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里，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从站起来到富起来，逐步实现强起来。我国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世代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事实证明，我们在建国时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1949年7月1日，建国在即。大家十分关心，新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走什么道路？当时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指出，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28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走俄国人的路”[①]，也就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走英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能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救民、复兴中华民族的道路。当时的思路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始终走不通，理想始终无法实现。正当大家迷惘、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人们看到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走，即劳动人民摆脱压迫、剥削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场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政治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审视了我国的具体国情，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典范。在本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某种“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全新的社会主义”，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换句话说，在本质层次上并没有中国特色，它体现了共同规律，“中国特色”是就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个层次而言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党情、国情、社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仍然没有改变，但出现了许多部分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回顾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昭告全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它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我国国情。对这条道路，我们充满自信。
对未来应该有预见
70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伟大成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举世公认的。现在不应该沉迷于列举各方面的成就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发展，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并朝着科学预见指明的方向努力工作。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预见的。早在1936年我们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他就强调要有战略预见。他指出：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贯通全战略阶段的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②]
就具体战役来说，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是正确的，但就战略来说，必须有预见，必须“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
1938年毛泽东还指出：
“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情就不是如此。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如何到法？具体内容今天不能完全描写出来，但其大的方向是可以指出的。”[③]
到了1945年七大的时候，抗日战争行将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时机越来越成熟，这时毛泽东更加强调预见的重要性。他说：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他指出，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地平线上刚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他还形象地表达领导的含义：
“坐在主席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叫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④]
要有预见，要领导，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才是科学的预见，才能实现领导。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对社会发展是没有预见的，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社会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迭、社会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则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们才对社会发展有了科学的预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我们就能够认识到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看清楚社会发展的将来和前途。离开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预见”就是一种空想。
毛泽东这些话，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当前我们党内存在一种倾向：
只顾忙于眼前的具体事务，很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枉顾未来发展的方向，缺乏科学预见。更危险的是，有人还嘲笑我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是渺茫的、虚幻的，反对把我们眼前的工作同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联系起来，反对科学的预见，反对考虑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种言论，在一定范围的人群里，还成为一种时尚。舆论界盛行的“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不要问什么姓‘社’姓‘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不知道我国朝什么方向发展，反对过问是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还能有预见吗？还能够实现领导吗？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不能不承认，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情况下，不问姓“社”姓“资”，对未来没有科学的预见，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的影响，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走，就会和平演变。尼克松1983年考察了几个东欧国家，依据这个道理得出结论，东欧国家和平演变时机已经成熟。局势发展表明，尼克松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吗？
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不考虑未来发展方向，反对科学的预见，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恩格斯指出：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⑤]
列宁也说：
“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如果要给机会主义下个理论定义，这就是它的中心内容。”[⑥]
不可否认，这种机会主义，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的。
预见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国情出发
科学的预见，不是主观的猜测，不是算命。必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有科学的预见。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仍然未变。尽管经济总量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数量仍不多，我们还是不发达国家。
怎么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明确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过一个定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⑦]
十三大指出，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另一方面，生产力落后的状态还没有根本改变，还需要用很长一个时间来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完成了的工业化、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又很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上，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还需要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也就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其中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存在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