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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一再遭到质疑?

2019-2-27 22:5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2935| 评论: 0|原作者: 朱富强|来自: 当代经济研究

摘要: 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也是如此,一群知识狭隘而无力反思的经济学人占据了重要岗位,并通过了各种制度安排来限制经济学的多元化思维。有鉴于此,本章以哈佛大学学生罢课事件为契机,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作一深层次的剖析,由此来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及其社会基础。 ...

三、哈佛罢课事件引起的中国经济学反思

学术的发展本身是在反思、批判和综合的基础上不断前行的,而不能囿于特定的解释共同体,不能盲从于所谓的主流范式。图尔就强调,

【“理论是为人服务的,出于对真理的尊重,它不会向尘世中的任何大师低头;意识形态并不信仰真理,从而只是对人、制度及历史进程等盲目崇拜的牺牲品。”[25]】

但是,现代学术却日益丧失了这种学术理念,主流经济学教材尤其热衷于阐发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学都陷入没有思想、缺乏反思的单向度状态。加尔布雷思很早就指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稍有批判精神的任何个人,也有可能被视为一头愤怒的狮子,与周遭的整体心境格格不入。在这个时代,具有各种社会信条和政治信仰的人都在寻求安逸的生活和既定的观点,有争议的人会被看作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创新会被当作不稳定的标志;在这个时代,对于奉为金科玉律的教条稍加修正,又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陈词滥调。”[26]】

这一情形充分体现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从而形成了一种截然背反的图景:一方面,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失败以及内在缺陷的暴露,乃至它正遭受越来越严厉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化取向越来越强烈,乃至绝大多数青年学子都投入到这一领域之中。那么,这种情形就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继续作一解悉。

(一)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沉闷现状

一般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应该关注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是方法导向的,热衷于在既定范式下进行抽象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忽视这些分析工具在真实世界的运用,从而导致了现代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黑板化,而经济学界的思想则犹如一潭死水。很大程度上,正是当下流行的新古典“黑板经济学”,把青年经济学子训练成了一个个建模高手,却缺乏有关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常识。这就如我们在《雨人》《自闭历程》《我是山姆》《马拉松》《我的名字叫可汗》《地球上的星星》《守望的天空》《海洋天堂》中看到的自闭症患者,他们往往具有特异的才能,在适当场合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获得大量收益。例如,具有超强记忆力的自闭症患者甚至可以培养成赌圣,由此获得的收益甚至可以雇佣多个正常人为之服务。问题是,如果社会充斥了自闭症患者,那么,社会就会被割裂成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就不再有热情和欢笑,也形成不了良好的合作秩序,从而也就会导致社会的解体。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正处于这种处境,它正在培养出一个个自闭症患者,而这最终又将会解体整个经济学。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和反思,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新学科也逐渐兴起,它们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自闭病症。这样,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还在极力维系它的正统支配地位,还在坚持理性+均衡的分析范畴,但是,正如科兰德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死亡了,我们也不能再用新古典标签来描述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了。[27]实际上,任何现实主义经济学者都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现代盛行的那种经济学的弊端,有社会实践经历的学者更是如此。例如,斯蒂格利茨早年主要热衷于不对称信息下的保险、信贷、租佃、失业等抽象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但自2006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就加强了。同样,以开发内生经济增长陌生和撰写主流宏观经济学高级教材闻名的保罗.罗默在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也发生了很大的认知转变,他指出,宏观经济学研究利率、经济衰退、失业、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等大事件,但显然,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预测经济大萧条,因为迄今为止的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是胡说八道。[28]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保罗.罗默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经济学人又开始大肆推崇他开创平衡经济增长模型的意义。但试问:保罗.罗默的模型对提升社会认知又有何贡献呢?甚至说,他提出的东西连假说也算不上呀!因为假说毕竟是没有被证伪而有待进一步检验的,而平衡增长说却没有任何现实性,也一直在为现实所证伪。同时,保罗.罗默的平衡增长模型承袭索洛模型的思路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归结为技术的演化,至多引入知识和创意来解释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倡导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的投入。但是,无论是报酬递增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体征根本上都是体现为总体生产力,而这又源于更为合理的分工(分工的深化和广化),进而合理的分工又关涉到社会制度(包括组织结构以及文化伦理等)的变革。显然,这些已经为古典经济学家所高度关注,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出于构建数理模型的目的却将这一明显且根本性变量丢弃了,进而也就丢弃了人类知识的宝贵遗产。

由此可以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尽管中国经济学人大都热衷于社会热点关注和应用政策研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已经在西方社会遭到了激烈批判并处于衰落之中,但是,中国经济学人却将之捧若至宝而大肆引进。更不要说,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情形与欧美诸国存在很大的不同:它更需要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更需要走问题导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道路;但是,中国经济学人却如此热衷于照搬主流经济学教材中的方法导向研究,大肆从事抽象的数理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正因如此,这种“黑板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所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的那些经济研究论文根本上是无意义的:(1)从事计量实证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对现实社会环境作正确的理解,从而那些实证分析往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根本无助于预测或指导实践,从而表现为“下不着地”;(2)从事数理经济学的那些人士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所有创新,而往往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从而表现为“上不入天”。既然如此,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生们又一次走出了“黑板经济学”课堂的今天,那么,中国的青年经济学子又有何反应呢?

不可否认,随着“黑板经济学”缺陷的逐渐暴露,中国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反思,并倡导“上天着地”式研究。问题在于,流行的所谓“上天着地”式研究往往被扭曲为:搬用教材中的一些理论来对具体问题进行解释或解决,结果,这反而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更严重的恶果。例如,有人利用供求规律或激励理论来倡导提高高校学费,或者基于“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来进行教育产业化改革,结果就造成了社会新的不公平。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导向思维往往静态地看待问题,看不到现实的异化;相反,制度的优化和改进需要全面地认识现状的危害及其产生原因,这就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的“上天着地”思路。一般地,这种思维强调,我们要借助人的知性思维,不断深化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其内在结构和作用机理的认知,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研究过程中就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利用某单一理论对现象进行分析或解释,而是应多视角地把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作全面剖析,基于各种理论的契合而提炼出更具一般性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经济学界如此沉闷的根源

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发展需要走知识契合的道路,但这一研究取向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却遇到极大的阻碍。究其原因,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往往简单地基于“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学术,从而也就缺乏起码的学术交流、对话和尊重。结果,基于知识反思和契合的研究路向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1)它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往往不能被当前甚嚣尘上的“主流”们所青睐;(2)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往往又不能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青年学子们更是迷恋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对那些反思的声音要么是故作不理不睬,要么就是竭尽嘲讽之能事。事实上,自“后-我向思考”运动兴起之初,贾根良教授就一直保持跟踪并作了系列的介绍,但似乎没有几个学人感兴趣。即使这次在2008年经济危机下的哈佛大学学生罢课事件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报道,但中国经济学界却依旧像一潭死水,青年学子依然毫无反应。由此,我们就需要思考:为何出现这种现象呢?

一般地,中国经济学界的沉闷情形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得到说明。第一,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具有根深的崇洋心态:对国外经济学者往往采取一种仰视的态度,称之为“大师”或“泰斗”;相反,对中国经济学人则采取犬儒主义态度,把任何批判和质疑都视为是一种“自傲”和“不自量力”。第二,中国社会还缺乏独立的人文思想这一“道统”:那些与政治需要不符的思想往往会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压制,甚至根本就无法发表;相反,承袭西方的主流范式尤其是数理范式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学术压制,因为这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前沿研究,数学逻辑更是中立的。第三,中国经济还处于增长周期,较好的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抵消了人们对其理论基础的批判,而稍纵即逝的经济机会也使得大多数经济学人热衷于去把握现实机会而不是理论批判;相反,西方经济学子之所以起来反对主流经济学,因为这种理论指导下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明显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第四,中国的市场经济远远不是完全竞争的,不同岗位的收益相差极大,而进入具有高收益的财经岗位往往依赖于文凭之类的“敲门砖”;为此,经济学专业的学子往往热衷于获得这样的“敲门砖”,而不在乎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认知。很大程度上,前两者反映了崇洋主义、媚俗主义的学术精神,而后两者则反映了功利主义和务实主义的人生态度;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学人热衷于追随主流学术,热衷于模仿数理经济学的形式,而鲜有时间和精力对这种范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质疑。

事实上,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很少有经济学人能够且愿意对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经济学众流派的学说进行系统梳理以及对相关知识进行契合并由此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展开系统审视和批判。这些经济学人往往不仅会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各类学术宗派所排挤,而且还要受到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各种压力;结果,这类学人往往沦为李商隐、苏东坡之属,处于悲哀的生活境遇和边缘的学术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学界当然也就难以有真正的学术探究,相反,盛行的大多是那些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学术规则以牟取私利的学术蟑螂。[29]特别是,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基本上都为一些功利主义的海归经济学人所掌控,他们倾向于制定一系列的学术奖惩制度来推行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只要那些遵循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思维和分析范式的数理文章才得到认可,乃至形成了居绝对支配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中心观。在这种游戏规则下,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会撰写为主流认可的文章。博兰写道:

【“如果你想得到终身职位或提升,你就应试图在有地位的杂志——也就是那些突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杂志——上发表你的论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为你的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或者怎样你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的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类问题而冥思苦想。”[30]】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潮类似于文化上的西方社会中心观:西方社会中心观以西方社会的行为、制度和文化来审视乃至排斥东方的行为、制度和文化,而新古典主义中心观则以新古典主义的思维和理论来审视乃至排斥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思维和理论。不过,当前的买办学术比以前的买办文化更为强盛,以致新古典主义中心观似乎更为偏激;同时,以前也不是所有学者都盲从于西方文化,相当一部分学者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从而对当时日益盛行的买办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当年胡适的主张及其所面临的批判中略见一斑。胡适是文化西化的主要倡导者,他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重点也就在于:以西方的逻辑思维来否弃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这种学术取向和学术态度尽管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却遭到金岳霖、陈寅恪、钱穆、牟宗山等大儒的强烈批评。

例如,钱穆批评说:“适之提倡新文化运动,其意不在提倡专门,凡属中国旧学,逐一加以批评,无一人一书足资敬佩”,结果,“其所假设者,似仅为打倒孔家店,中国文化要不得。一意广泛批评,即其小心求证矣。至民主科学两项,究当作何具体之开创与设施,则初未之及”,[31]于是,吃鸦片烟、裹小脚等都成了胡适证明“中国文化落后”的“小心求证”了。同样,金岳霖也写道: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就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意效果,既注意效果,则经他的眼光看来,乐天安民的人难免变成了一种达观的废物。”[32]显然,当前那些海归经济学人的学术倾向也是:大胆假设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对的,然而“小心”地找一些数据来加以“证明”。其实,即使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存在不足,合理的研究取向也应该是努力去探索这种文化形成的机理以及发展中的偏差,从而可以吸收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而不能简单地全盘照收或全盘否定;这种研究取向和态度也是正确对待现代经济学理论应有的取向和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理论,从而促进理论的实质进步。

四、结语

马歇尔很早就指出,

【“经济学必须遵循日常生活的实践”,“经济学的理论必须用大家所明了的语言来表达;所以,经济学必须力求使它自己与日常生活中惯用的名词相合,而且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像平常所用的那样来使用这些名词。”[33]】

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使用大家所不熟悉的术语名词和数学符号,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进入经济学的门槛,其结果就是,经济学与社会大众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日益相割裂,最终蜕变成一种“我向思考”的经济学。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内部各流派之间往往在政策上存在很多分歧,但它们的基本社会哲学观是一致的,相应地的基本理论前提也是共通的。布依特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信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都信奉“完全市场范式”,都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不测事件,他们认定市场始终是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违约、破产和倒闭是不可能的’。”[34]不过,随着“黑板经济学”的弊端在社会实践中日益暴露,随着它在经济预测和社会实践中遭遇越来越多的失败,西方社会就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起来寻求改变,以致每一次重要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类似哈佛学生罢课事件之类的事件。

很大程度上,由于对数学工具和形式逻辑的推崇,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的思维和理论缺陷早已暴露无疑了。塞利格曼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指出,“从总体上看,今天经济学各个流派都过于关注形式主义的技术特性的,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的理论非常少。往往只有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才会有人提出与现实有关的理论,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勉强地说,这或许也算地上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就应该坐等经济危机一再地重复发生吗?”[35]劳森则提出这样四个论题:“论题1:当前,学院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传统或正统派统治着,其实质是一味坚持数学演绎主义建模方法”,“论题2:这个主流理论已处于不很健康的状态”,“论题3:主流理论之所以表现如此差劲,是因为数学演绎主义方法正在被应用于不适合它的情况”,“论题4:与其雄心相反,现在主流理论主要起到了限制经济学获得其潜在(却真实)的理论解释力和作为自然科学的科学性”。[36]为此,数理经济学家哈恩等也强调,经济学的中心将从数理经济学转向其他领域,将会更为关注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37]

然而,尽管现在主流经济学作为科学的信誉在西方也已遭受越来越大的质疑,但中国经济学人却依旧在大肆照搬这种新古典的主流范式。霍奇逊说,

【“政党危机的风暴在外部世界肆行无忌的时候,整体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还在用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的‘模型’玩着机巧的但是无用的游戏。”[38]】

这句话固然适用于西方经济学的总体情形,但显然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写照。之所以如此,中国经济学人深受功利主义和传统智慧的双重束缚,而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传统智慧都促使中国经济学人追慕西方的主流,与主流一致才会带来认可,才会带来利益。显然,正是这种学术取向导致了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化和一元化,从而严重窒息新思想的出现和成长,严重制约学说理论的发展。加尔布雷思就强调:

【“经济学的缺陷不在于创新性的错误,而在于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腐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便利已经被神圣化。任何人要想挑战这类理念似乎都需要有自信,甚至还需要具有挑战性”。[39]】

最后,中国经济学的僵化和形式化,很大程度上又与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精神有关。只有广博的知识结构,才能充满自信地对弊端日益凸显的主流范式发起挑战;只有高度的学术理念,才会积极自愿地对弊端日益凸显的主流范式发起挑战。怀特海曾经说,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而在大学,他该站起来四面张望。但是,在当前中国高等经济院校,大多数经济学人却缺乏学术反思和批判精神,而热衷于学术的“照搬主义”,乃至整个经济学界日益陷入一种缺乏否定的单向度状态。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又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学术制度的激励:出身数理的海归经济学人掌控中国经济学话语权并逐渐取得了经济学刊物和经济院系的行政岗位,为了控制学术话语权,他们设立了一系列奖惩制度来激励青年学子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不是使用自己最为熟悉的中文,这样,青年学人就不得不选择数理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不得不遵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应地,中国经济学界就形成了一股自我强化的主流化效应,中国经济学论文的形式化取向更为严重,并与本国的现实需求更加脱节。

[①] Clark, R.S., 1977,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P.10.

[②] Hesse M. B., 1955, Science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P.88.

[③] 波蒂特、詹森、奥斯特罗姆:《共同合作:集体行为、公共资源与实验中的多元方法》,路蒙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④]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⑤]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Ⅹ页。

[⑥] An Open Letter to Greg Mankiw by Concerned Students of Economics 10,Monthly Review, 2011-11- 3.

[⑦] 朱富强:“哈佛学生为何罢曼昆的课”,《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

[⑧] 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引言第4页。

[⑨] 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⑩] 科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⑪] Shackle G.L.S., 1972,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6.

[⑫]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p.6.

[⑬] Leontief W., 1982, Letter in Science, 217(9):104.

[⑭] 朱富强:“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盛名难副”,《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0年第1期。

[⑮] 麦克洛斯基:“经济学专业的修辞”,载麦克洛斯基等编:《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刘健芝、罗永生等编译,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3页。

[⑯] “后我向思考”经济学网站的扉页,http://www.paecon.net/.

[⑰] 以上参见“后我向思考”经济学网站的扉页,http://www.paecon.net/.

[⑱] Samuelson P.A., 1960, American Economics, In: Freeman R.E., (Eds.), 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S., New York: Harper. pp. 1652-1653.

[⑲] 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⑳]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53-154页。

[21] 希尔和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2] 希尔和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23] “Opening Up Economics:A Proposal By Cambridge Students”,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Camproposal.htm.

[24] “The Kansas City Proposal”,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KC.htm.

[25] 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26]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7] Colander D., 2000, The Death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22(2): 127-124.

[28] Kein Drum, 2016, Famous Economist Paul Romer Says Macroeconomics Is All Bullshit , http://www.motherjones.com/kevin-drum/2016/09/famous-economist-paul-romer-says-macroeconomics-all-bullshit.

[29] 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

[30]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3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序。

[32] 转引自冯友兰:《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3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1页。

[34]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35] 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04页。

[36] 劳森:《重新定向经济学》,龚威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37] 伊东光晴:《现代经济的蜕变》,郑海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38] 霍奇逊(本书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页。

[39]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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