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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失败了,人类去往何处?

2019-3-10 00:0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1643| 评论: 1|原作者: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来自: 激流网

摘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到二十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显然已经失败。世界陷入经济停滞,金融化和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不平等,伴随着大规模失业、就业不足与就业不稳定,贫困、饥饿、浪费的产出和生命,此时只能称之为行星生态的“死亡螺旋。”

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危机,凯恩斯主义利用刺激需求来扩大国家支出。因此,在尼克松总统的任职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中美国民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占比最大。[56]再加上工会在危机中一直争取增加实际工资,而垄断企业又极力抬高价格以增加他们的利润空间,结果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滞胀(经济停滞加上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能让积累的货币资产贬值,这对资产阶级的威胁比经济停滞更大更直接,但对于工人阶级则截然相反。结果资产阶级中出现了反凯恩斯主义的运动,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将硬核的新自由主义左派划为社会主义或极权主义,并竭力收回数十年来工人阶级得来的微薄利益。[57]以往的经济紧缩和结构调整出现了急剧转变,最初利用货币主义和供给侧经济学作幌子,而后又偏向了自由市场。还运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共同摧毁工会,消灭了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美国资本主义》中提到的与资产阶级“抗衡的劳工势力”。[58]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再次得势可归因于朝圣山学社的建立,以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雷蒙德·阿隆等人于1947年会面的瑞士温泉命名。朝圣山学社旨在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思想,成员一般称自己为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由于对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毁灭性打击仍记忆犹新,他们避开了新自由主义的叫法(也就是米塞斯在1927年采用的称呼,之后米塞斯和哈耶克参加了1938年巴黎的瓦尔特·李普曼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提出了这一叫法)。[59]朝圣山学社的成员称,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延伸,是由人性的固有特点导致的。米歇尔·福柯说,如此一来,它就变成了一种生命政治。[60]

然而,一边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另一边朝圣山学社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很快又成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堡垒——这恰恰发生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时期,尽管有私人基金会的大量赞助,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这样的人物仍处于边缘地位。[61]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到来,垄断资本的积累达到顶点,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积极召回,以便为重组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司运动提供思想基础,此次运动有意针对劳工,各个国家和南方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体。

从一开始,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保护垄断企业资本,捍卫统治阶级的王朝,代表了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62]新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致命之处在于它要让社会生活完全被市场私有化。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统治的伦敦和罗纳德·里根统治的华盛顿,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人物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象征,偶尔也被称为哈耶克时代。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说为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由瑞典银行于1969年成立的经济科学奖,起初就是由极端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控制的。1974年至1992年期间,朝圣山学社的七名成员(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就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即便是比较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却都被排除在外。[63]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对日常的经济政策制定基本上毫无用处,因为它无法促进增长,而且像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它极力否认(或合理化)由大企业和集权主导的经济。[64]然而,在垄断金融资本想要控制社会所有货币流动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就会成为对大企业和新兴亿万富翁阶层有利的政治经济战略。[65]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停滞不前,增长率逐年减少,但企业大亨手中的剩余资本不但增加了,而且由于金融化,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革命,还创造了新的财富积累形式。[66]金融化——即经济从生产活动转变为金融活动——为投机活动和财富的形成开辟了广阔的新途径,进一步导致资本放弃投资新的生产领域(即实体经济的资本积累)。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新的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从全球的劳动力身上套利——剥削边缘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取更巨额的利润,使其最终流向跨国公司的金库和发达国家富翁的腰包。[67]对于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工人来说,帝国主义曾经施舍的那点蝇头小利现在也没有了,比如生产全球化导致的就业和收入的增长,现在则顶多是跨国公司的劳务外包更加便宜而已,沃尔玛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数字技术的出现为资本主义覆盖全球的监控打开了大门,最初虽是为了拉动消费(sales effort)而贩卖个人信息,现在也慢慢形成了庞大的信息技术垄断。[68]

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和滚雪球般的财富增长反而被认为是有利于创新,积累的财富总是归功于少数人的努力而不是作为社会的集体成果。在资本征用的时代,一切都被打上市场的烙印:教育,卫生系统,交通,住房,土地,城市,监狱,保险,养老金,食品,娱乐产业。社会上的所有交换都要完全商品化、公司化、金融化,资金流入金融中心,并通过债务杠杆进行投机活动,积累资本。人类的沟通本身也变成了商品。一切都被赋予了自由市场的名义。

对于当权者而言,这一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本主义与其说是有关国家的财富,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财富(亚当·斯密除外,他著有《国富论》)。金融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经济停滞的趋势,但也会导致正常的商业运转中出现金融危机。然而,上层的财富加速累积之后,金融危机又会使金融资本更加集中。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只会更多地征用金融资本,增加积累。

整个国家也因受制于金融化政策,转而去保护货币价值。[69]2007—09年的金融危机后,大银行和公司几乎都已脱离了险境,而更广大的群众却仍身陷囹圄。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金融危机并非真正的危机,反倒成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动力,说明新自由主义政治已然成为一种全面的金融征用制度的意识形态表达。[70]

金融化积累新时代的一个特点在于逐步从生产和使用价值中脱离出来,从而在整个生产和积累的过程中,加剧了交换价值(价值形式)和使用价值(自然形式)之间的冲突[71]——结果导向了“社会和生态的危机”[72]——自然环境被迅速破坏就是最为显著的例子。化石燃料只是埋在地底的能源储备,却变成了公司的金融资产。如此一来,它们便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累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万亿美元的华尔街资产与化石资本捆绑在一起,[73]要想让可持续的新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代替化石燃料的提取和使用,简直是难上加难。因为没人能独占太阳光和风,受益于这些能源开采的既得利益者便也不多。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主导了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待挖掘的),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肆无忌惮地牺牲着人类和地球的利益。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无助”地看着气候被破坏,物种数量在锐减,而这些都是看似强大的市场力量所造成的。

新自由主义一直反对严格的自由放任政策,它始终强调强大的干涉型和建构型的国家关系,直接服务于私人资本和市场威权主义。詹姆斯·加尔布雷思称之为“掠夺型国家”。[74]在新自由主义观点中,资本主义的专制政体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国家的作用不仅仅如史密斯所说是为了保护财产,而是像福柯在他的《生物政治的诞生》中所阐述的那样,积极地构建市场在生活各方面的主导地位,[75]这意味着在公司和市场的模型上重新塑造国家和社会。

福柯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市场经济的原则照搬到政治权力的整体运用中去。”国家不能“纠正市场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而是利用这些破坏性影响,采取进一步措施,扩大市场的渗透范围[76](布坎南就大力宣传过,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跨过国家的存在,而是将其束缚于垄断竞争的资本之中)。[77]垄断金融资本之所以要挣脱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控制,是为了不让货币的价值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越来越不受政府管束——因为侵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央银行已经成为国家的自治机构,实际上受其他银行的控制,财政部门则受到债务上限的束缚。监管机构被垄断金融资本占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司的直接利益。[78]

波兰尼有力地证明了,若想建立一个所谓能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实际上需要一个代表资本立场的、能持续干预的掠夺型国家——就会破坏社会的基础和生活本身。[79]但是就今天的资本主义而言,已经不存在回头路了。发展停滞、金融化、私有化、全球化、国家市场化,以及把人贬低为“人力资本”、自然贬低为“自然资本”的现象,使得新自由主义成为垄断金融资本的不可逆转的特征,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能将其取代。

因此,在全球化的金融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已与资本主义制度融为了一体。这种结构性危机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变得非常普遍,且无法克服。因此,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就要更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市场原则这么吸引人,因为总有观点认为只有市场才能解决它自己创造的问题——而每次失败只会让一小部分人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这种不合理的逻辑不仅仅导致经济和生态上的危机,还有自由民主国家本身的逐渐消亡。因此,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导向市场专制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这样一来,川普的上台就并非偶然。[80]

米塞斯于1927年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公开宣称:“不能否认,法西斯主义和右翼的类似运动(旨在建立独裁统治)的意图是极好的,他们的干预拯救了欧洲文明。法西斯主义的美名将永存于历史之中。”[81]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和布坎南等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一起,积极支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于1973年在智利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并将一套经济冲击的学说(economic shock doctrine)强加在民众身上。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在1978年访问智利的一次旅行中亲自警告皮诺切特,要反对“无限制的民主”的复活。在1981年的第二次访问期间,他说“独裁政权......的政策可能比民主集会还要自由。”[82]他在1949年写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中提到,“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保护个人自由与完全满足我们对分配正义的看法是不相容的。”[83]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不是随随便便说没就没的,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垄断金融阶段的一种绝对的趋势。福柯指出,“资本主义要想存活”,就必须将其经济逻辑单一地应用于所有的社会存在,[84]也就是简化为纯粹的迈达斯原则(单纯为了赚钱),那么它就会摧毁一切与他产生联系的事物。但如果资本主义现在失败了,问题就变成了:下一步是什么?

未来会怎样?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权威极端时代:世界历史1914—1991》一书中指出,有理由认为新世纪对人类的威胁可能比之前的“极端主义时代”更大。上个世纪,世界大战、帝国冲突和经济危机是时代的注脚,也是在上个世纪,人类第一次面临物种毁灭的可能性。然而,站在世纪之交向未来望去,他总结道,新的世纪(以及新的千年)蕴含着更大的危险。

霍布斯鲍姆在1994年观察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我们明白(或者至少可以合理地假设)资本主义不可能无限延续。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而且,已经有外部和内部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转折点。现在,科技和经济催生的强大力量已足以破坏我们生活的环境,即人类生命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本身的结构,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社会基础,正处在被我们从人类过去继承的腐朽事物所摧毁的边缘。我们的世界既有爆炸的危险,也有内爆的危险。它亟需改变。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往哪里。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这一节点上,而且如果本书的读者朋友认同书中的观点的话,我们也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但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人类将要迈进的清晰的未来,不可能是过去或是现在的单调延展。如果我们尝试着在现有基础上建设第三个千年,我们一定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也就是维持社会一成不变的后果,是黑暗的深渊。[85]

霍布斯鲍姆非常确信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这样的经济秩序的“神学信仰”:“在竞争不受限制的条件下,经济体内部资源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而市场完全不受任何拘束。”力量更加集聚的大公司极力传播着这种信仰。这种经济体系的主要危险是“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包括人类种群,将面临不可逆转甚至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86]

霍布斯鲍姆的立场在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是许多左翼人士也认为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判断过于“悲观”。[87]然而,在25年后的今天,很显然他的“预言”都实现了,因为他当时所担忧的状况在今天变得更加严峻。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富裕国家中能够正视资本主义失败之现状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罕见,即使他们亲身经历了经济停滞、金融化、不平等加剧和环境恶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年复一年的攻击。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概念,指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神话:由市场规律来进行自我调节的社会一定会引发保护社会和环境的防御运动。[88]这样一来,人们总是寄希望于钟摆的下次摆动,最终强化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这使人们相信,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尽管会失败,但仍然可以通过回归到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来应对——这是一个新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历史好像已经停滞不前。

然而,这种将希望寄托于双重运动的理论否定了四种物质现实。首先,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威胁下和工会力量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和持续,并随着两者的消亡而立即消亡。其次,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本身,而资本主义现处于垄断金融资本的阶段。凯恩斯经济学所植根的工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早期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第三,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依赖于反对绝大多数人类利益的帝国主义制度。第四,存在自由民主国家和一个声称开明的、愿意与劳工达成社会协议的、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资本家阶级,但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遗留物,其结构基础几乎消失了。

即使以上条件都满足了,社会民主党最终得以上台,并承诺在原有体制内创造更友好和更温和的资本主义,他们也总是成为这一阶段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牺牲品。迈克尔·耶茨在资本主义失败的背景下写道:“今天,我们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经济项目会得以兑现,哪怕这个项目非常温和以至于得到过工会和政党的承认并帮助实现。”[89]

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左派中,一些人采取了广泛的技术现代化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关系。在这种隐含的技术决定论中,数字技术、社会工程和明智的自由管理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诚然,这样的思想家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绝对主义——确实指向了无休止的灾难。但资本主义可以调整(大概是从上面来改变)以适应任何紧急情况,甚至可以忽略利润和积累以满足当前的技术要求。在这个理论中,这个经济体系只剩下抽象的公司和市场的概念,而且这些公司和市场仅仅是追求效率的引擎,其驱动力中不含任何阶级和贪婪的因素。

《增长的极限》原作者之一的乔尔根·兰德斯在2012年预测四十年之后(2052年)的世界社会时宣称:本世纪中叶会出现“改良资本主义”,这将是一个“把集体福祉置于个人回报之上的体系”。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由技术官僚指导下的“明智的政府”所管理,同时具有“民主少、市场自由少”的特点。尽管兰德斯预测了主要经济大国四十年的经济停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持续贫困,他仍然没有直面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认为这些问题与他对2052年的世界展望无关。他预言道,未来的社会将是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更加有效和可持续的(如果受到更多约束的话)版本。[90]

然而,在他的书完成后的短短七年里,很明显兰德斯在各个方面的预言都是错误的。当今世界的形势比2012年严峻得多。当时渐进式技术官僚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似乎被许多人认为是可行的,即使在左派眼里和自由民主国家看来完全稳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今天,在气候变化加速,经济持续停滞,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显然比像兰德斯这样的渐进式生态现代化者所预想的更具灾难性和划时代性。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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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工农 2019-3-12 12:51
这种文章发了有什么意义呢?不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和世界实际政治经济相结合,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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