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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1日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总书记讲话引起研讨班学员的热烈讨论和深刻反思，全党上下高度重视，各级党组织部署落实。我们认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定要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思维，深刻把握风险的矛盾实质及其变化规律，采取科学措施予以引导、疏解和转化，使之转化为稳定快速发展的条件和机遇。本文仅就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谈几点看法，希望有助于确保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
一、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在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中，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本身取决于经济基础，又受制于政治上层建筑，同时对于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对于政治上层建筑又有直接影响。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可能根源于经济基础领域的矛盾，又来自于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不协调；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核心部分，虽然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存在，但是也对社会存在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显然，意识形态领域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很可能会引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激化，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方向性失误甚至威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进而导致社会失序、阶层对抗、民族分裂、国家危亡。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通过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神经脉络及其细微末梢而感知和调控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如果意识形态出现安全问题，迟早会威胁到社会大系统的稳定有序持续运转，因此，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在所有导致解体的原因中，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混乱、逆转、反动，最终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根本的攻击性和颠覆性作用，便是血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二、着力维护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根本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安全的根基在社会存在的稳定有序之中，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源也在于社会存在的内部矛盾的激化。而社会存在的核心或主体是物质生产方式，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的最深刻、最基础的部分。物质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着社会形态或制度的性质，因而也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及其发展方向和趋势，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运动方向和趋势；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分化、对立、冲突乃至颠覆性变化，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存在的矛盾，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化趋势，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种表现形式或现象形态。因此，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下最大的功夫维护和巩固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也就是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革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能够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健康发展。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标志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效率高于资本主义；当能够持续地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来推动更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也就为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而不断巩固和提升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水平，使生产力的发展成果能够更加公平地惠及最大多数劳动人民，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也就有了雄厚的社会基础。
三、着力巩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源头上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告诉我们，上层建筑的安全稳固取决于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的厚实与强劲。意识形态风险，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社会思潮、大众心理、网络舆论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碰撞和冲击所形成的现实威胁。而这些反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肆意蔓延甚至泛滥成灾，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基础领域，产生或支撑这些思想意识的经济成分、利益土壤依然存在并有趋于扩大的迹象。这就不能不论及资本的力量。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来看，正是资本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激活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创造和生产活力，打开了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大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增强了国力，造福了人民。但是，资本的力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激活生产力和社会消费需求的同时，也打开了一个人性自私和纵容贪欲的魔盒，拜金主义、消费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大众心理，甚至是导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和宪政主义等经济政治思潮，便打着“学术”研究的名义，随着与资本逻辑相适应并基于原子主义世界观和个人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所谓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似是而非的价值观念传播开来。其中部分外资集团和少数不良不法的国内私有资本为了扩大自身利益而恶意炒作话题、操控网络舆论，对这些意识形态杂音的恣意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幕后操盘手的作用，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因此，必须以强大的法治、政策乃至经济手段来予以引导和规范、约束和惩戒，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及各种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和巩固、不断做大做强做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化解资本逐利逻辑和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经济风险，消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思潮、学说滋生蔓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土壤，从根本上消除意识形态风险的源头。
四、落实人民中心思想，从主体上铸造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铜墙铁壁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人民群众也应该是确保自身安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而常常居安思危、满怀忧患，所居乃民心之安，所思乃民利之危，所忧乃民生之艰，所患乃民心之苦。古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总书记说“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既然意识形态风险乃邦国之安全受到威胁，其实质也是作为邦国之本的民生福利不能实现或者不够公平、民心民意不能表达或者无法满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对抗性社会思潮、民间舆论要变成一种颠覆性的物质力量，必须掌握群众、支配群众、操控群众；因此，用积极的、健康的、崇高的、先进的思想意识、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理论来教育、感化、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社会主义，使得那些错误的意识形态没有阵地、没有操控的对象，找不到物质化的颠覆性力量，就是确保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甚至是根本途径。群众路线一直是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一切胜利的法宝，是我党的生命线。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此基础上，习总书记不仅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人民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特别经常语重心长地谆谆教诲我们的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也就是说，要体现在经济社会改革建设发展的各个环节，真正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先进文化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和民生福利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体系，乃至以人民为中心的宪制法治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军队和国防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党治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开放外交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等，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伟大历史实践之中；有了真心实意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就有了真正的铜墙铁壁，就能够愈益牢固、永保安全。
五、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从战略上建设一支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生力军
唯物史观认为，青年群众是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创造历史的生力军；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总有一个战略任务，那就是争夺青年；谁赢得青年谁就赢得未来。在我党历史上，青年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总是冲在最前头，创造了一个个历史奇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并对青年群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毫无疑问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方面也同样如此。总书记在开班式讲话中强调，要高度重视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四个自信”，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总书记了解新一代青年的特点，他早些时候就指出过，年轻人基本上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并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尽快掌握网络舆论阵地和各种新媒体宣传教育形式，形成对青年一代的强大的、有感染力的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让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支持者、传承者和发展者。同时，鉴于意识形态及其教育对于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一代又一代青年所葆有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此未来的意识形态安全便可得到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历史主体的全面保障。
六、在国门越开越大中提高开放质量，从国际关系上筑牢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攻击的“防盗门”
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的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发展。正如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对外开放是世界历史的必然。目前基于我国发展的根本利益，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华文明“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智慧，我们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显然，作为一方倡议，虽然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和响应，但是作为世界最发达因而也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却依然奉行“冷战”思维及弱肉强食的霸权战略，以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攻击及心理“洗脑”为主要手段的和平演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安全的巨大威胁。对此，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加大开放力度等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影响并改造世界，同时也要对各种外来的反共反华势力有可能借助我们的主动开放及不确定性的漏洞因素等来实施他们的颠覆计划或“颜色革命”，保持足够的警惕、做好万无一失的化解预案。对此，我们必须明确，虽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是国际社会上具有很强目的性和能动性的负性外因常常会以利用我们内部一些矛盾、困难或与之结合等方式转化为内因，从而达到从内部攻破防线、从内在机制上解构整体的目的。因此，我们要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主导权、主控权，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视野，来筑牢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攻击的“防盗门”“防火墙”，否则以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理念引领全球化、构建真正造福全人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就难以实现。
【吴文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