主义者一样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了。至于工会,崩得的工会,那么它们一开始就是按民族原则组织起来的,就是说,和其它民族的工人是隔绝的。

完全隔离,完全决裂,——这就是联邦制在“俄国的实践”所表明的。

这种情形自然要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使他们的士气涣散,而且这种涣散现象也侵入崩得里面了。我们指的是犹太工人和波兰工人因失业问题而发生日益频繁的冲突。请看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所发的议论吧:

“……我们把排挤我们的波兰工人看成暴徒,看成黄色工人;我们不支持他们的罢工,而要破坏他们的罢工。第二,我们用排挤对付排挤:他们不许犹太工人进工厂做工,我们就不许波兰工人进手工作坊做工……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注: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19页)(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崩得代表会议就是这样谈论团结精神的。

这真是登峰造极的“划分”和“隔离”。崩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它已经把各民族的工人划分得厮打起来,划分得破坏起罢工来了。不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

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的涣散,——这就是崩得联邦制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及其所造成的气氛,在俄国比在奥地利更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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