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革时期的农村经济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墨县的农业生产增长了一倍多。 与此同时，农村工业占即墨经济的比重由1966年之前几乎为零增长到近36％。本章将详细描述这些显著的进步，并分析可能发生的变化。我认为，其中两个关键因素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政治文化的变化，赋予普通村民权利；促进了集体组织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教会人们识字，提供了算术和技术知识，使现代技术的采用成为可能。
农民参与生产决策
在第四章中，我写了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人民赋权的文章。赋权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实际上，赋权意味着改变做事的方式。正如我所指的那样，生产队长现在由选举产生，取代了上级指派的方式。在生产的计划和生产计划的实施中可以看出赋权的另外一种迹象。1967年3月11日，即墨县生产办公室召集了前几个月刚当选的各类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群众大会。会议讨论了年度的生产计划。从那时起，在早春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讨论该年度的生产目标和计划成为了文革期间的惯例。[ 即墨县志，即墨大事记，73。]因为，从县领导到最基层的负责人——生产队队长，大约有一万人参加，这个会议通常被称作万人大会或四级干部大会。这些会议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政治的取向。文革造反派的首脑不想以旧的方式开展他们的工作。相反，他们希望生产队队长参与生产计划的制定，并就年度生产目标和计划与普通村民进行沟通。[ 1997年采访原县革委会负责人的访谈。]这一简单的行为将村民从被动的听令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这一年度活动还为村民之间提供了一个共享信息和愿望的平台，他们可以通过这些会议交流更好耕作的方法以及耕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1989年夏与原生产队长们的访谈。]
文革时，即墨的农村集体再次接受了大跃进期间尝试的那种大规模经济项目。然而，这次制定决策的过程是不同的。在大跃进期间，生产的决策通常由上级部门下达。[ 见于周凯特，农民如何改变中国（Boulder：Westview Press，1996）。]省领导决定县的生产配额和发展项目，县领导给公社负责人发出指令。公社负责人随后命令村长实施计划。村长给普通村民摊派要做的事情。等到收获的时候，政府领导在没有与普通村民协商的情况下做出从村里拿走多少粮食的决定。在大跃进期间，即墨建造了三个大型水库，但普通村民几乎没有参与项目的规划。[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通常强迫那些不能获取直接收益的农民来建造这些项目。
文革时，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开始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对其资源拥有更多的掌控。例如，当南河村在文革期间建造了一个大型灌溉项目时，普通村民会对选址和建设方法投入很多精力来建成这个项目。项目是集体作出的决定，村民们会期待他们可以从这个项目中获得那些直接的收益。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有很大不同。即墨农民在劳动中表现出的热情与这种政治文化的根本变化有很大关系。
在文革的新政治文化中，政治运动仍然是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这些运动是特殊政治氛围和传统延续的产物，因此必须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对其加以理解。在这种背景条件下，这些政治运动可能非常实际，并对集体事业激发了极大的热情。
1973年和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林彪或孔子与农民群众有什么关系？农民群众为什么要关心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或两千多年前古代哲人所说的话？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过着极度去政治化的生活，他们很少涉足政治。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认为有必要让那些被知识分子视为无知并且其中大部分为文盲的农民群众参与到政治当中，而这本身就是革命的和民主的。据一些村民说，农民被市民认为是lao niai（麻木和无知）。据说即使被驱逐，他们也不会被激怒。但批林批孔运动的要点在于农民群众并不愚蠢。这是一种赋予农民权力的极其不同的政治方式。
对于许多受过教育的上层精英（elite，统治阶层？精英？）而言，批林批孔运动似乎模糊而抽象。但它对群众有特定的意义。这个运动的主题是批判中国文化中的精英意识。它批判了“上尊下愚二不移”的儒家哲学。它巩固了毛泽东思想，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精英有时是愚昧的，而劳动人民则是智慧的。[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政府指责批林批孔运动是“四人帮”的意图对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蕴含深意的攻击。这是政府竭力抹黑“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这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农民们在运动过程中的感受，而不是文革后对发动文革动机的分析。]这些都不是空话。农民全年都在劳作，为上层精英提供粮食、肉和蔬菜。但他们在上层精英的面前感觉变得愚钝。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上层精英交谈，并接受了上层精英加在他们身上愚蠢的烙印。[ 1997年与即墨农民的访谈。]在中国精英们看来，务农是一种卑贱的职业。这场运动激励农民挺直了腰杆，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1997年与即墨农民的访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运动有助于中国的农民群众找回自己的尊严。一些即墨的农民说，他们开始以一种不同的角度看待他们的工作。务农是很辛苦的，但也很重要。其他人无权看不起他们，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劳，那些人就无法生存。[ 1998年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集体劳动热情
文化大革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并与刘少奇和邓小平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形成鲜明对比。坦白的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与“资产主义的”路线之间的差异从未清晰界定清楚。但这种含糊不清为当地群众理解这种差别留出了空间。在即墨农村，“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被理解为培养和鼓舞对集体的忠诚。这种鼓舞对集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机械化都需要依靠集体组织，如果没有这种鼓舞，这些很难实现。
在文革期间，即墨农民以新的热情投向了诸如土壤改良和水利工程等集体劳动当中。可以说，文革拓宽了群众的视野。他们似乎为一些比日常面临问题更重要的事情而生活和工作。1972年，即墨县在该县北部启动了一项大型灌溉工程。许多农村劳动力投入到了这项工程。村里学校的孩子们在早上比往常早起的更早为那些在灌溉工程里劳动的父母到河里取饮用水。[ 1995年与老教师的访谈。]他们可以不这样做。但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为“革命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990年与以前农村学校学生的访谈。]
1968年，南河生产大队开始了一项大型灌溉工程。在白天，一些专业工作队从事这项工作。晚上，在白天从事其他工作的村民也过来帮忙干几个小时的活。当工程进行到关键阶段，学校教师、学生和地方政府职工都过来帮忙。直到工程关键阶段结束，他们每天都会从晚上7点工作到晚上10点。虽然村民们在这项工程的工作中挣得工分并直接受益，但政府职工以及学校教师并不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他们自愿在晚上参加这项劳动。[ 中国农村有两种教师。 一种是公办教师，由政府发工资。 另一种是民办教师，被村里雇用，这些教师除了每月少量的现金津贴外，用村里记的工分来发工资。 前者与村子的经济情况没有关系，而后者有，因为他们在村里所记工分的价值取决于村庄的经济状况。而由政府发工资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办教师不参与村里粮食生产的分配。]我采访了一位在该项工程劳动的一位政府职工楚继英。 她说，和其他人一样，她自愿在这项工程中劳动，因为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在文革期间，志愿劳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刘桂兴，兰申莉，张索成，三名农村学校学生每年冬天都很早起床在教室里生火。傅振建，龚兆林，孙世军和他的同学们利用每个星期里半天的时间为他们家附近的军人家庭打水和打扫卫生。[ 1997年夏与以前即墨农村学校学生们的访谈。]刘成水，刘家敏，王思江，南江村第八生产队的年轻人，每晚为集体土地运送肥料。[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们的访谈。]
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即墨的许多农民苦于粮食短缺，以至于他们宣称不会再为公社劳动。[ 1960年愤怒的即墨北部农民告诉省市调查员，他们停下工作来抗议他们的领导。 即墨县志，34：53。]那么，为什么即墨农民愿意在文革期间为集体而付出？这种态度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些工人和农民证实了文革期间干部参加劳动为这种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说，当干部们努力工作时，农民群众会跟着他们一起努力工作。[ 1997年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在文革前的即墨农村，村里的党员干部经常因为没有像农民群众一样在室外恶劣的环境中劳动而脱离群众。[ 人类学家闫云翔召集村里的领导们研究“白爪子”（白手），因为“他们可以避免被务农时晒黑他们的手。”见于闫“在一个中国村庄中农村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分层的影响，”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 1992年1月，第27期，6。]这种情况在文革时开始发生改变。在质疑前任腐败并且不参加集体劳动后，新上任的干部也从他们的前任那里吸取了教训。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斗争和新式教育，农村青年被激发了政治上的意愿，如果村里党员干部不和群众一起工作，那就要接受他们的反抗。
在南河村，村领导里除了李德智和薛志福之外中没有一人免于体力劳动。这两人都七十多岁，被安排在了村办公室、仓库和账房工作。[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村民们讲，村革委会的成员除了去公社开会之外，都要和其他群众一起在田里劳动挣取工分。队委会（生产队委员会）成员不得不比群众工作的更卖力。生产队队长比队员起的更早。他们用村广播叫醒队员，告诉他们带什么农具，并安排当天的任务。因为队委会必须要讨论第二天的工作任务，在一天的劳动结束后，他们通常是最后回到家的人。[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文革时领导们更加卖力工作原因很简单。农民群众不会容忍懒惰的干部。如果干部们不劳动，群众也拒绝劳动，这会导致生产和生活水平下降。如果干部们不努力工作，群众们会在年终的选举中选出更愿意努力工作的人来取代他们。[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如果他们不去或不想努力工作，那么在文革时，村干部很容易丢掉名声。南河村的张秀正在军队服役四年后，在1971年回到村里。像其他解放军退伍军人一样，他当时很受村里年轻人的尊重。当共青团在1971年重新开始运作时，他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在这年冬天，他被要求带领一群年轻人到该县北部的一个灌溉工程上劳动。劳动很艰苦。人们用和其他村子竞赛的精神从清晨工作到深夜。由于工作时间长，他们每天吃六顿饭而不是三顿。这项工作包括用推车将装满一千磅重的泥从河床运送到河堤上。一辆车需要四个人手，一个人从后面推，三个人用短绳在前面拉。由于道路非常泥泞，车轮经常陷在泥里。为了挪动推车，四个人实际上不得不把车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推的人要承受一半的负荷，而前面拉的三个人分担另一半。人们轮流在后面推车。退伍了的张秀正，作为这个小组组长，也必须这样做。但是他的军旅生涯从来没有让他经受过如此艰苦的考验。当三人在前面抬车的那一刻，他被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根本做不到。他因此成了这个小组中的naozheng（不称职的人），他的无能很快被整个村子谈论着。在下一次选举中，张落选了。这就是文革时即墨农村的方式。重要的是，干部们可以唱高调，但不能食言，不然没有人会听他们的话。[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这种政治动员方式也超越了50年代初土地改革以来农民被划定的阶级成分。阶级成分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对农民的区分，并继续强化了这种区分。在即墨，贫农不希望将自己的子女嫁到可能会帮助他们的旧地主或富农家里。这样的婚姻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孩子参加解放军或共产党。但除此之外，即墨农民对阶级成分也不是太在意。南河村第八生产队的王方军，尽管他是1949年同国民党军队一起逃到台湾的一个富人的儿子，依然很受人尊敬。让人意外的是，他和村里最有魅力之一的赵莉梅结婚了。赵丽梅的弟弟和母亲对这桩婚事非常不满，他们试图阻止婚事，并在婚礼上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沮丧，但并没有成功。王多年来一直是两个村里民兵中的一个。因为王在工作上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他的意见经常在他的小组中得到尊重。[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来自南河村的另一位富农的儿子周有良在大跃进时期曾是村里的民兵，并在文革时担任令人羡慕的村办工厂技术员。村里最有名望地主的儿子关敦晓在高中毕业后回到文革刚开始的南河村。他是村办工厂的第一批技术人员，并在文革时成为村办工厂的副经理。[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勤奋工作，并被叫做小组里的naozheng的人，那无论他的成分是什么，他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张友山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但他是同龄人的笑柄。他工作不踏实而且经常讲大话。关敦友和关敦川是与张友山在一个队里工作过的地主的儿子，经常像其他人一样嘲笑他。[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阶级成分很重要，但它们并不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因素）。当然，在文革前以及文革时，有一个不好的成分在中国是一件很不利的事情。成分不好的年轻人不能参军，也很难加入任何政治组织。
教育和生产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改革对于即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改革至少以两种方式促进了经济发展。首先，成千上万的本地农村青年接受了中学和高中教育。如果没有教育改革，就会有很少的一部分农村青年能够上得了中学，而那些努力读到高中的人很可能会离开农村。那样的方式能够让本地知青和来自其他城市知青回到家乡。农村大规模科学农业试验和机械化在没有大量知识青年的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教育改革使实用型的课程设计能更适合当地的需求。学生们可以在返乡后很好的运用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农业、机械和工业技术。[ 1990年夏与农民的访谈。]村办初中和社办高中快速训练了数千名掌握技术知识的农村青年。数以千计的毕业生学会了如何修理柴油发动机、电动机、水泵、收音机和广播。数以千计的人学会了如何种植新种子作物和进行农业试验。更多的人接受了动物护理和治疗动物疾病的培训。村办学校的课程满足了当时即墨农村的需求。文革期间的教育扩张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大量农村青年接受了村办初中和社办高中的专业培训，帮助农民改善了村里的经济状况。与他们不识字的长辈不同，新受过教育的年轻农民拥有使生产现代化的理念。
农业试验
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与农村教育改革一起，拓宽了农民的意识和视野。他们开始试验新的耕作方法和新的作物种子。1966年，即墨1,016个生产大队中有244个设立了试验队来使用新的种子，并试验新的耕作方法。到1972年，试验队的数量增加到695个，雇佣（employing）了4,043人，到1974年，这个数字增加到851队。同时，大约1,015个生产队设立了实验组。[ 即墨县志，28：4。]
这些生产队和生产组尝试了各种提高产量的方法。传统上，即墨农民每亩使用约2-2.5公斤的小麦种子。试验队增加了每亩种子用量，直到发现肥田和灌溉田种子的最佳用量为每亩4-5公斤，一般灌溉田为每亩5-6公斤，丘陵和非非灌溉田每亩为7.5-8公斤。[ 即墨县志，5：42。]在这些年里，还尝试了各种培育玉米的方法。生产队使用交替的窄行和宽行而不是等间距行来试验种植玉米的行间距。在大面积种植前，他们开发了一种在小块土地上用小纸容器种植玉米植物的方法。之后，他们将玉米株和纸容器一起移植到大片田地上，纸容器将植株和土壤结合在一起。这种移栽方法使玉米的生长时间加快了三周，因而使土地的生产力提高。[ 这种方法使用了两年。 已经不这样用了，虽然很有效率，但太耗时间了。]实验队还将每亩玉米植株的数量从2000增加到4000。[ 即墨县志，5：43。]在文革期间，这些试验队在即墨试验了1000多种不同的种子，并进行了10,000多次对照实验。通过这些实验，他们选择了大约43种小麦种子、39种玉米种子、14种甘薯种子、20种花生种子、11种高粱种子、18种豆种子、17种小米种子和18种水稻种子。这些新种子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以前大麻在中国北方的自然条件下没有种子。1976年，即墨县青中埠生产大队的实验队通过在日落前遮阳的方式缩短日光照射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大麻首次在中国北方开始生种。[ 即墨县志，5：38。]
灌溉和土地改良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