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1991年至今，学界已提出种种观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僵化腐败、十月革命“原罪”、戈尔巴乔夫改革、民族问题失控、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等，每一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苏联解体20周年到来之际，一些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首次公布，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苏联解体问题。新公布的文献资料进一步证实，苏联解体是苏联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联手，包括西方政治家、西方情报部门、苏联上层政治精英、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以及许多知识界和政界的精英，等等，有意无意地与西方配合，摧毁了统一的苏维埃联邦制国家。
一、1989年：俄罗斯民主派的分裂主义动向
到1989年，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与中央的斗争已非常尖锐，分裂主义趋势日趋明显，反对苏联的力量已经在蠢蠢欲动。在1989年9月16日到18日召开的莫斯科选民俱乐部联合会（МОИ）以及莫斯科选民协会（МАИ）会议上，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以及穆拉绍夫、克莱科等人民代表提出了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进行无情斗争的措施，实际上已经在为夺取政权而商讨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战术。
Л.А.波诺马廖夫：要研究各地区、各市乃至整个共和国的问题。要搞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推动将这些人提拔为候选人。选举出这些代表之后要保持联系，如果他们工作不能令人满意，那就召回。
Г.Х.波波夫：现在局势已由危机转入灾难。体制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尤其是贸易体制已经不发挥作用。现在有一种危险趋势：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惊慌失措，主张牺牲民主，这会导致内战或专政。如果是进步力量获胜，要么是叶利钦专政，要么是波波夫专政，要么是戈德良专政；如果是保守力量获胜，要么是戈尔巴乔夫专政，要么是利加乔夫专政，要么是雷日科夫专政。我们有机会获胜，但是保守力量将会强烈反抗……必须考虑到俄罗斯联邦的每一个人民代表。他（指的是人民代表）应该明白，如果他不按照跨地区小组说的投票，那么，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完全掌控选举，开始将居民中的自己人选到选举委员会。
波波夫：要将商业系统彻底瘫痪到一无所获的地步，以造成民众的普遍愤怒，这样就会造成莫斯科的工人总罢工，然后完全实施凭卡供应制度。剩下的商品（供应卡之外的商品）按照成本价销售。
А.Н.穆拉绍夫：应该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开立第二个账户，资助跨地区小组。
А.Н.克莱科：应该争取废除州大会，候选人计划的第四十二条应该废除。最高苏维埃已完全是我们的，没有一部法律的通过不是依据机构的指令，因为最高苏维埃不允许。在多候选人的选举制下，少数派代表将得以通过……
这其实是对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宣布了内战。这份会议记录直到一个月后才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戈尔巴乔夫等人显然也明白这种危险性。戈尔巴乔夫责成梅德韦杰夫和克留奇科夫：“这说的是什么？请组织相关工作，予以查清。戈尔巴乔夫。1989年10月17日”。这份会议记录能够证明：这些所谓的民主派的反人民本质。
在1989年里，苏共中央领导人曾私下谈论过莫斯科严峻的粮食形势。商店里没有面包，限时销售；粮店里货架都是空的。这些都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而人为制造的紧张局势，是为了挑动苏联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的不满情绪，起来反对政府。同时，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等人在国务委员会上请求戈尔巴乔夫帮助解决粮食问题，而实际上在某个地方储存着大批粮食。后来，波波夫在电视访谈中曾承认，当年他曾致电加里宁州（特维尔州）领导人，不要往莫斯科发送肉类[1]。这些情况能够表明：民主派试图运用反人民的政策，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
二、1990年：俄罗斯、乌克兰政治精英的分裂活动
1990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持苏联而进行全民公决，公决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希望保留苏联；而与此同时，一些政治精英已经开始密谋摧毁苏联国家。
1990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开始了摧毁苏联国家的进程。1990年8月~9月，俄、乌之间准备签署一份双边条约。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同戈尔巴乔夫的团队会谈时，诡称同意保留苏联，同时提出：要在俄、乌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条约的前言中写上：
【“……发展独立国家的联合体。”】
俄、乌的举措实际上已将苏联的基础摧毁。[2]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无视苏联民意，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成为消灭苏联的倡导者。1990年11月19日，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签署条约。按照该条约文本，该条约规定：
【“双方打算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国家间关系，互不干涉内政，放弃运用武力或经济压力的方法，用协商的手段以及其他国际法公认的原则和规范调节争议问题。”】
实际上，随着俄—乌两个加盟共和国条约的订立，苏联中央已经被架空，1990年3月17日通过全民公决中体现出来的苏联民意也已经被无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做法表明：他们都希望尽可能地给自己多多夺取权益。俄罗斯、乌克兰政治精英毁灭苏联国家的举动违背了苏联全民公决结果，违背、叛卖了苏联公民的意愿。就条约的内容来说，其实已经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签署的条约，这是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宣布独立后的又一分裂步骤，并通过俄—乌两国条约而强化了这一事实。这一举措本身摧毁了苏联的基础。俄罗斯是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是苏联的核心；而乌克兰则是最靠近西方的加盟共和国，工业基础雄厚，仅次于俄罗斯。两个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率先脱离苏联中央的控制，无疑会导致苏联的分崩离析。
三、1990年7月底到1991年12月：苏联中央展开的多次谈判
这个阶段，由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等人的过错，成为苏联总统制和整个苏联解体的重要阶段。1990年7月底，主张保留苏联和反对保留者的斗争尖锐起来。以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任命的全权代表团为一方，以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两个共和国分别为另外一方，展开了多次谈判，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都表明自己坚决对抗苏联中央的意志和与苏联中央之间的严重矛盾。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方面看来，“中央”概念指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总统和苏联各部，它们试图瓜分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和设施。在谈判进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遗余力地从苏联中央为自己争取更多权益。
俄、乌的做法甚至令其他加盟共和国感到不安（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看到，叶利钦试图取代戈尔巴乔夫，而俄罗斯联邦试图取代苏联中央，俄联邦方面试图破坏、分割统一的经济、外交、社会、政治、民事和军事空间，给自己争取最大的份额。
（一）苏联中央与俄罗斯的谈判及其后果
苏联中央与俄罗斯的谈判，苏联最高苏维埃工作组的领导人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委员会主席塔拉泽维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工作组领导人；还有库德里亚夫采娃是苏联人民代表，也是苏联科学院副主席，是联盟条约草案筹备学术保障组的领导人。
1990年8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工作组磋商会晤纪要》中的会谈成果：双方同意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进行磋商，新联盟条约的筹备已经进入实际解决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共同努力，推动各个苏维埃共和国在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巩固国家统一。强调，必须考虑到，大多数共和国已经通过了主权宣言。在磋商过程中，讨论了未来新联盟条约的构想性、组织性问题和一些具体问题，讨论了俄罗斯联邦准备转交给苏联中央的权利，并强调说，这并非唯一的决定，而是方案之一。俄罗斯联邦工作组提出了苏联直接管理（在加盟共和国的监督之下）的设施和对象：环保、国防、国家安全、核能以及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同管理的领域即航空和铁路交通、海军、国防工业领域和航空航天领域、加盟共和国边界防卫、关税、货币信贷政策等。
在谈判过程中，哈斯布拉托夫还表达了一个想法：主张联盟中央只管理个别部门，总统任期为3年，无权连任。其表述的立场其实可以归结为：最大限度地剥夺联盟中央的权力，甚至使其陷于无权的地位。而随着一轮轮的谈判的进行，主权国家的立场日益强硬。这就意味着：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已经准备在近期计划中完全摧毁中央和联盟国家。
（二）苏联中央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及其后果
1990年8月13日，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团进行谈判。乌克兰代表团领导人格里涅夫的发言表明了乌克兰方面对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的态度：强调这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并提出两条原则：其一，建立联盟的基础，不是自上而下地划分权限；其次，区别对待各加盟共和国。新联盟条约的首要基础是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副总理福金强调说，必须研究一下联盟，一个没有垂直切割的国家组织，“它不是凌驾于共和国之上，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而是在同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各共和国要真正决定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中央应该是什么”[3]。接着福金的发言，格里涅夫将问题具体化为“要不要中央”的问题。就此他特别强调：
【“在这一计划中，没有经常发挥职能的中央管理核心。实质上，在这一计划中，也没有国家组织，因为在这种活动计划中，这种国家组织也不需要”。】
此外，“每个共和国无疑还应该有自己的军队，否则便不是国家。我们将确定未来联盟的功能。或许，国家预算的必须性也将下降。国家预算多半会变成某种类似支出明细表一样的东西”。柯秋巴表示：或许，宪法也已变得不再必要，如果条约——新主权国家条约——起草得正确的话[4]。主权国家在加入新联盟时，应该保留其自身的货币、财政体系和军事机器等等[5]。乌克兰方面将其最初立场一直坚持到1991年12月8日：
【“主权国家加入《条约》，将带着自己所有的机制：自己的银行、金融、货币体系、军事机器等等。”】
这些国家是国际法主体，能够订立双边或多边条约。为什么呢？这样做是为了让一些功能实现一体化：因为有一些功能是一国不能胜任的，如环保、宇宙开发、太空研究成果、战略防御和进攻，等等。在乌克兰代表看来，所谓联盟条约的意义就在于：主权国家授权联盟中央以完成上述功能的权力。
乌克兰的这些步骤其实是在逐步消灭苏联国家组织，摆脱联盟中央。乌克兰的立场写入了随后通过的《别洛韦日协定》中。在《独联体成立协定》文件的第十四款中规定：前苏联机关在独联体国家境内停止活动。
（三）苏联中央与白俄罗斯方面的会谈及其后果
1990年8月6日，白俄罗斯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之间进行磋商性会晤。白俄罗斯代表团以В.И.肖洛东诺夫和人民代表В.Н.扎布洛茨基为领导；苏联中央政府方面以Г.С.塔拉泽维奇为领导人。
双方在一些原则和问题上具备一些共识：双方都同意进行无先决条件的磋商；同意在扩大主权和权利的基础上，将新联盟改革为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同时，强调在筹备新联盟条约的时候，要结合当代现实和条件以及保持对1922年苏联成立时的条约继承性。
白俄罗斯代表团领导人В.И.肖洛东诺夫在第一次发言时表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一致赞同成立联盟。但是，条约不是与联盟签订的，改革后的条约将是主权国家的联盟[6]。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起草的条约草案中，包含着联盟条约的内容。同时，在草案的前言中强调了新条约对1922年条约的继承性，但是，强调要“对国家机制的深刻民主化”，筹备新联盟条约与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分配全苏和共和国财产的问题紧密相关。В.И.肖洛东诺夫从一开始就强调：主权宣言是摧毁体制的宣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白俄罗斯来说，最主要的事情是：获得权利，明确白俄罗斯共和国在联盟中的国家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新联盟不能称为苏联。[7]
白俄罗斯方面坚持要严格地履行《主权宣言》的条款：
【“……支配所有财产，土地和地下资源，解决白俄罗斯面临的主要的国家问题……我们可以授权中央，也可以通过监督，收回白俄罗斯授予中央的32项权力。”】
但是，后来在《别洛韦日协定》中，叶利钦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一起取消了苏联中央的一切权力，拒不承认戈尔巴乔夫有权担任苏联总统。
每谈判一轮，按照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及其团队的倡议单方面摧毁苏联的危险就进一步上升。1990年8月，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中持续一个多月的磋商活动，其实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背着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进行拆毁苏联的活动。连哈斯布拉托夫、格里涅夫（乌克兰代表团领导人）、普什卡什（摩尔多瓦共和国代表团领导人）等人也都不避讳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及总统办公厅的人们都意识到了，并试图改变他们的态度。苏联中央与吉尔吉斯代表团的谈判准备较为充分。吉尔吉斯代表团是唯一主张保留联盟中央、而且承认联盟是苏联继承者的共和国；但它要求作为莫斯科的一个联邦区加入联盟，而且要有自己的财产和保留全部管理机构，并且基本上主张新联盟应该实施联邦制——但是，许多加盟共和国要求实施邦联制。[8]
（四）其他共和国的态度
大致说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要求独立最为强烈，要求摆脱中央；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感情上升，否定当年苏联归并三国的合法性，因此，要求分离最为强烈；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则相对更愿意保留中央，留在苏联；高加索三国则态度又有不同。但是，随着苏联高层政治斗争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摩尔多瓦代表团领导人В.С.普什卡什认为，完全保留每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主权的所有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各主权国家的多边协议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央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他们依据的一个公式是：X+0≠X。也就是说，不是15个加盟共和国加上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X+0。只有这种办法才能够清理掉存在了几十年的体制。[9]这就表明：这些共和国完全不接受苏联中央、苏联总统。
还有一些共和国干脆不愿意参加谈判，而是表示：脱离苏联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是合法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打算对这个大国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已经不承认，在几十年时间里，自己曾经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爱沙尼亚共和国最为鲜明地持这种立场。8月2日到8月30日之间，苏联中央与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全权代表”（只有爱沙尼亚如此称呼自己的代表团，并且坚持要这样做）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于8月30日结束。爱沙尼亚坚持的讨论对象是：“对1939年到1940年间波罗的海国家归并苏联进程的历史—法律评价”。爱沙尼亚代表坚持说，只有在详细讨论这一问题之后，他们才准备讨论爱沙尼亚与联盟的关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有意识地无视当年通过的《加入苏联宣言》。从谈判纪要可知，当时的谈判非常艰难。爱沙尼亚代表团的领导人是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努基斯，苏联中央政府方面的代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格里钦科、司法部长雅科夫列夫等人。纪要中写道：
【“有专家参与，在就苏联与爱沙尼亚关系的框架内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双方讨论了1939年～1940年间对爱沙尼亚加入苏联进程的历史—法律看法。爱沙尼亚方面依据的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相关决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方面也表达了就该问题的立场。通过公开坦诚的讨论，在思索这些复杂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方面迈出了一步，这些事件需要进一步进行法律和政治分析。”[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