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政治赋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官方数千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一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曲折。文化大革命是普通农村中国人反对官场的第一次尝试。它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邓小平1978年重新掌权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像是对春天作物的快速霜冻。它开始走回头路并在许多方面摧毁了中国政治赋权的进程--至少对于即墨农村来说似乎就是如此。

新的还乡团

当文革期间被抛弃的邓小平和前政府官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重新掌权时，前造反派领导人将他们类比为在内战期间由回归地主领导的复仇军团——还乡团。（见第1章）。对于了解文化大革命和土地改革的即墨市民来说，内战期间的还乡与文革后的中共官员是非常相似的。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的许多中共干部都遭到造反派的虐待，正如在土改期间，即墨地主遭到穷人和无地者的无情的清算。一些前中共官员在大跃进期间滥用权力并冒犯了普通民众，从而招致了他们所管辖的村民的仇恨。就像贫穷的农民利用土地改革提供的机会对地主进行报复一样，在文革开始时，造反派让中共官员为滥用权力付出了代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大规模批评和人身攻击的中共干部有充分的理由反击造反派。对于造反派来说，一些中共干部在大跃进期间已经相当过分，当时他们强迫人们像奴隶一样工作，建造豪华酒店，而一些农民正在挨饿。但是，中共官员觉得他们只是按照通常的做法行事而已--享受特权，这种做法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官员就是官员，应该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特权，一些前中共高级干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我访谈的十几位前中共官员中，很少有人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做错了什么，他们认为他们不应该遭到造反派的粗暴对待。他们都指责“四人帮”2和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他们遭受的个人痛苦。3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新兴民主文化赋予造反派和普通民众权力。他们开始挑战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各个方面，要求党的领导人遵守严格的毛主义的官方行为准则。随着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政治文化开始占上风。因此，许多地方党的干部和官员已经开始调和自己的新期望。这是接受新权力结构的唯一途径。在即墨市，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了羞辱，所有被打倒的县委官员最终都被纳入了革命委员会的新权力结构。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他们正在与新的权力结构内的造反派合作。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政治局势迅速发生了变化。在四人帮被逮捕后，全国各级政府的旧官员围捕了之前的造反派领袖。例如，在河南省的一个工业城市洛阳，数百名造反派领导人被逮捕并在公共场合游行然后失踪.5在即墨市，复职的共产党官员对他们过去的挑战者们进行了报复。他们针对即墨市的所有担任重要职务的造反派领袖。 1977年5月，一些重要的造反派领袖被监禁。前造反派红卫兵领导人，即墨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王思波被逮捕和监禁一年多，没有具体指控。在当局无法证实对他的指控后，他终于获释。 即墨五金厂副经理、前造反派领导人刘世兴，前造反派领导人、城关公社副主任葛德新，于1977年5月被解职，于1977年11月被捕。前造反派领导人焦传发在即墨农机厂自杀，以抗议大规模逮捕造反派领导人。从1977年11月到1979年春，重建的即墨党委对前造反派领导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清洗工作.6几个造反派领导人在清洗中幸存下来。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政府对造反派进行了更大规模、更广泛的报复行动。政府部门、工厂、学校、大学、研究机构都设立了专门办公室，以调查对前造反派的指控。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许多人因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罪行”而被监禁。即墨县委于1983年12月11日开始第二次清洗。每个政府办公室、学校、工厂和村庄都被命令清除以前的普通造反派。7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失去职位的官员对造反派个人提出了指控。8

全国范围内对造反派的报复狂潮在前党内领导人之间营造了一种辩护的气氛。当还乡团地主回到村庄时，他们吹嘘说弱者无法击败强者。在20世纪80年代，官复原职的党的领导人对造反派们说了同样的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再次受我的控制吧，对吗？”1978年复出后，霞浦公社前党委书记孙思安不顾一切地寻找曾经的挑战者，马山村的赵先安，并告诉赵，他现在可以乘坐吉普车，但是赵先安仍然不得不推着独轮车。9

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恢复原职的共产党干部利用重新获得的官方特权进行自我补偿。复职的即墨县委副书记李思礼说：“有权不使，过期作废”.10这种政治导向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农村盛行的“官方腐败”狂欢的前奏。 11官员很快就放弃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采用的苦行原则。即墨粮食局前负责人孙喜宝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反精英政治文化。他的六个孩子中有四个去了农村工作。当他的小儿孙英金于1976年从农村高中毕业时，孙喜宝要求他承担南江村第三生产队最肮脏和最艰苦的工作，收集粪便并将其作为肥料施用于农田。当他的儿子表现出一些不情愿时，孙告诉他：“其他人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能？如果你一开始不能自己做，我会帮助你的。”12然而，1980年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他在政府和工厂为他的所有孩子找到了不错的工作.13

南川村党委书记郭云龙，在文革十年期间每年与村民一起工作三百天。他和其他村民一起在田里吃饭时，村民注意到他的食物往往不如他们的食物，因为他有一个大家庭。14他的儿子也像田地里的其他人一样工作。他甚至犹豫是否接受村民们在婚礼宴会上吃饭的邀请，担心他可能会成为村民大字报的目标。当村民邀请郭和他们一起喝酒时，他的妻子和孩子提醒他注意造反派之前对他的批评，并警告他，那些邀请他的人可能不怀好意。如果他在别人的家里喝酒，郭的妻子就不允许郭在晚上进屋.15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气候的变化，郭也改变了。当邓小平承诺将来不会举行政治运动时，郭变得更加大胆。 1982年以后，他开始公开接受贿赂。他在没有征求村民意见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村庄的土地卖给了新的开发区，将村民变成了无地的小贩。他允许一百多名外来人口，在乡村土地上建造新房，其中许多是上级政府官员的亲属。与此同时，他不允许很多村民在村庄土地上建造新房，除非他们送给他礼物.16 1984年，他用村里的资金买了一辆丰田皇冠车，并把它当作私人汽车一样使用。他设法让他的儿子进入青岛市的一所大专。乡村汽车周末用来在学校接儿子，并在下周初将他带回学校。

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从中国宪法中删除了使用大字报的权利。普通人不能再通过大字报和大辩论批评他们的领导人。腐败和权力滥用增加了。人们很生气但不敢说话（敢怒不敢言）。尝试使用大字报可能被称为“开始另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1996年，一名工厂经理滥用公款。有人写了一个匿名的大字报来揭露细节。工厂经理非常愤怒，并在公开场合威胁起诉大字报的作者。他怀疑是工厂会计师写的，因为会计师知道他非法交易的细节。经理随后解除了会计师的职务，并让他在车间做手工工作。17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危机，部分原因是企业管理者或多或少放松了政治控制。虽然许多企业甚至没有钱来给工人付工资，但管理人员却因为控制着国家资源而越来越富有。新闻报道称这种现象为：“穷庙富方丈”（贫穷的寺院，有着富有的方丈）。18邓小平推行了厂长负责制（经理责任），把所有权力交给管理者。在新体系下，管理人员决定了工人将获得多少报酬，以及多少工人可以获得报酬。他们可以处置公共资产而不对任何人负责。从那时起，即墨的许多经理开始乘坐豪华的外国汽车，住在豪华的房子里，享受豪华的宴会，经常光顾夜总会，并花大价钱到外国去旅游。与此同时，他们拒绝向工人支付体面的工资。在许多地方，工人在没有合理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至少在资本主义西方，管理者必须向所有者的代表即董事会负责。但是，邓小平的改革把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变成了独裁者，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尤其是所谓社会主义企业所有者的工人。即墨的工人说他们受到新一类管理人员的支配.19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工人开始破坏工厂，以抗议管理人员的管理不善。当愤怒的工人开始集体窃取工厂的产品以抗议管理人员管理不善和盗窃工厂资金时，即墨肉联厂被迫关闭.20

解散集体组织

中国的学者们讨论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从上层还是底层开始的。21农村改革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这是因地而异的。中国的农村集体制度没有得到均衡的发展。在某些地方，它表现不佳，而在其他地方则做得很好。在集体农业表现不佳的地方，农民不介意改变或积极追求改变。在集体农业表现良好的地方，农民更不愿意改变。在这些地方，集体农业已成为一种可靠的生活方式，农民的期望是围绕集体建立的，是社区中的一个重要机构。

我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大跃进时期集体农业遭受了挫折，即墨县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体农业取得成功的地方之一。在这里，中央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行的“家庭责任制”被许多人认为是对即墨农民施加的反动措施。村民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22即墨的许多农民都不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对政府的决定感到震惊，因为政府决定解散集体经济，而这正是农村社会保障措施、教育和医疗保健所依赖的基础。最初，许多村民把土地分割作为中共想放弃他们的信号（共产党不管我们了）。23但邓小平政府并不容忍任何犹豫不决的政策。 1982年，即墨县政府领导人与烟台地区其他17个县的领导人一起被迫离职，因为他们拖延了家庭责任制。这些较低级别的政府领导人抵制个体家庭农业，因为他们与农民关系密切，知道村庄里发生了什么.24

中国媒体将家庭责任制作为一种受欢迎的运动.25由于这是官方媒体的唯一版本，许多人认为个体农业普遍受农民欢迎。毋庸置疑，对于任何特定地区的土地划分，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即使在集体农业表现不佳的地方，也有人赞成集体农业，因为他们从中受益。来自即墨一个相对贫穷的村庄的方志远说，没有这个集体，他的五个孩子就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接受过教育。在集体年代，他的家人不断从集体中获得粮食和现金.26与此同时，在集体农业表现良好的地方，有少数人更喜欢个体农业，因为他们认为集体农业已经阻止他们的邻居比他们更多地离开了集体。一位来自南河村的、兄弟俩都有能力的农民说，如果他的家人被允许独自耕种，他们早就变富了.27

说所有中国农民都想要个体家庭农业是不准确的，就像说美国所有人都反对福利、歧视或堕胎一样是不准确的。中国的每个农民和每个政治家都知道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农业政策的立场。在大跃进失败后，他在1961年提倡分田到户。邓小平政府利用安徽省凤阳县一个村庄的18名农民的行动来证明，无论他们的意见如何，都要对所有中国农民实行解散集体的国家政策.28关于集体农业或家庭责任制的优点或缺点，没有国家批准的公开辩论。

中国政府领导人总是利用一部分人的做法开始全国性的大规模运动。 20世纪50年代，集体农业就这样开始了。对于任何政策或政治举措，都会有人为此而反对它。通过严格控制的新闻和宣传机器，中国领导人只需要支持他们想支持的一方，并压制对方，使任何政治举动看起来像是人民的自发行动。建立集体制度确实如此，而解散集体进程也是如此。

解散集体所带来的问题

中国政府以完全正面的态度描绘了家庭责任制。他们很少提到中国农民因集体解体而遭受的挫折。但是在生产组织和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都存在非常严重的挫折。促进和要求解散集体的国家领导人不必承担其政策的直接后果。政府官员都享受工作保障、医疗保险和退休金，他们的孩子在当时很容易接受教育。他们把这些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但他们从不站在农民的立场看问题。在他们解散之前，集体已经成为农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在这一机构周围建立了工作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障和农村教育。

机械化和水利基础设施取决于集体组织，自集体农业解体以来，两者都动摇了。 1983年，在即墨的农民分配土地时，大多数即墨生产队都有足够的机器从事基本农业工作。机器的使用减少了农业的劳动强度。然而，在将土地划分为由个别家庭种植的小块土地之后，使用大型农场机器就是一个问题。首先，在小块土地上使用大型机器是低效的。其次，在几百户家庭之间协调，以便方便和公平地使用集体机器是非常困难的。由于集体所有机器的不公平使用而感到沮丧，一些村庄的农民拆除了拖拉机并将部件分开。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村民们拆掉机器并将废金属分开。因此，农民必须再次手工做农活。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即墨农民在家庭责任制开始后需要他们的孩子退学以帮助种地的原因之一.29

在集体时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即墨农民非常努力地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灌溉系统。结果，农民减少了对自然的依赖以获得丰收。然而，这些灌溉系统是在集体时代计划和建造的，并考虑到集体农业。随着土地的划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些家庭的土地离灌溉设施更近，他们可以轻松，更好地利用这些集体设施。其他人的土地离这些水利设施更远，他们经常难以利用这些设施。由于土地划分主要是通过抽签决定的，个别农民不能责怪任何人。只是“运气不好”，所以不得不耕种一块糟糕的土地。但是，村民们常常感到愤怒、沮丧和嫉妒.30随着集体的解体，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协调公平和方便地使用灌溉设施。村民们不得不日夜排队使用灌溉设施。有时会因为使用这些设施而发生争执.31由于沮丧和嫉妒，土地远离集体灌溉设施的农民开始破坏这些设施.32在一些村庄，有些人用石头堵住了水井。在其他村庄，由于缺乏维护，集体灌溉设施恶化。在个体农业条件下，有效地使用和维护这些灌溉设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在邓小平的农村改革之前，即墨的农村工业企业都是集体所有和经营的。这些工业企业的工人在工作时间得到报酬，就像在农田工作的农民一样，这些企业的利润与农民分配的方式相同。经理和村党委书记与普通村民一样获得了一天工作的工作量。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34但随着土地分割，集体不再存在。这些工业企业的管理由村党支部书记和集体工业企业的管理者掌握。这些集体企业经常租给经理，以获得由村党委书记和集体工业企业管理者自己决定的固定租金。例如，南江村的集体企业租给了管理人员赵立成和关敦霄，他们在1984年之后获得了固定金额。在其他一些村庄，企业被出售给经理。尽管村民反抗力度很大，但窑头村仍将其村企业出售给了管理人员。

这种做法改变了农村工业企业的性质。无论是通过租赁还是直接购买，管理人员都完全控制了以前的集体企业。他们有权雇用或解雇工人，并决定向工人支付多少钱。工人失去了工作保障、医疗保险和工伤赔偿。南江村企业的管理者逐渐用外地工人取代了大多数村里的工人。这些企业主不想在安全措施上投入资金。结果，工作环境变得危险。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当南河村集体经营工业企业时，没有发生涉及人身伤害的重大事故。但这个问题在私有化之后，发生了几起严重事故。一名工人在操作六十吨压力机时失手。他是另一个村庄的临时工。工厂管理层指责他没有遵守操作程序;他们只支付了他的医疗费用，然后将他踢出去.36虽然管理人员用集体购买的机器赚了数百万，但是工人们却在危险的条件下工作.37今天，90％被雇用在村工厂工作的人来自村外。在中国，很少有法律保护农村工人的权利，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工厂管理者的支配。

解散集体对乡村政治的影响

分田到户为即墨村民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灵活性。农民现在决定要种植什么以及在土地上投资多少，他们可以自由地处理他们的收成。然而，在政治上，集体失去权力的村民解散了。农村地区的权力关系因集体解体而重新洗牌。与村民一起工作并因共同利益而共同分享的集体年代不同，村民们因为自己的家庭分别耕种土地而成为分散的问题.38村民因集体共同利益而被捆绑在一起。在集体解散之后，村民们无法表现出强烈而协调的声音，主要是因为村里不再有公共场所。

村党委书记从土地分割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村党委书记必须与一些生产队队长共同决策，他们的权力也由共同的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有凝聚力的村民来检查。分地取消了生产队队长，他们是对村党委书记最重要的制约，同时也将村民碎片化，导致权力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手中。由于村党委书记成为村里唯一的实权人物（尽管名义上存在村民委员会），上级政府对党委书记实施国家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在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村党委书记的地位.39

村庄权力关系的变化导致村党委书记重新回到文革前的工作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乡村政治已经成为一个独角戏。一些党委书记关闭了村办公室，把办公室搬进了自己的房子。村党委书记的房子也经常作为村庄的商店。公共粮食储存在他们的房屋中，村里的钱存放在他们的个人账户中.40因此，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

农村教育的衰落

农村教育是邓小平改革的重大牺牲品。在邓小平上台后的十年里，农村学校大规模关闭，入学率急剧下降。农村教育的急剧萎缩是由于新的中央教育政策，这个政策决定关闭“劣质”的农村中学，以及解散了农村集体，这是农村学校系统的主要经济支持。

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谴责文革期间引入的教育改革。各级重点学校再次建立，资源流向这些重点学校，主要服务于中国城市社会的优势部分。许多农村学校，特别是中学和高中，以精简和质量控制的名义被淘汰。

农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集体经济的支持。村学校教师的工资与在田里工作的村民一样。因此，农村教育融资的负担由社区共同承担。随着中国农村集体的解体，农村教师必须得到学费的支持，教育成本现在由上学者承担。大多数村庄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乡村学校。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即墨市98.5％的学龄儿童上小学，90％上中学，70％以上念高中.41尽管自邓小平上台以来经济持续增长，但现在农村孩子却很少有机会去上学。各级出勤率均有所下降。许多乡村小学倒闭，儿童被迫在其他地方上学.42学费上涨，其余学校因为过于偏远和家庭农业的需求，导致许多农村家庭拒绝送孩子上学。

由于农村改革，农村中学和高中教育受到的影响最大。即墨的中学数量从1976年的256所减少到1987年的106所。许多联合乡村中学被淘汰，因为村庄不再有资源支持学校。尽管人口从1976年的913,032,000人增加到1987年的1,000,481,000人，但中学一年级的人数从1976年的29,660人减少到1987年的15,734人。高中人数从1977年的89所下降到1987年的8所。高中一年级从1977年的12,186下降到1987年的1,935。43到1993年，即墨中学的数量已减少到58所，高中的数量已降至7。44

即墨的情况是中国农村的典型经历。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儿童受教育的难度越来越大。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儿童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使新一代文盲的人数增加。

对农村学校的财政支持减少使得无法提供体面的学习设施。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乏资金聘请额外的教师和建立额外的教室，80多名学生挤进一个农村教室。由于缺乏课桌，一些学生不得不跪在教室的泥地上。45在减少资金的同时，中央政府对农村学校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工人和农民参与管理学校的工作已经停止。教科书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标准化。国家标准化教科书使农村儿童处于极大的劣势，因为这些教科书主要侧重于城市生活。与此同时，从课程中取出了对农村生活有用的技能和知识。

1977年，全国高考重新开始，从那时起，它再次系统地从中国农村地区排出人才，就像文革前一样。有才华的农村孩子离开家去上大学，很少有人回来。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努力将教育与即墨农村的需求联系起来。高考制度的恢复再次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高中的性质。学校不是以服务农村发展为导向，而是成为加入城市精英的途径。高中教育再一次被重视为敲门砖（打开大学之门的砖头）。国家高考的恢复受到年轻人，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的广泛赞誉。但很少有人关注社会成本及其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1977年12月，来自城关公社五十个村庄的两千多名高中毕业生参加了十年之后的首次全国高考。最后，只有一名学生成功了。这个人的成功在每个村庄和学校都很显眼。父母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效仿他，而老师则以他为榜样，激励他们的学生努力学习考试。虽然成功率非常低，但奖励很高，正如少数农民的孩子通过科举成功地成为官员一样，中国的农村学生希望高考成功能让他们在毕业后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46

许多年轻人辞去工作，专注于准备接下来的入学考试。高中为这些有志于考大学的人开设了特殊班级。有些年轻人去了这些特殊班级好几年了。 1974年从高中毕业的南河村的陈旭琪在1977年，1978年考试失败，1979年成功。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入学考试。刘强，1977年高中毕业，参加了五次高考但从未成功过。他在特殊准备课上花了五年时间。由于他在这些特殊班级学习的东西与现实生活无关，他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技能，后来认为他已经浪费了五年的生命。最后，他的叔叔，交警培训学校的校长，通过“后门”让他进入那所学校.47当然，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在这些特殊准备课上花了多少时间，而是一个人到底是否成功。那些在多次尝试后仍然失败的人都是失败者，最初失败但最终成功的人仍然被认为是成功的。48问题是失败太多，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