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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2019-2-25 23:1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3987| 评论: 0|原作者: 斯大林

摘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六、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抵挡不住民族主义“时疫”的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步崩得的后尘(虽然这很奇怪)而宣布了民族文化自治。

全高加索实行区域自治,高加索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上述社会民主党人(顺便说一下,他们是附和俄国取消派的)就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要求的。

请听听他们公认的领袖,并非无名的诺某所说的话吧:

“谁都知道,高加索无论按居民的人种成分或按地域和农业文化来说,都和中部各省大不相同。要开发并在物质上发展这样的边疆区,就需要有本地的工作人员,需要有熟悉当地特点、习惯于当地气候和文化的行家。一切以开发本地为目的的法律都必须由当地颁布,并由当地人才去执行。因此,颁布有关当地各项问题的法律属于高加索中央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所以高加索中央机关的职权就在于颁布旨在开发本地经济富源,促使边疆区物质繁荣的法律。”(注: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我们的生活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日报,于1912年7月1—22日在库塔伊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1912年第12号。)

总之,就是高加索的区域自治。

诺某对理由的说明有点语无伦次,互不连贯,如果撇开这点不谈,那就应该承认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高加索居民成分及其生活条件有许多特点,在全国性的宪法范围内(这一点诺某也不否认)实行高加索区域自治确实是必要的。这一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承认了的,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在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与俄国本土各地区不同的边疆地区实行区域自理。”

马尔托夫把这一条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时,曾这样申述其理由:“俄国幅员的辽阔和我们的集中管理的经验,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芬兰、波兰、立陶宛和高加索这样大的地域单位实行区域自理是必要而合理的。”

由此可见,应当把区域自理了解为区域自治。

但是诺某还要更进一步。他认为高加索区域自治所包括的“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说的只是本地生活的物质上的发展。但可以促进边疆区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活动,而且还有精神上文化上的活动……”“文化上很强的民族,在经济方面也是很强的……”“但是只有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发展民族的文化……”“因此,凡与本族语言有关的问题都是民族文化问题。教育、诉讼、教会、文学、艺术、科学、戏剧等等问题便是这样的问题。从物质上发展边疆区的事业把各民族联合在一起,而民族文化事业却使各民族彼此分开,使每个民族单独进行活动。前一种活动是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的……”“民族文化事业则不然。这种事业并不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而和一定民族的存在相联系。格鲁吉亚语言的命运是任何地方的格鲁吉亚人同样关心的。如果以为格鲁吉亚文化只和住在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有关,那就太无知了。举亚美尼亚的教会为例。各地和各国的亚美尼亚人都参加管理教会的事务,地域在这里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或者,例如创办格鲁吉亚博物馆,无论梯弗利斯的格鲁吉亚人或巴库、库塔伊斯、彼得堡及其它各地的格鲁吉亚人都是关心的。这就是说,一切民族文化事业均应由各有关民族自己去掌管和领导。我们主张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注: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1912年第12号。)

简言之,文化不等于地域,地域也不等于文化,所以必须实行民族文化自治。诺某可以替民族文化自治辩护的不过如此而已。

我们在这里不再一般地谈民族文化自治,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把它的坏处说明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民族文化自治不但毫无用处,而且从高加索的条件来看,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

原因如下:

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具有发达的文化和文学(注:“文学”一词俄文是“лиTepaTypa”,这里泛指书面著作。——编者注)的、较为发达的民族为前提的。没有这些条件,这种自治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而变为无稽之谈。但是高加索许多民族只有原始的文化,它们虽有特殊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学;况且这些民族都处于过渡阶段,一部分在被同化,一部分在向前发展。怎样在它们那里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呢?怎样对待这些民族呢?怎样按民族文化自治所肯定要求的那样把它们“组织”成一些单独的民族文化联盟呢?

怎样对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学的明格列里亚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斯万人、列兹金人等呢?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民族呢?能不能把他们“组织”成一些民族联盟呢?应当以什么“文化事业”为中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呢?

怎样对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鲁吉亚人同化(但还远没有完全被同化)、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罗斯人同化、一部分又正在向前发展、创造着本民族文学的奥塞梯人呢?怎样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

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扎尔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它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还有科布列特人呢?英谷什人呢?英格洛伊人呢?

把许多民族屏弃在外,这算什么自治呢?

不,这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这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好吧,我们就来假设一下不可假设的东西,假定我们这位诺某的民族文化自治已经实现了,那么它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支配一切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骑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

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给反动分子助长声势呢?

把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圈到一个替最凶恶的反动分子奴役群众的民族文化联盟中去,——难道高加索取消派再不能“宣布”一种较好的办法吗?……

不,这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只有把后进的民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能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高加索区域自治之可以采纳,在于它把后进的民族引上总的文化发展的大道,帮助它们跳出小民族闭关自守的狭隘范围,推动它们前进,使它们易于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自治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把各民族禁锢在旧的狭隘范围内,把它们固定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妨碍它们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

因此,民族自治使区域自治丧失它的优点,把区域自治化为乌有。

正因为如此,诺某所提议的那种混合式的自治,即将民族文化自治和区域自治配合起来的自治,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反常的配合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除了阻碍后进的民族的发展以外,还会把区域自治变成被组织在民族联盟内的各民族互相冲突的舞台。

这样,毫无用处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反动的妄想了。

诺某及其高加索同道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如此。

高加索取消派是否会“进一步”,是否会在组织问题上也效法崩得,这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到现在为止,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总是先有组织上的联邦制,然后才有纲领上的民族自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从1897年起实行了组织上的联邦制,而民族自治是两年以后(1899年)才采用的。崩得分子第一次明确地叫喊民族自治是在1901年,而组织上的联邦制远自1897年就实行了。

高加索取消派是从末尾开始,即从民族自治开始做起的。如果他们还继续跟着崩得走,那么他们就得先把目前这个早在九十年代末根据跨民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全部摧毁。

但是采用工人暂时尚不明了的民族自治是很容易的,而要摧毁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苦心培育出来、多年建立起来的机构,那就很困难了。只要一开始实行这种赫罗斯特拉特(注:赫罗斯特拉特 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留名于后世,竟纵火焚烧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爱非斯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一词成了为追求个人名声而不惜犯罪的人们的通称。)的想法,工人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出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主义实质了。

——

如果说高加索人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是一种平常的方式,即口头讨论和文字辩论的方式,那么取消派的全俄代表会议却想出了一种完全不平常的方式。一种简便的方式。请听吧:

“听取了高加索代表团……关于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的报告以后,代表会议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确认对纲领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作这种解释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

总之,首先是“对这一”问题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然后却来“确认”。真是一种新奇的方式……

究竟这个新奇的代表会议“确认”了什么呢?

就是确认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纲领的“原意并不抵触”的。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论点吧。

民族自决的条文所说的是民族权利。根据这个条文,民族不仅有权实行自治,而且有权实行分离。条文上所讲的是政治上的自决。取消派竟企图曲解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早已规定的这种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这想欺骗谁呢?

或许取消派会规避问题,用诡辩为自己辩护,说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一切民族都同意按民族文化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所有这些民族就完全有权这样去做,谁也不能强迫它们接受别的政治生活方式。真是既新颖又聪明。是否还要加上一句:一般讲来,民族有权废除自己的宪法,有权用专横制度代替宪法,有权恢复旧制度,因为民族,也只有民族本身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民族文化自治或任何一种民族的反动措施都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

可敬的代表会议想说的是不是这一点呢?

不,不是这一点。它分明说:民族文化自治不是和民族权利,而是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这里所说的是纲领,而不是民族权利。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个民族向取消派代表会议请求指示,那么代表会议就会直接确认民族有民族文化自治权。但是向代表会议请求指示的并不是民族,而是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团”,不错,他们是一些不好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毕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他们所过问的不是民族权利,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矛盾,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意”“抵触”?

总之,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意”并不是一个东西。

显然也有这么些要求,它们虽然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但可能和纲领的“原意”抵触。

例如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有信教自由一条。按照这一条,任何一群人都有权信奉任何一种宗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宗教压制,反对压制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等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始终反对压制天主教和新教,始终维护各民族有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但同时它要根据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反对天主教、反对新教和反对东正教的宣传,以便获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胜利。

社会民主党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等无疑是和纲领“原意抵触”的,即和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的。

自决权问题也是如此。各民族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情,有权保存自己的任何一种民族机关,无论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谁也不能(没有权利!)用强迫手段干涉各民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就不进行斗争,不进行鼓动,以反对各民族的有害的机关,反对各民族的不适当的要求。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必须进行这种鼓动,必须努力影响各民族的意志,使各民族按照最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要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同时要进行鼓动,比方说,既要反对鞑靼人实行分离,又要反对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因为二者虽然和这些民族的权利并不抵触,可是和纲领的“原意”抵触,即和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

显然,“民族权利”和纲领的“原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纲领的“原意”表现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纲领中科学地规定的利益,民族权利却可以表现任何阶级——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等等——的利益,这要看这些阶级的势力和影响而定。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一个是由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谈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是否“抵触”,正象谈论奇阿普斯金字塔(注:奇阿普斯金字塔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奇阿普斯(约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时在位)的陵墓,位于开罗附近的吉萨,高一百四十六点五米,底边各长约二百三十米,用了二百余万块每块平均重两吨半的巨石,不施泥灰,叠砌而成。)和臭名远扬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是否“抵触”一样,二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由此可见,可敬的代表会议竟无可宽恕地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结果得到的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是一套谬论,依照这种谬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不抵触”,因此,民族的每一要求都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兼容,因此,力求自决的民族的任何一种要求都不会和纲领的“原意抵触”!

他们太滥用逻辑了……

在这套谬论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取消派代表会议臭名远扬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和纲领的“原意并不抵触”。

但是取消派代表会议所违背的不仅是逻辑的规律。

它还违背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负的义务,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它确实违背纲领的“原意”,因为大家知道,通过这个纲领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断然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请看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发言吧:

“戈尔德勃拉特〈崩得分子〉说:……我认为必须设立一些能保障各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因此我提议在第八条上补充一句:‘并设立一些保障它们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大家知道,这就是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条文。——约•斯大林注〉

马尔丁诺夫指出,应该设立也能保障局部利益的总机关,任何保障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都是不能设立的。

叶哥罗夫说:在民族问题方面,我们只能采纳消极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反对对民族的一切限制。但某一民族是否会作为一个民族发展下去,这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关。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科尔佐夫说:崩得代表一听见有人说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感到委屈。然而一位崩得代表提出的修正案却带着纯粹民族主义的性质。他们竟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积极的办法去维持那些甚至已在衰亡的民族。”

……结果,“戈尔德勃拉特的修正案以多数对三票被否决了”。

总之,取消派代表会议显然是和纲领的“原意抵触”的。它违背了纲领。

现在取消派企图为自己辩护,竟求援于斯特哥尔摩代表大会(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公历4月23日—5月8日)举行。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土地纲领问题、对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就以上主要问题作了报告或发言,并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化名伊万诺维奇代表梯弗利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出席大会。他在大会关于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国家杜马等问题的辩论中曾几次发言,并发表声明,用具体事实揭露了南高加索孟什维克对于国家杜马、对于和崩得订立协约等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策略。由于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工业区党组织在1905年十二月起义时和起义后遭到严重破坏,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占了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具有孟什维克的性质。但孟什维克也被迫接受了列宁拟订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一条条文,从而否定了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孟什维克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则全是孟什维克。列宁和斯大林对这次代表大会工作的分析,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似乎这次大会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例如弗拉•科索夫斯基写道:

“大家知道,根据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达成的协议,崩得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纲领(直到民族问题在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解决时为止)。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了民族文化自治无论如何和全党纲领并不抵触。”

但取消派的企图是徒然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并没有考虑批准崩得的纲领,而只同意暂时把这一问题作为悬案。勇敢的科索夫斯基竟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真情。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且看:

“加林提出修正案:‘民族纲领问题因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而留作悬案。’(五十票赞成,三十二票反对。)

有人问:留作悬案是什么意思?

主席答:我们说把民族问题留作悬案,这就是说,崩得在下届代表大会以前可以保留自己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决定。”(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

可见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讨论”崩得的民族纲领这一问题,只是把它留作“悬案”,让崩得自己在下届全党代表大会以前去决定自己纲领的命运。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规避了这个问题,对民族文化自治未置可否。

可是取消派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定的评价,认为民族文化自治可以采纳,并根据党纲批准了它。

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由此可见,取消派代表会议虽然用尽了一切狡猾手段,但并不能使民族问题有丝毫进展。

在崩得和高加索民族主义取消派面前献媚,——这就是代表会议所能施展的全副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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