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和国际资本流动

四、国际专业化的形式和交换条件

(一)世界贸易的结构特征

从最“外在”最表面的东西出发，我们首先看到，各种不同经济之间明显的不协调，而且越来越不协调。

第二个最平淡而明显的事实是，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的专业化程度更高——专门输出某些“基础产品”，一般还同时出现供方和买方相对集中的现象。

但是，我们所关注的是全部发达国家与全部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因而只强调发达国家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而不谈发达国家之间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这种见解引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果：被交换产品的相对重要性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中比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大得多。这是由于发达国家贸易的主要部分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发达国家相互进行大约80%的贸易而仅同欠发达国家进行20%的贸易，但就外围国家而言，形势正好相反，它们同发达国家进行80%的贸易。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表面上混乱不堪的关系理顺了。就发达国家而言，存在着一种明确的关系：在经济规模与出口和产值的比率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反比关系。它反映出比较利益说所忽视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扩大市场的固有趋势。就欠发达国家而言，经济规模这个因素被以外部需求为基础的发展程度大大地掩盖了。但是总体说来，欠发达国家深深地加入了世界市场。

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比它们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增加得更为迅速，世界贸易中制成品与制成品的交换增加了。

（二）百年来交换条件和技术进步的变化

百年来交换条件的变化（“纯货物贸易条件”）如表1-1所示：

表1-1百年来交换条件变化表

就最近一个时期而言，可以把它明确地分成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从战后到朝鲜战争结束（直至1953~1955年前后）。这期间交换条件确实发生了有利于欠发达国家的改善。但是在当代的发达世界进入大繁荣时期以后，交换条件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恶化。就欠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而言，交换条件至少下降了5%~15%，或许下降了8%~25%。

要知道上述交换条件的变化是否“正常”，首先要回答以下的问题：技术进步在发达国家的出口生产中是否比在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生产中更为迅速。

就当代而言，技术进步的模式似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进步不再是“使用资本”了，见表1-2。

表1-2资本与产值的比率变化

此表引自R.里奇塔，《外在十字路口的文明》，巴黎，1969，第373页；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克里默、博伦斯泰因和C.克拉克。

这种比率的百年变化的逆转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始。以自动化为基础的这场革命使“残余因素”（科学）渐趋成为技术进步的基本因素，而传统生产职能的主要因素（劳动和资本）的作用日趋减小。

(三)用需求分析说明交换条件恶化的种种尝试

1.需求分析

按照主观主义的价值观，价格取决于需求，而且仅仅取决于需求，它与生产成本的任何变化无关。当代的经济学家们就是热衷于从主观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说明欠发达国家交换条件恶化的机制。

2.交换条件的恶化和工资的变化对比

或许，保罗·普雷比什是持另一种观点的，也就是持技术进步和要素报酬的百年变化对比分析观点的第一位经济学家。

欠发达国家的交换条件在正常情况下本应改善，但它们却恶化了。

普雷比什认为，这正是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情况。他用工资在周期中的变化来说明这种情况。在欧洲的每一个繁荣阶段，工资收入者们都曾因生产率的提高而能够增加工资收入。在每个衰退阶段，不易改变的名义工资阻碍了这些收入的下降。在原料生产国，劳动供给的持续过剩使这些收入不能随着普遍的繁荣而提高。

（四）国际专业化在历史上的形式

国际交换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国际交换的定义是不同的社会，也就是以不同社会形态为特征的社会之间的产品交换。

随着资本主义成为世界体系，国际交换改变了性质。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能够真正谈论国际专业化，也就是已知价值——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不过，资本主义的中心征服世界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与这些特点相适应的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专业化的特有方式。

国际专业化过去的、现在的——或许是将来的——各种方式，它们始终体现着有利于中心的原始积累机制，而一直让外围扮演同样的角色——尽管形式有所更新。正是这种通过劳动报酬差距的扩大表现出来的机制，延续和加重了外围的欠发达。同时，这种欠发达的发展通过外围形态所固有的内部矛盾的激化表现出来：外围经济内部的部门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就分析欠发达社会形态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差距。

五、对外贸易和市场问题

比较利益说肯定无法说明帝国主义时代对外贸易的异乎寻常的发展；显然也无法说明，而且尤其不能说明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阶段起出现的大规模资本输出。

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不断发生又不断被克服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既说明市场扩张的固有趋向，也说明国际资本运动的固有趋向。

(一)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固有趋向

比较利益说认为，国际贸易的深刻原因是商品相对价格的国际差异。

然而，恰恰就是因为用这种方法来确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才使该理论软弱无力。交换发生的原因应当在参加交换的国家的内部动态中去寻找。

扩大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地方市场变成全国市场，然后变成世界市场。

国际贸易的绝对和相对范围的扩大的深刻原因，应当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动态，从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力——追求利润和追求利润所造成的、影响资本主义公司行为的机制中去寻找。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不断扩大，因为追求利润引起了竞争，而竞争者则驱使每一个公司去积累，去扩大，并且为此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更廉价的原料，到更遥远的地方去销售产品。同样的机制既扩大了当地市场也开拓了全国市场，它驱使公司到国外销售产品。

之所以存在到国外去购买和销售的趋向，是因为到处都有准备向国外销售的公司，它们从公司的扩大中获取的利益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扩大市场的趋向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深刻原因。

在垄断时代，这种扩大市场的固有趋势的表现形式迥然不同。因为，从这时开始，商品输出可以同资本输出同时存在，而且资本输出对商品输出是一种促进。对中心的资本而言，国际关系（贸易和资本输出）保留着同样的职能，也就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作斗争：(1)扩大市场和开发剩余价值率高于中心的新地区；(2)降低劳动力和不变资本的成本。但是，要分析这些新的条件，首先必须分析中心资本主义输出资本的固有趋势。

(二)中心资本主义输出资本的固有趋势

政治经济学课本先后分别讲述商品贸易和国际资本运动。这种讲述的方式有其教育学方面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先后提出的两种理论是相互矛盾的。

应当强调，这种讨论的全过程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它没有提出中心和外围这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

要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同时援引六个说明问题的事实。

第一，老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从1880年起才真正初具规模。

第二，老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主要是向正在形成的新中心国家输出资本，其次才是向欠发达国家输出资本。

第三，资本输出不但没有取代商品输出，反而促进了商品输出，尽管资本输出的运动比商品输出的运动规模更大。

第四，在中心和外围的关系中，或者在老牌中心和正在形成的中心的关系中，外国资本投资的流入（输出利润的流出）动态差异很大。

第五，正在形成的“新中心”的工资趋于提高到向它们提供资本的老牌中心的工资水平，而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工资差距却趋于扩大。

第六，外围的利润率比中心高。

边际效用论的分析一向不能提出真正的问题：它把利润说成是资本的报酬方式，因而全部都是属于普遍和谐意识形态的、静止的假分析。只有三种理论曾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李嘉图的收益递减说、后凯恩斯的成熟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及其延续的分析。

1.普遍和谐的意识形态：利率、储蓄和投资

边际效用论者认为，利息是资本的报酬，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资本应当投在报酬最高的地方。但是困难在于，投资不是由储户决定，而是由企业主决定。可是，边际效用论恰恰割裂了企业和资本这两种职能。是什么决定着企业主的态度呢？是利润。当利润率低的时候，即便利息率高——甚至越是如此——企业主也不会扩大他们的生产。资本无处投资，仍然是游资。相反，当利润率高的时候，企业主渴望投资。他可以付给储户以高额利息。在边际效用论看来，显然存在一种按照利润调整利息和按照利息调整利润的双重机制。当利息高、利润率低的时候，储户便停止储蓄，因为他们不能用他们的储蓄来投资（错误或许就出在这里）。实际需求受到刺激，消费的增加使投资效益得到恢复。

所以，任何资本运动理论均应建立在对利润率变化的分析基础之上，因为决定投资的正是利润而不是利息。

2.李嘉图动态和收益递减

李嘉图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动态具有双重根据：一定数量土地的收益递减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收益递减律告诉我们，除了支付地租以外，工资总额趋于耗尽全部产值。地主是技术进步的唯一受益者。利润部分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会减少。到了一定的时候，会发生利润率为零的情况。

3.后凯恩斯派和“成熟”经济中的储蓄过量

哈罗德是在凯恩斯以后第一个试图运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来分析长期动态的经济学家。他把在利息率固定不变条件下保持资本系数（全国的资本与国民收入的比率）稳定的技术进步称为“中性的”技术进步。在这种条件下，技术进步不改变分配。因而哈罗德的这种假说等于提出了有机构成稳定不变和剩余价值率也固定不变这样两个假设。倘若技术进步是持续不断的并且始终是中性的，它就会不断地提高国民收入。要实现均衡的增长，储蓄的增加就必须不快于收入，也就是说储蓄的边际倾向必须稳定不变。然而当收入增加时，边际储蓄倾向却会增大。要使增长保持均衡，利息率就必须持续不断地降低。哈罗德补充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要求储蓄也增长。因而，动态的均衡要求利息率持续不断地降低具有双重原因。然而，利息率却恰恰不能降低并且变成负数，因为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货币的，而且由于后一个理由，它不能下降到“灵活偏好”所要求的水平以下。于是，增长被滞阻了：经济处在新投资为零的“发展过剩”状态之中。储蓄逃离这种“发达过剩”的国家。

所以，哈罗德的动态是以利息—储蓄和人口—储蓄的双重关系的论断为根据的。

4.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是“耗用资本”，也就是说它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

企业主为完成某种生产而必须花费的开支中用于购置原料和机器的开支与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开支之间的比率。这种比率就是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

虽然我们不应当把马克思的有机构成和哈罗德的资本系数混为一谈，但是这两个比率的提高却反映了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能够在自然资源不变的条件下用同样数量的直接和间接劳动获得更高的总产值。一方面因为当有机构成提高的时候，周转速度下降；另一方面因为工资除以利润之商（或剩余价值率）相对保持稳定。资本周转速度同有机构成有关并不是巧合。实际上，这种速度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率有关。固定资本是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越是重工业，这种比率就越高，资本周转速度就越慢，这是在信贷的一般条件保持不变条件下的情形。短期信贷能够使企业主用同样数量的垫付资本把更多的资本投入使用（用透支和贴现期票的办法弥补流动资本开支），从而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至于剩余价值率（利润—工资的商数），它至少在长期内是相当稳定的。在短期内，利润比工资表现出更大的弹性。

在这些条件下，技术进步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人们之所以批判这个利润率下降规律，是因为有机构成的提高反映了生产率的进步，它能够使剩余价值率提高，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却会对利润率产生与上述规律相反的影响。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证明利润率下降趋势比这种反趋势更强，因为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中生产率提高得更为迅猛，剩余价值率虽有提高，却比有机构成提高得慢；或者因为在其他工业中这种生产率提高幅度更大，而上述比率的变化都没有这样大。

趋势规律并不是一种“经验证明在短期内是虚假的”而“经验证明在长期内是真实的”规律。严格地说，这种提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条规律本身包含着两种相反运动。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同步进行，因为引起有机构成（技术进步）提高的同样的力量也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事实上，技术进步不断地造成劳动力的过剩——被这种进步“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这种过剩对劳动市场形成压力并且能够使剩余价值率升高。

随着商品和资本被深深地卷入世界市场，利润率的平均化具有向世界规模扩大的趋向。因此，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能够测定的）利润率的差别虽然是明显的，但是却不足以补偿在交换条件恶化的机制作用下、由于剩余价值差别而从外围流入中心的大量价值转移。

当代有一些新的趋向。事实上，垄断不仅要求利润的再分配有利于垄断者。直到最近，才有人分析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成不变的反映）在当代的“巨型企业”经济阶段中据以表现的条件：要实现潜在的垄断超额利润，就必须增加“剩余”（“剩余”的概念比剩余价值的概念更为广泛，包括非生产性收入和国家的收入）。巴兰和斯威齐在继续这一分析的同时，研究了这种增加的剩余的吸收方式。

重要的是，切勿把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尤其是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本输出的职能和机制同它们与外围之间的这些关系的职能混为一谈，因为无论是产品交换的性质、外国投资的方向，还是利润回流的动态都是不一样的。

在研究某些当代国际关系现象的时候，应当紧密联系国家吸收剩余这种论点。政府对外“援助”就属于这个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对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援助具有多种功能。除了“经济学家们”不会佯作不知的政治意义之外，这种政府援助能够使私人资本流动与利润回流之间的矛盾得到克服，也就是说它具有维持现状的基本功能，这种现状把不平等的专业化强加给外围。

对外援助没有使外围发展的功能，而只有维持其欠发达状态的功能，它也减少不了中心的过量剩余，因为它所造成的利润回流——特别是如果把隐蔽的价值转移回流也计算在内——远远超过了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