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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失败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

2019-3-2 11:13|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5107| 评论: 65|原作者: 老田

摘要: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没有达成任何一个预期目标,是一次彻底的军事和政治失败。但是,由于后来的政治原因,特别是1980年代的政治变革,使得这一次失败被很多有心人粉饰和掩盖了,至今,相关问题上依然使用很多臆测和妄说,去支持错误的“历史成说”。

今年是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很值得深入学习并反思那一场革命和胜利。而今日恰好是邓小平逝世22周年,这篇文章揭穿伪说,避免毛毛的无脑谣言继续抹黑邓小平,算是寄托一下对邓小平的纪念之情吧。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毕竟是上个世纪中共内部的重要和公共人物之一,毛毛以一己之私和无脑状况,用妄说去偏狭地经营邓小平的形象,实际害处多于益处。

  在解放战争转折期间,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没有达成任何一个预期目标,是一次彻底的军事和政治失败。但是,由于后来的政治原因,特别是1980年代的政治变革,使得这一次失败被很多有心人粉饰和掩盖了,至今,相关问题上依然使用很多臆测和妄说,去支持错误的“历史成说”。时至今日,各种政治需要都已经过时了,为了回归历史真相并提取经验教训,有条件对这个军事历史事件,追本溯源,进行认真反思。

一、一个外行编造的无脑说法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间,以外行的蹩脚想象力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为了纾解陕北的困难。

  父亲告诉我们:“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立即就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不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十天后行动。用十天时间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顾了。”“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重要的就是要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60页】  


这个无脑杜撰,还被权威战史引用

  结果,这个无脑说法还被权威战史引用,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应该说,毛毛盗用邓小平的名义编造的说法,是完全缺乏军事常识和历史背景知识的无脑说法,不仅没有文献依据,也经不起事后的检验。

  解放战争到了1947年3月,蒋介石深感兵力不敷分配,才终止从前的全面进攻,转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而刘邓大军过黄河到鲁西南作战,其背景就是趁势进入蒋军两个重点进攻之间的兵力空虚地带,刘邓的鲁西南战役和后来的跃进大别山,就是这样的“辟亢捣虚”之举。说刘邓部在蒋军选定的非重点方向上的一般行动,可以撬动蒋军选定的重点进攻方向上的兵力部署,这不是无脑是什么?

  而且,当时中央军委对于相互靠近的山东和中原野战军,也仅仅指示他们进行战略配合而非战役合作,依然保持各自独立作战的指挥系统。难道陕北与鲁西南相隔千里,反而可以进行战役性质的牵制?以千里之外的一个行军行动,去解决另一个方向的战役困难,这不是无脑是什么?

  很明显,毛毛编造的说法,有且只有,对军事和历史背景完全无知的“聪明人”,才能够以完全不靠谱的想象力,杜撰出这样的无脑解释来,想来,邓小平还不至于那么low。

  较真的话,沿着毛毛的编造,如果刘邓部跃进大别山真含有纾解陕北困难的预设,那就有确切证据证明邓小平有“以邻为壑”的坑人做法,甚至被坑的这个“邻人”还就是中央。依据陈赓的回忆:“在我们西向作战中,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大破陇海路,以便切断敌西北战场和中原战场的联系。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彻底破坏了这一段铁路。”【陈赓:挺进豫西,载《星火旅游(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

  若毛泽东真个指望刘邓行军吸引胡部离开陕北以纾解困难,刘邓也同意执行,邓小平偷偷给给陈赓下这个命令——大破陇海线切断西北战场与中原战场联系,要怎么解释?邓小平要陈赓断开胡宗南离开陕西的铁路通道,把胡部抑留在原地坑中央么?

  况且,如果毛泽东真的心里害怕和紧张,完全无需向千里之外的邓小平诉苦求助,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时期,始终持有围三缺一的打算,试图把彭德怀部和毛泽东挤出陕北去山西,为此,胡部行军作战始终注意留下一个向东的通道。哪怕刘邓行动再成功,也很难撼动蒋军重点进攻的决心和部署,最能够解决问题的保险方案,当然是脱离险地去山西了,叶剑英和杨尚昆等中央后委团队,不就是这么走的吗?

  原本,陕北遭遇到蒋军重点进攻之后,兵力对比悬殊,最初曾经考虑调陈赓部入陕北作战。“1947年5月,毛泽东曾确定把陈赓纵队由晋南调入陕北,在彭德怀指挥下,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歼灭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队,以夺取大西北为目标。……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陈赓纵队不到陕北,西北野战军独立担任攻打榆林之任务。27日,中央军委在电报中,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于8月8日左右‘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主力北援’,以利刘邓大军南进。”【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这个决策方面的变化,原因并不复杂,陕北地形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胡部进入之后,除了得到一个延安空城之外,短期内就受到了密集打击和失败。1947年5月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对陕西省北部国民党军补给基地——延安县蟠龙镇进行的攻坚战,取得了胜利。蟠龙战役连同在此之前的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从而稳定了陕北战局,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正是彻底看穿了胡宗南部的“纸老虎”本质,优势兵力实际上被置于无用之地,到了六月份,毛泽东就这样来看待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及其效果了:“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毛泽东:各战场形势和中工委今后六个月内的工作(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册】

  正因为如此,陕北局势不仅不存在毛毛所渲染和臆测的“极端困难”和心理恐慌,反而成为一个战争主导权最先换手的地区,虽则蒋军的重点进攻尚未被最后击破,但蒋军却已经丧失了战争的主导权。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则可以开始利用西北野战军的主动出击,去策应其他战略方面的行动了。为此,规划了“一打榆林”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吸引胡宗南军队北上,为陈赓谢富治所部南渡黄河创造条件。

  8月下旬陈谢大军渡过黄河,短期内就歼敌3万余人,对西安造成实质性的威胁,逼迫胡宗南不得不从陕北调出兵力去加强守备,由此,倒是降低了陕北地区的敌军密度和进攻烈度。八月下旬的沙家店战役之后,毛泽东认为陕北的局面完全扭转了,是爬山“过了坳”。此后,彭德怀部组建了新部队第4、第6纵队,转入反攻,开辟了黄龙新解放区,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见附录1、2】

  应该说,刘邓部南下大别山,实行无后方的跃进,处境相对不利,所以,中央军委和其他各方面,视刘邓部为需要照顾的对象,而不是相反。特别是,后来刘邓部军事与政治失误严重,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这也是共军全局中间的“困难户”受到多方帮扶,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毛毛信口雌黄,想要捏造伪说去拔高邓小平,那就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背景,粉饰也会成为抹黑。

  如果硬说陕北局势困难被纾解,那也是陈谢大军南渡和歼敌有力才造成的,对西安的实质性威胁才调动了胡宗南大军,这跟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毫无因果关系,编造这样的说法,只会给人以“贪天之功为己有”的不好印象。

二、为什么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完全失败的军事行动

  应该说,在1947年的某个时期预备用相当兵力转入外线作战,这是规划已久的行动。但是,经过7月份陈粟刘邓陈述的不同意见,依托后方作战的意见,已经被毛泽东接受。

  8月份实际执行的跃进大别山行动,则是战场局部情况发生了不利于刘邓部的变化,后续行动也属于不利条件紧逼状况下的不得已而为。除了风闻蒋介石打算再决黄河水淹共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大批蒋军麋集过来,这是一个关键原因,“(1947年)8月6日鉴于蒋介石调集八个整编师十八个旅约十四万人,分别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进合击,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和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心提前结束休整,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立即隐蔽突然东进,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杨胜群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更由于相关方面领导人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错误选择,使得这个无后方跃进行动,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始终未能争取到主动权,最后也未能调动敌人的部署。  

  


军情水情紧急,与快速转移的关系更为密切

  刘邓大军在8月底进入大别山地区之后,在兵力运用和工作方向上,首先存在着错误。结果,在敌军组织大规模追击之先的“机会窗口期”之内,未能实现集中力量,建立立足点以最终牵动大局的部署。

  在土共军队进入东北早期,面对国民党重兵追击,适时地采取“放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深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最终逆转了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当然,在开辟东北的进程中间,彭真等人也是十分留恋城市的,哪怕等待国民党军队威逼的最后一刻也好,反倒是林彪等人头脑清醒,认识到短期内无法与国民党优势兵力争锋。需要主动进入农村展开根据地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确立共产党争取东北的政治基础。

  但是,跃进大别山方面不是这样选择的,虽然大别山周边没有大城市,但是,其主攻方向和力量投放,在最初那两个月的机会窗口期内,一直是错误地投入城镇方面,未能及时地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在敌军相对空虚的大别山区,刘邓部最初阶段是以正规军去对付国民党的地方团队,消耗了时间和精力,未能深入建设根据地以确立立足点,其战果是:“至9月底,刘邓大军经过艰苦征战,共解放县城23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000余人、地方团队800余人,在豫东南的商城、光山、罗山、经扶、演川和皖西的霍山、岳西、六安、舒城、潜山、太湖、庐江以及鄂东的罗田等县建立了17个民主县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威震了大江南北。”【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2页】

  以上是在大别山以北地区的工作方向,等到尾追敌军靠近之后,刘邓大军就翻越大别山进入鄂东地区,结果,继续延续从前的路数,把主要努力用于对付国民党地方团队和解放县城。然后,再一次解放了一批县城:“国民党军虽然发现刘邓大军主力已转向大别山山南,但由于自己的主力尚在山北,无奈山南兵力不足,难于与刘邓大军决战。因此,刘邓大军南下鄂东、鄂南的各纵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扫了沿途分散孤立之据点和反动地方团队,连克长江北岸团风、广济、英山、武穴诸城镇。与此同时,第3纵队连下舒城、桐城、潜山、望江诸城,进至长江北岸望江以东的华阳镇。刘邓大军控制了长江北岸东西宽约150公里的地带,为解决全军棉衣提供了条件。”【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这样,刘邓大军从8月底开始,在大别山北部和南部各消耗了一个多月时间,在敌军重兵到来之前,始终未能深入农村建设根据地,没有把建立立足点视为最优先的努力方向。

  纯粹从军事和打仗看,刘邓大军深入大别山地区的最初几个月,仗打的也很不好,除了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之外,少有歼灭战和缴获,这对于土共军队来说,也是极为糟糕的后果。刘伯承后来回顾说:九月份在商城、光山“这三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全歼敌人。……再加上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粮食要自己筹,伤员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没有可以休整的时间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队一时呈现出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有些干部,打起仗来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星火旅游(选编之九)》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2-13页】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间,说得十分清楚:“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土共军队一直依赖前线和敌军的补充,歼灭战较少的后果就是作战装备缴获不足,甚至赶不上消耗,使得军备消耗得不到补充。

  由于部队减员和装备消耗,刘邓部的作战能力下降严重,未能对敌造成真正的压力,也就无法调动敌军兵力部署,发挥战略上的牵制作用。在刘邓部的对立面上,是白崇禧主持作战,据白崇禧预判,刘邓大军最多有能力吃下一个整编师,所以安排行军,要求至少两个纵队靠在一起,最后实施的军事部署是左中右三个整编师齐头并进(后续有整十一师赶到豫南)。白崇禧的具体安排是:“将大别山区共军由东南朝西北方向压迫于黄安、宣化店、白雀园、小界岭间地区,相机包围歼灭其主力或有力之一部。他强调说明,由东南朝西北方向压迫的主要目的是解除南京、武汉所受的威胁,确保长江的交通运输并使共军不能渡江。”“整四十八师、整七师、整二十八师按照预定日程推进,沿途未遇到解放军。到达叶家集、金家寨、英山、洗马畈、浠水之线。”最后,国民党方面并未调动其他战场力量,白崇禧仅仅就地调动了三个整编师的力量,进行了一次由东南向西北的平推行动,刘邓部就被挤出了大别山。【戈鸣: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六卷·三年决战上》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第663、666页】

  最后,刘邓不得不依赖后方支持,才能够得到起码的补充,维持住战斗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像军区令第10、第12纵队迅速南下大别山;第11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则奉命护送晋冀鲁豫军区征集、返队的新兵和伤病痊愈的官兵及携带的大批弹药、药品、银元到大别山。”【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因为立足困难,同时也着眼于开辟新区,王宏坤10纵在越过京汉路进入桐柏时不幸中伏,还受了不小的损失。稍晚,李先念等人也率12纵过平汉路西进,开辟了江汉地区。

  大别山因为未能立住足,作战又多为消耗战,最后不仅未能牵动敌人出现有利于我的态势,成为解放战争转折期四大作战方向上唯一完全失败的方向。反而是刘邓部陷入消极被动状态无法自解,刘邓部不仅未能呼应其他方面,反而成为其他方面的负累。除了需要后方送人送钱补充之外,最后还不得不调动陈谢和华东野战军力量,进入豫南作战,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李铁军部之后,才稍稍扭转颓势,帮助稳住阵脚。

  真正实现了局部军事形势的稳定和改观,是陈谢大军和华东野战军参与的歼敌行动:“陈粟、陈谢两军举行平汉路破击战,自12月13日至31日历时22天,歼灭国民党军共4.5万余人,解放县城50余座,破坏铁路420余公里,迫使国民党军先后由大别山抽调13个旅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三、“急性土改”的严重政治错误导致无法立足大别山

  很多人都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至于战争如何体现政治,则往往不加注意。刘邓大军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失误造成的。

  共产党军队在其与国民党作战中间,除了技术装备仰赖前线和敌军之外,最大的优势在于军政军民关系方面远胜对手,共产党能够充分地动员农民群众的自觉支持,源源不断地获得战争伟力的加成,关键在于根据地建设。

  刘邓大军作战方面陷入消耗战,还不是其失败的关键,最为关键的失误源自在大别山去搞“急性土改”。这不仅未能组织起农民群众的拥护力量,反而激发了地主土顽的拼命反抗,结果,反倒是尾追刘邓部的敌军得到了地主的自觉支持。

  急性土改的想当然规划,源于刘少奇。依据亲历者李雪峰的回忆:“刘少奇特别嘱咐我,到新区后要马上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要快。”刘少奇甚至要求在六个月内完成土改,还说否则就有站不住脚的危险。【李雪峰:《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25、328页】

  这个政治上的冒进和错误,后果相当糟糕。据老田于2003年访问李友九老同志所知,当时按照刘少奇的想当然去搞“急性土改”已经出现了不好的后果,但邓小平得知后却拒绝纠正此项错误。

  李雪峰受领任务之后,率1600地方干部南下,李友九担任一个方面的地委书记,照章发动急性土改的恶果很大。据李友九多年后的回忆:

  解放战争的时候,我1947年到大别山工作,担任鄂豫四分区的地委书记和政治委员,司令员是张体学。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在陕北,刘少奇和朱德在西北坡。刘少奇当时提出一个意见,说如果你们不能在半年内完成土改,就有站不住脚的危险。还有人主张3个月完成土改。我们就当然要侪身土改,邓小平打高山铺战斗路过,我就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说如果要这么短的时间搞土改,恐怕搞不透,有假成分。邓小平回答说:只要你头脑清醒就可以弄假成真,既然是中央工委的指示就应该坚决执行。当时基层的地主武装保公所的“小保队”还在,群众不敢起来,老百姓说只要你们站稳了我们就可以土改,我们转过来对他们做工作说,只要你们起来土改我们就站稳了。

  我们搞了20万人地区的土改,后果非常严重,中间一个问题就是打土豪和侵犯工商业。地主拿武装跟我们对抗,恶果很大,干部损失三分之一,部队仅仅是维持原状,一点都没有扩大。后勤部长送给我一个狐皮大衣,说是打土豪没收的,我不要,退回去了。后来张际春给我传达过毛主席的一个指示,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所得甚少影响很坏,不宜重复。对于农村土改,毛主席也说要等待军队切实占领之后才能进行,土改要先具备条件。我们当时手上有两个主力团,一个比较充实,都是五师的老底子,部队回到老家来参军的人很多,迅速从20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我们对地主武装进行反压制之后,人员损失很多,损失了许多骨干,人数也下降到原来的水平。

  刘少奇这个急躁冒进的政策,完全不看现实情况和条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后来是主席亲自纠正的,说是要等到前方稳定了才可以土改。现在那个在武警部队当副政委的儿子刘源写书为刘少奇翻案,说他原来就是要巩固什么新民主主义,坚持不要过早合作化等等,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刘少奇一向急躁冒进,这些情况王光美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革命者是怎样炼成的――老战士访谈录(李友九),老田访谈整理,访谈时间:2003年10月,地点:红霞公寓李老家】

  大搞“急性土改”,最大化了地主的武装反抗,却未能组织起农民的有力支持。这个方面的严重政治错误,事先毛泽东就曾有预见性地打过招呼,后又受到毛泽东叠电批评,邓小平不得不为此写出检讨书,其节录部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的指示》收入了《邓小平文选》,有些不熟悉历史背景的学人,还往往错误地加以正面引用。

  这一次政治上的急性土改错误,是在差不多耗竭了两个月的机会窗口期之后,才大规模开始的:1947年“10月12日,中原局为继续完成战略展开,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积极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大胆分遣部队和大量抽调干部从事地方工作。并决定建立鄂豫和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由每个旅抽出1个团(共13个团)为两军区及军分区的基干武装,每个纵队抽调干部和老战士1000至2000人归各县委领导,参加地方工作。”【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一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5页】

  在急性土改时期,张昭剑曾经奉命担任二纵六旅武工大队政委,率六个干部队下到广济县搞土改,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地方武装,1948年初还担任黄(梅)广(济)工委副书记。依据这个人的亲历:“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在工作安排上,确定以土改为中心。首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建立贫农团,发动群众开诉苦会,算地主的剥削帐,然后各区以片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分地主的浮财,有的还丈量了土地,准备分田。与此同时,各区都大量发展了民兵,建立了武装民兵连和区中队武装。……当时在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上,都似有些不适当的强调反‘右倾’。比如,1、搞土改有些过急,提出半年内建成根据地,要求土改在三个月内完成任务,加之执行中的偏差,打击面过宽,伤害了中农;2、对统战工作不够重视,可以说做得很差,把杀人权下放到贫农团,有的村出现乱抓滥杀的现象,使不明真相的地主、富农外逃;3、对敌我斗争形势发展的严重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在建立和发展武装民兵上,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乐观性,在我们还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就发放了大量的枪支和弹药;4、当形势恶化后,还要求‘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力量分散,机动余地小。所有这些,尤其当环境恶化以后,都给自己增加了困难和损失,……。次年桂系第7军围剿,广济县干部群众牺牲1200多人。”【《我的父亲——张昭剑文稿选编》2014年自印本,第42-43页】

  真正全面铺开土改,时间上更晚。据《黄冈地区志》记载,到了12月份,“各县根据中共中央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照搬华北老区经验,开展急性土地改革,甚至损害中农利益,造成发动群众困难。”“1948年6月18日,鄂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减租减息问题的指示》。布置停止分田,实行减租减息,严禁地主反攻倒算。”【《黄冈地区志·大事记》,网址:http://dfz.hg.gov.cn/sqgl/dsj/2011-05-27/167_31.html】

  军事上的错误,浪费了最初阶段的机会窗口期,导致根据地建设着手过晚。等到敌军追击即将开始时期,才转而着手土改建政,而政治上严重的“急性土改”失误成了主流,造成的恶果不小,纠正错误却慢,结果直接葬送了大别山立足的政治和群众基础,还给根据地群众带来了巨大的无谓牺牲。应该说,大别山急性土改的政治错误,这是延安整风之后共产党思想进入成熟期后的一个重大历史教训。

四、如何理解邓小平的不同说法

  在《邓小平文选》收文中间,邓小平确有正面评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说法,但这个属于常规“政治鼓动”性质,邓政委需要帮助同志们在黑暗里看到光明和勇气,不宜看作务实合理的判断。

  邓小平在做政治鼓动时也指出,七月份在鲁西南歼敌九个半旅,但到了大别山才歼敌四个旅,而且,早期打下来的县城又都丢失了,几个纵队还减员百分之十五,但邓政委引导大家看全局,虽然大别山这一路不太乐观,但是全局有了发展,所以,需要正面看待。【邓小平: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106】

  邓小平同时也指出,最大的错误在于过左的政策和做法,“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邓小平还说,即便是这样大的错误,也要正面看待,因为犯了错误之后可以获取教训,促进深刻认识:“豫陕鄂这边会不会体会得那样深刻?没有吃亏的,也应该懂得。”【同上】

  应该说,这些说法,体现了政治工作的常规,但不算对历史合乎事实作出的务实判断。在六月份邓小平给中央的检讨书中间,他更为清醒地总结方面军的政治错误:“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邓小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

  除了急性土改脱离群众并孤立自己之外,邓小平还提到侵犯中农和工商业的问题,还有摧毁旧政权却没有建立有效的新政权的问题,打土豪分浮财对于军队供给带来的困境,种种错误最终合成了一个恶果:把旧统治阶级成员强硬地驱赶到了敌军一边,却没有为自己造成一个稳固的政治基础,这才是大别山未能立足的根本原因。

  如果对照刘邓出动之前毛泽东的特意提醒:“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毛泽东:刘邓军出大别山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册】

  南下之前,邓小平作为中央寄予厚望的中原局书记、野战军政委,在基本的政治问题上未能把住关,出现如此之大的失误——如他自己所言是“忘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是非常不应该的。甚至,在急性土改的恶果已经出现,地方工作的李友九同志,向他这个方面政治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他竟然不加处理,依然对错误听之任之,不积极采取调整措施,这样就肯定要加重错误了。

  不管怎么说,最后是在毛泽东多次批评之下,邓小平承认了错误,也写了检讨书,还在检讨书中间反省了各种认识不足,这总归是一个进步,对于那段历史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但是,等到时过境迁之后,其后人不恰当地全盘否定错误和不足,反而盗用邓小平的名义去揽功诿过,这就是从邓小平曾经取得认识进步上后退了,那就更不可取了。

五、任何对错误的无脑粉饰都构成事实上的抹黑

  在解放战争的四大战略方向上,刘邓部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方向,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战绩,这是一个缺憾。但如果试图用杜撰妄说,来掩饰或者粉饰这一点的话,那不仅不会增添光彩,只会增加新的耻辱和污点。

  回到历史的现场,可以看到,刘邓部的跃进行动,是受到其他方面的有力策应,而不是反过来策应了其他方面,事实俱在,文献昭昭:“现敌大军向刘邓追击,若你们于刘邓出陇海线后半个月之久方能渡河完毕,则对刘邓援助过于迟缓。”【毛泽东:陈谢宜早日渡河援助刘邓(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册】

  应该说,沿着毛毛杜撰的说法,去探究历史现场,追问到底是谁纾解谁的困难处境,最终只会发现:改变陕北敌军密度和进攻烈度的,是陈谢大军南渡黄河行动及其可观的歼敌数量。而且,不是刘邓跃进大别山牵动了敌军部署和全国战局,而是恰好反过来,刘邓部自身处境的改善,是其他方面作战有力的结果,刘邓部未曾从陕西调走任何兵力改变任何人的处境,反而是陈谢所部的有力歼敌行动及其对西安造成的实质性威胁,从大别山去调出了敌军力量。正是因为真切感受到陈谢大军的力量和威胁,胡宗南除了从陕北调出兵力之外,还“将刚调到大别山的整编第65师2个旅、临汾整编第30师3个团以及陇东骑兵第2旅、关中暂编第2旅调到西安、潼关地区。”【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毛毛信口杜撰的所谓“三个A级(最急的)极秘密电报”,去支持从未存在过的“以跃进大别山纾解陕北困难”这种子虚乌有的战略价值,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无脑说法。姑且不说,这个电报从未有人见过,即便是邓小平烧掉了他收到的电报稿,但电报发出地的原稿又在哪里呢?更为关键的是,说陕北的困难需要刘邓的跃进行动去纾解,这也不符合当时西北战场的实际,更不符合军事常识,只能够以笑话视之。但是,这样的无脑笑话,被权威军史战史引用,毛毛的书还在中央文献出版社过审并正式出版,这样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是缩小了而是人为地放大了很多倍。

  刘邓部进军大别山期间,因其不太成功的军事和错误的政治方略,确实未能在解放战争高歌猛进时期留下说得过去的战绩,这虽然颜面上不太好看,但终归是一个事实,粉饰它只能带来更多的耻辱。编造在历史背景下并没有出现和存在过的战绩或者战略影响,不惟无法提升邓小平的个人形象,还直接否定了邓小平在检讨书中间曾经达到过的认识进步。

  很多年来,一些揽功诿过以拔高邓小平的谣言,还往往伪装为邓小平本人的说法,应该说这些都是降低了而不是拔高了邓小平的形象。诸如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现在毛毛又出来亲自佐证说是邓小平自己说跃进大别山是不讲条件地为陕北纾解困难,这些谣言流传的后果,往往只是给邓小平抹黑而不是搽粉。

  应该说,由于毛毛作为邓小平家人的特殊地位,她口衔天宪去杜撰一些不靠谱说法,更由于这一杜撰说法言被权威军史引用和传播,后果是加倍放大了对邓小平的抹黑效果。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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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20
‘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
——资本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流动;劳动力向劳动力价格高的地区流动。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无须邓小平的‘希望’。邓小平把发达国家的资本对不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剥削说成是对这些国家的帮助。剥削就是帮助。邓小平在国内也是这样‘帮助’生产者的。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18
‘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
——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投资剥削工人,邓小平请他们到中国来;发达国家的资本要通过贸易交换更多的劳动,邓小平请他们到中国来;发达国家的资本要寻找实现利润的市场,邓小平请他们到中国来。为了剥削中国的生产者,对这些国外的资本家,邓小平考虑得很周到。

‘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历史确实证明,垄断剥削者宁肯把生产利益输出国外也不让利与国民。只是垄断剥削者的无教养的劣根性,也引起了一些国外的资本的厌恶。垄断中国的生产资料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招引国外资本帮助他一起推行剥削。这个连什么是政治都没有搞清楚的小农意识的人竟然也谈论政治的战略的意义。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17
由于这个原因,同量的商品资本可以在再生产中投入之前就可以表现为包含已经完成了生产过程、增值了的、被统计进新的产值的国民总产值里面。消费掉的、不存在的价值、价值被无偿消费的记录被作为新生产的价值统计进生产总值。也就是说,中国这个‘经济大国’的经济数据同样存在这样的成分和问题。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
——政治的精神已经体现在经济利益的分配当中,生产利益的分配体现着政治的意志。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可以分离,不知道邓小平所说的政治大国指的是什么。说到经济大国,由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对立,由于对社会生存资料的垄断,由于这个垄断条件,从而可以直接从生存资料与劳动的交换中获利,并且这种获利在由定价权制定的代表生存资料的商品价格与同样是由定价权制定的生产者的工资的交换中实现,由于定价权占有利益的独特方式使得定价权所消费的部分必定要表现在国民总产值的计算上。就像被定价权消费掉的、已经不存在的价值必定表现在商品的价格上一样,就像商品价格里面反映的只是本应反映的全部价值的一部分一样。在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统计上也必然存在这种天然缺陷和不实的统计质量。就像商品价格,由于定价权的原因,价格所反映的只是本来应该存在的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换言之,部分价值却可以在商品价格上表现为价值的全部。国民总产值的统计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同量的商品资本可以在再生产中投入之前就可以表现为包含已经完成了生产过程、增值了的、被统计进新的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14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把倒退说成飞跃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即使是从‘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角度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也是农业大规模采用先进生产方法、使用先进生产工具的限制。

‘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
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
——如果今天‘西方’国家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是他们认知上的错误。

‘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
——如果吃饭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剥削秩序,那么为了维护剥削秩序,十几亿人就必须都有饭吃。但是,同样是搞剥削,由于垄断剥削和非垄断剥削的剥削条件的不同会表现在剥削率的不同,所以,在有着相当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工人阶级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12
‘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不应该因为是中国特色,所以社会主义的宗旨和原则就会,或者说,就应该发生改变。如果联系到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也就是改变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事实上,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与使用生产力的规模相关,与社会对生产力的需求和需求能力相关,始终与生产者的消费能力相关。限制生产者阶级的消费能力就必然限制生产力的使用。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相关。要么是资本家为占有无偿价值的积极性,要么是生产者阶级为自己生产的积极性。唯有中国特色的垄断剥削,才没有占主导性的这两种积极性。剥削的垄断条件,也就是垄断占有生产利益的条件,可以与生产过程完全无关。垄断剥削率下的个体资本,只有在生产出定价权提前支取的利润后才可能生产自己的利润,就没有非垄断资本发展生产力的条件。所以,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一些发展生产力的话只能算是无知的呓语。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11
剥削人民也叫‘人民民主专政’?由于自我认知的混乱,邓小平竟然把自己当成了社会主义者,而反对他的人就都是资本主义的了。或者,他只是借助这些政治名词打击反对他搞剥削的人。

‘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如果把这些话与邓小平的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践’相联系,事情就变成荒谬的了。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10
‘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改变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的做法是完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连剥削都搞起来了,怎么可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总之,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还是不懂。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当邓小平搞剥削的时候,他竟然认为‘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难道搞剥削不就是资本主义吗?发动资本主义进攻的不就是邓小平吗?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08
‘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
——反对邓小平搞资本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人民,是看实践’,小农意识尤其如此。邓小平由于始终把经济和经济关系混为一谈,在这里,很自然地把社会主义和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改革开放也混为一谈。而今,即使是小农意识的人,也对改革开放的实践的结果看得很清楚了。绝大多数的小农意识的人恐怕已经认识到,‘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而社会主义者不但看实践,而且所看的实践是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需要理解和远见。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07
显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提出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取消人民公社,包产到户,许多落后农民认为自己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而国家经济关系的改变正是从这里打开了突破口。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农村依然落后,农民兄弟沦为农民工,大部分的贫穷的低保人员依然存在于农村。对农村的投资也在逐年减少。小农意识得到了惩罚,而邓小平正是小农意识的提倡者。今天的中国,一旦剥削的突破口被打开,‘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还发展成为既得利益者所拥有的房地产经济,而‘高档消费品’也不再‘进入普通农民家庭’。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06
再说穿衣。纺织工业的原料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棉花或者其他可以替代棉花的天然植物纤维,另一种则是以石油为原料生产化学纤维。我国土地有限,1971年全国棉花产量只有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用、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之外,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纺织只能主要依靠化学纤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石油自给、机械工业成体系之后,才具备了年产38.1万吨各种化学纤维的能力。可见,正是改革开放前具备了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才实现了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了老百姓的穿衣问题。’(这篇文章还提供了许多其他数据反驳了对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的否定。)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04
杂交水稻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的。从1976年到1984年,正赶上杂交水稻的推广时期,杂交水稻播种面积从0.4百万公顷增加到26.7百万公顷。1970—1977年我国实现了农业机械的爆发式发展。全国农业机械总功率从1970年21653马力增加到1977年的102617马力,到1984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功率也已经超过19万马力。这些条件都对粮食增产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03
今天,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实践的一种最常见说法就是:你看,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衣服也穿不暖,还说经济发展有什么成绩?为了正确评价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的成就,需要专门澄清这种说法。
从农业看,包产到户确实出现了粮食产量的迅速增长。但是,除了包产到户之外,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粮食征购政策的改变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也对农业增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将化肥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到1965年产量达到172.6万吨,是建国前的300倍,但仍然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之后,我国通过“四三方案”从国外引进13套合成氨和尿素成套装备,就是俗称的“十三套大化肥”,这些项目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正好在时间上同“包产到户”的启动时间重合,1984年的化肥使用量是1977年的14千克的两倍多。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02
‘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发生的一些变化的真正原因邓小平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从而强化了他的小农意识。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能为突出改革开放而否定历史 —— 评《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提供了中国可能发生这些改变的物质基础产生的原因:‘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积累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释放,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基础,只凭市场化改革,也不可能产生“改革红利”。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6:00
‘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垄断剥削的种种严重后果的责任承担人出现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邓小平不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依然是基于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的混淆。当改变了生产利益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时候,不知道邓小平所指望的、自以为还在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又在哪里。

‘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对内经济搞活,改革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由于邓小平把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混为一谈,这里所说的‘改革经济体制’由于在实际上改变的是分配关系,所以实质上也就是改变政治体制。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5:59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邓小平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才可能有资格参加争论。不搞争论不是自己不参加争论,而是不允许别人参加争论。这的确是他的不可能获奖的发明。一旦荒谬占据主导地位,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事情就必然发生。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
——在经济问题上是个外行,如果把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混为一谈,在政治上就更是外行。没想到一如既往的混乱竟然还会发生在自我认知上。‘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垄断剥削的种种严重后果的责任承担人出现了。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5:57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是因为并不是全国人民都像邓小平这样肤浅、无知和愚昧。这当然‘是正常的’!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5:56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革命是反对剥削,当然是解放生产力的。而所谓的‘改革’是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是搞剥削,而且是搞垄断剥削,怎么也会是‘解放生产力’的呢?——谁能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股票,是作为参与剥削的资本投资同时也是根据其资本的大小参与瓜分剥削利益的凭据。当然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这还用问吗?这还用试吗?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当然不能用。因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者得到的是自己的生产利益而不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利益。不允许有人通过把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哪怕是把自己的积蓄作为资本)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占有别人劳动的利益。如果出现资本和股市,就可以肯定地说国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总是把生产关系和生产方法混为一谈。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让大家跟着他的无知走。这真是不幸!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是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5:54
在生产过剩情况下在投资表现上的差别
前者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不但不减少或停止投资,反而会加大继续投资。绕开社会消费水平的限制直接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保存。
后者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投资会减少或停止。

商品价格与生产力关联的表现上的差别
前者的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总是表示生产力持续下降。
后者的商品价格的下降会由于是生产力的提高的原因而引起的,是商品里包含的物化劳动时间减少引起的。

利润,剩余价值,在利用上的差别
前者的利润主要表现为消费性质的。
后者的利润主要表现为生产消费性质的。

在生产材料的价格上的差别
前者的生产材料的价格不但会由于需求引起价格上涨,撇开需求因素,由于定价权的原因(利益在交换过程中实现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会表现出价格自动的上涨,表现出生产材料自身在价值上的自发的增值。
而后者的生产材料的价格变动与生产的需求有关。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4 15:53
在货币与商品交换的环节所表现出的事实证明这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在这里,交换作为垄断剥削经济的环节,因为表现为不具有市场经济的进步意义,从而组成了证明垄断剥削不具有市场经济的进步意义的环节。
垄断剥削与非垄断资本经济的表现的差别:

价值与价格 偏离
前者商品包含的价值低于价格。
后者商品包含的价值低于价格。
前者是使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包含的价值,从而使得商品包含的价值低于价格。
后者是使商品包含的价值低于价格,从而使得商品包含的价值低于价格。
运动方向是相反的。这种区别决定生产力运动的方向。
在利润表现上的差别
前者的利润可以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得到,从而可以与价值的生产过程无关。
后者的利润必须是价值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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