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

（二）解放妇女的现实考量

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大规模发展，同上述妇女解放思想有很大关联。但与此同时，大跃进对于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也使得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成为必需。现实上的迫切需求，加速了农村妇女对集体劳动的参与，农村幼儿园正是配合这种形势的产物。

大跃进运动的本质在于追求生产发展的高速度，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对于大跃进的开展尤为重要。虽然增加投入有多种方式，如增加物质资料、人力或者科学技术等。但是当时薄弱的技术力量制约了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跃进的可行性。因此，人民公社被寄予厚望，希望其成为合理调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途径，这一点在人民公社的大力宣传中常被提及。例如，在介绍人民公社经验的专著《普通一公社》中就提到：“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所带来的显著利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于发展生产。”

为了更加合理地调配资源，增加生产资料的投入，勤俭节约被一再强调。国家希望人民公社在适当地改善生活的同时，尽可能地将收入多用到扩大再生产方面[30][31]。但事实上，农村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所遭遇的困境，使得对于农业的投入陷入越投越少的恶性循环。因此劳动力几乎成为唯一能够有效调度的资源，甚至于中央把劳动密集型也看成一种技术的进步，而且这种技术的进步需要制度来维护。某种程度上，大跃进可以被看作一场试图通过不断增加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最终产出的生产运动。

将占成年劳动力一半的妇女调动起来参加集体生产，成为农村集体化运动的题中之意。中央推翻了原来先技术进步后集体化的设想，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道路，应该是先集体化、社会化，然后逐步达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但是除去这些蕴含在妇女解放深层的问题，妇女解放的话语还是同大跃进时期的实际需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紧密结合的体系。

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国家对于农村妇女的动员随着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而不断深化。在大兴水利工程之前，农业生产并未太过依靠新增大量劳动力，女性参与相对并不重要。此时，农村妇女动员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五好运动”，强调妇女操持好家务、教养好子女、处理好邻里关系、注重自身学习，而并未过多提及参与农业生产。后来随着修水库、炼钢铁等工作量的增多，国家开始重新考虑女性参与。当时很盛行一句顺口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句顺口溜说明，为完成大跃进的艰巨任务，需要通过解放妇女参加生产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需求。

与庞大的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相伴，是国家对于女性出勤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解决幼儿对妇女的牵累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在比干劲比先进的新形势下，各地妇联和妇女群众都提出了1958年妇女工作的各项跃进指标，一般要求妇女出勤率达到女劳力90%以上，许多地方提出的妇女全劳力全年出勤指标，大大地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80到180个工作日的要求。但是妇女出勤的指标能否实现，妇女在生产上的干劲能否巩固和持久，重要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能否相应的妥善安排孩子。”

除了生产任务之外，国家对于妇女的学习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上就提到：为了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合理使用和调配整个社会劳动力，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并逐步改造全部社会生活，腾出时间学习，有生产时生产，没有生产时学习。巨大的生产和学习压力，使得人民公社必须兴办切实有效的设施来帮助妇女解决家庭生活中的牵累，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一是食堂，二是幼儿园和托儿所。

在农村幼儿园一项上，国家有关妇女解放的论述能够很好地为基层所接受，与基层妇女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劳动和学习的巨大压力有很大关联。在渑池县，以大跃进中的先进典型槐树洼大队为例：大炼钢铁开始之后，村中的男性被迫出村到其他地方炼钢铁，妇女成为留守在村中的主要力量。除了负责所有农田灌溉之外，她们还主动修建了小钢炉。“大槐树弄mu(没)了，都是搞钢铁，那女哩们也不rang（差），恁大那树都砍倒了”。而且为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一段时间里，所有人都黑白不分地进行劳动。在这样巨大的劳动强度之下，传统的抚育幼儿的方式不再适用。政府不得不通过兴办幼儿园来保证妇女的出勤率以及调动她们的积极性。

二、社会主义新母亲和抚育儿童社会化

大跃进时期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使得国家更为强调妇女在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重新调整了女性的再生产职能，国家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新母亲。与此同时，再生产工作本身并未消失，抚育儿童的任务依旧存在。农村幼儿园的建立也意味着国家对于再生产角色的重新定义。抚育儿童不再是个体家庭的职能，而是通过社会化成为国家和集体的责任。

亲子关系不得不随着集体化生活而做出改变。传统意义上，母爱的表达在于对于儿童日常生活的参与，在于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看护。但是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加入农业生产，抚育儿童的任务越来越成为母亲参加劳动的牵绊。甚至于地方妇联有时将看护儿童同其他家务劳动归于一类，并将其视作妇女的负担。在实际的劳作中，妇女常常未被留有充足的时间用以照顾儿童。韶峰大队社员金锁（音）的小孩儿因为父母下地劳作，被锁在家里，从门槛的缝隙里往外看过往行人。槐树洼大队社员姚天水的爱人带着小孩儿下地，最后小孩儿哭闹，根本无法劳动。坡头公社韩家坑大队社员王焕朵劳动时，“我那娃zou（就）坐场里，留着鼻涕哭着些儿”。在观念和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对于儿童日常生活细节的照料不再是母爱表达的必须渠道。

与此同时，国家提倡积极新型的母亲形象，重新界定母爱的范畴和任务。一方面，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社会不应夸大母爱的作用，妇女应该放弃狭隘的小家庭的爱，追求共产主义精神的母爱，爱自己的孩子，也爱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孩子。另一方面，在大跃进时期的生产实践中，对于子女的照料不再是评价母亲的唯一标准，取而代之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母亲在工作上取得成就。1959年，渑池县妇联倡导在各大队幼儿园中举行“赛妈妈”的活动，评比的依据就是儿童母亲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随着母亲将大量的时间投入集体劳作中，抚育幼儿工作中的一部分就被转移给了幼儿园老师。对于这种新的抚幼安排，有些妇女最初并不情愿。在渑池县槐树洼村，不愿将孩子送进幼儿园的妇女还会趴在窗台上张望，但后来逐渐认同了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保育员的用心工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妈妈们“回去问自己的小孩儿，早上送来跟花猫一样，回去干净些，就放心”。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幼儿园的大力推广也折射出国家将抚育幼儿的任务从一项家庭琐事转变为国家事业。抚育儿童的社会化不仅仅是家内劳动的累加，更是对抚育儿童的根本改革。幼儿教育，在以往个体家庭的抚育中常被忽视，而现在则成为公社的重要任务之一。与此同时，分散于各个家庭中的对于幼儿的抚育工作集中起来，为女性拓展职业提供了新机会。承担着抚育儿童任务的幼儿园教师也成为了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换而言之，育儿工作作为一项再生产任务，经过社会化的改造之后，变成了与田间劳动、大炼钢铁、修建水库等属于相同范畴的生产劳动。

为了保证高水准的教育，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选拔标准，控制成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人选。在渑池，各大队在挑选保育员的时候，都对文化水平有所要求，多为高小或者中学毕业生；但受年代所限，政治素养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标准。要成为保育员，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成分好，大多保育员为贫苦农。二是性格好，挑选韶峰大队保育员时，认为王秀珍“性格也皮皮（温和）的，想着应该是对小孩儿有爱心，以后真的是这样”。三是最好有从事妇女工作的经验。槐树洼大队姚金英在担任保育员之前，曾在大队妇联任职。四是配偶最好较开明、思想觉悟高。王家坪大队的幼儿园保育员，其爱人是小学教师。而韩家坑大队幼儿园老师的丈夫则在大队的代销点工作，都属于村中的先进分子。在大跃进时期艰难的物质条件之下，各个村子在具体兴办幼儿园的过程中，挑选保育员的标准也随村庄的实际情况而变动。但是对保育员的遴选，标志着抚幼任务性质的转变，幼儿教育得到了空前重视。

将抚育儿童的任务从个体家庭中解放出来，社会化之后，就变成了光荣的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大跃进时期幼儿园保育员在农村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其劳动强度相比田间劳作相对较小，被视为好职业。保育员参加工作也相对积极，都“愿意干，地里干不了，这儿劳动量少”。且保育员享有同普通女性劳动力一样的工分。在有些地方，为了以示鼓励，“幼儿园老师工分比下地稍微高点”。大队也会有一些奖惩措施来调动保育员工作的热情，在评选荣誉的时候，例如“巧姑娘”称号时，会给予保育员一定的倾斜。保育员的福利待遇更好，生于大跃进时期的槐树洼村现任支书董明召就是一名保育员的孩子，他回忆自己出生时：“因为妈妈是村里学校的，满月那天，给你特殊照顾，给六斤白面。所以满月这几天，还能下锅汤面，在家吃顿汤面。”其他社员甚至会嫉妒保育员的工作：“别人还说保育员活轻。保育员自己也不想干，你们老提意见，不想干。”

除了上述普遍的情况外，幼儿园教师有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农村幼儿园保育员，可被当作一种过渡职业，成为具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农村女性另觅其他更好职位之前的短暂选择。当时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在接受教育后返乡，却又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据了解有很多学生对农村不感兴趣，嫌农业生产苦、累、脏……其中还有一部分受家庭和社会上的舆论影响，认为升不了学，找不到工作，就白念书了，当个农民没前途，没有出息；认为当个农民也用不着文化。”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与参加农业劳动相比，保育员这份工作对于这些返乡女青年是更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远离繁重的田间劳作，另一个方面又可以将所学知识用到教学中。槐树洼幼儿园作为被采访幼儿园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就接纳了一些实习生。这些从县城毕业的小姑娘，经过培训，会唱歌跳舞。在幼儿园的实习之后，少部分最终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姚金英举了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你看我们村的焕梅（音），头起教教学，后来去到县里，现在变成公家人了，有指望。”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是将儿童抚育社会化的初步尝试，从而将再生产任务转化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一部分。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母亲的生活，也创造了更多女性职业的机会，惠及保育员群体。

三、国家与儿童：集体化下的幼儿园

同其他再生产任务的社会化相比，幼儿园不仅将抚育儿童变成了一项生产任务，更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各级政府将幼儿教育纳为工作任务之一。国家的大力提倡和集体制度的保障，使得农村幼儿园能够在相对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得以开展。原本分散于各个家庭中的幼儿，通过接受教育，开始参与集体生活。儿童所独有的认知心理和认知规律，造成了幼儿园儿童独特的体验，这正是儿童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当前学界对于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日常生活仍缺乏充分的探讨，对于儿童群体的关注则更为稀少。本文希望依托访谈者中当年参加过农村幼儿园儿童的回忆，追溯儿童在农村幼儿园中的经历，反映集体化对于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儿童早已成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儿时的经历在记忆和讲述的双重作用下，已不能完全复原。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当年儿童的体验和当下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研究对象。

（一）集体化下的幼儿园

儿童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教养儿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而建设农村幼儿园对于儿童保教具有重要意义，对儿童多个方面的发展都有益处。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讲话中提到：“我们要把托儿所、幼儿园办好。儿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教养儿童是伟大的事业……要让孩子们生活得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要讲求卫生，预防疾病……要把孩子教育得好，使孩子从小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孩子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使他们诚实、勇敢、活泼、健壮。”但在各种能力的培养上，最为强调的还是儿童能够在幼儿园中接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德全在《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广播讲话》稿中认为建立农村托儿组织的意义在于：这项工作关系到劳动力的后备、民族的延续和共产主义新的一代的成长问题。做好这项工作，就能使我们的后代从小受到合理的教养，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使儿童成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所以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不仅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人”的条件。这是一项伟大的崇高事业，是一万年都要做的工作。为了令这些儿童将来都具有健康的体魄，都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成为改造自然、征服宇宙的英雄。就需要从他们还是幼苗的时候起，就能经常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从小就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崇高道德;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健全的发展。随着农村人民公社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全面组织生产、全面组织生活的群众运动更加规模壮阔地出现了新的高潮。正是在这种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形势下，国家提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以社会教育为主的方针，全面组织学前儿童。

1960年代，广东云浮县某村的幼儿园。

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幼儿园归集体所有，从国家到地方都强调幼儿园的集体所有性。一方面，这是将幼儿园纳入农村集体主义福利体系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也保障了农村幼儿园能够得到切实推进。1957年早在大跃进开始之前，渑池已经开始了小规模建立农村幼儿园的尝试，但是当时的幼儿园并不占抚幼组织的主流。渑池县妇联要求下属各公社“根据本社具体情况，有计划有目的将托儿组织搞起来。方法是先将生产队、组的孩子进行站队，看家庭分工解决的有多少，邻里互助有多少，互相换工看管的有多少，尚无人看管的有多少，然后再根据本社的经济条件，组织小型的抱娃娃组、托儿所，幼儿园。”当时的幼儿园并不归集体所有，渑池县妇联仅对其进行扶持，其下达的指导方针是“依靠群众”“谁办谁管”，并且“应根据按劳取酬和资源互利的原则，按孩子大小，看管难易，评定孩子家庭出工分，保育员应根据带孩子多少、孩子大小、工作态度好坏等，确定应得的工分”。在渑池县小规模兴办幼儿园的尝试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由儿童父母主要负担工分和幼儿园的开支，尤其是儿童的母亲担心自己一天劳动所赚取的工分还不够负担孩子在幼儿园的开销，其对妇联的号召并不积极。大跃进之前的渑池乡村很少有幼儿园等托幼组织。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开始，渑池县开始着手转变幼儿园的属性。1958年7月31日，渑池县妇联提出：托儿组织巩固提高常年化，把所有托儿组织要进行一次检查，建立健全各种组织，加强其领导，乡社要建立托儿组织网，定期与不定期召开各种会议坚决防止时停时起现象再生，并社社要建立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幼儿园[49]。自此，幼儿园的运营还有保育员的工分都开始由集体负担。渑池县各地的农村幼儿园都由大队部直接负责、进行领导。大队部配合上级的指示，负责幼儿园的成立和日常管理。一方面既要保证幼儿园所需要的各项资源，例如找房子、挑保育员等；同时还要时不时地进行检查。用槐树洼大队老支书的话就是“大队撑着头”。至于寻找保育员，“那都是干部坐到一块商量哩，你也推荐，你也推荐，看哪个合适”。在王家坪大队，“幼儿园是连(当时实行军事化建制)办的，一个大队办一个，一个连办一个。在东沟自然村，有二三年都叫办。妇女们去地干活，解放妇女劳动力。村里孩子慢慢少了，慢慢取消了幼儿园。”据当时的大队副支书张金财回忆：“上头也说，也布置。布置之后，咱就开始办，咱主要是按照上头的标准干的。上面说了以后，研究研究，老师一定，办起来，没事就去检查检查。”渑池的情况并非个例，其他地方兴办农村幼儿园的实践也处于类似的权责体系之下，当时的吉林省在兴办农村幼儿园的过程中，明确要求“支部书记要亲自挂帅，建园前必须做好组织、宣传与发动工作”。

相对于农村的其他集体生活福利设施，幼儿园特别受到妇联系统的关注。渑池县妇联在大跃进期间，将公共食堂和农村托儿组织看作其在集体福利事业中的两个工作重点。县妇联尝试用多种方式推进农村幼儿园的进展。一方面，召开妇女干部的会议不断传达和强调建设农村幼儿园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培训农村保育员。1958年“在县训练了一批保育员(130多人)，回乡后采用以师带徒的办法，根据各项具体情况，又训练了超过在县三倍的人员，承担了负责托儿组织工作，所以在短时间内，全县范围内普遍建立了托儿组织，孩子有了依靠，大人从事生产有了机会”。另一方面，重点试行，总结经验，组织观摩。为了有力地推动托儿所的工作，县妇联“抽出得力人员，重点搞出成绩，总结经验，组织观摩，如去秋组织十几个乡到英豪乡灯塔高级社幼儿园参观，丰富了大家组织托儿所的经验，促使了工作开展”。而且，村一级的妇女干部往往比其他村干部对幼儿园负有更直接的责任，既负责同保育员沟通，又要参与幼儿园的日常管理。与此同时，农村幼儿园也常有从上到下的检查，以此促进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和管理。1959年，渑池县妇女工作总结和会议意见中提到，当年全国和省妇联领导都来渑池进行了视察，其中农村幼儿园的工作在重点考察之列。在韶峰大队的幼儿园，“曾经有一年省里还是洛阳来检查，他们看看还可以”根据。而王家坪大队的支书李明法则表示乡里组织检查时候，县里来得少，也来过。在当时的先进典型槐树洼村，被检查的次数相对其他地方更多。而槐树洼村幼儿园的保育员姚金英回忆，还曾经跟县妇联到其他乡检查幼儿园的情况。通过从上到下的检查，加强了对于农村幼儿园的管理。

作为幼儿园成立最重要条件的房子是由集体征用的。幼儿园有时设在保育员家中，但更多时候考虑到依托食堂的便利，大队会选择一处离大队部和食堂都较为切近的房产，组织住户搬离。大跃进期间对于“一大二公”的追求，使得大队对于各项财产享有极高的调度权。为幼儿园所征用的房子，原有住户并不享受补贴。在王家坪大队，当时“保育员只有一个，工分队里出。那个时候房子都是队的，让你今天腾出来，你就腾出来，给你找个地方住。那个时候卫生所、兽医站都有”。韩家坑大队的幼儿园开在保育员家中，据保育员丈夫王申保回忆，当时是生产队给出工分，并且用房也没有什么补贴。因为大队支配调度幼儿园的房屋，所以有的幼儿园随着大队规划的改变经历了多次搬迁。槐树洼大队幼儿园保育员回忆幼儿园“才开始在希贵(音)家院，后来在丙辰(音)家院，后来在昔周(音)家院。等到在丙辰家院的时候，她妈来了，还有翟玉兰。就我们这仨人”。除了房屋之外，生产队也会提供一些简单的桌椅板凳等设施。

同时，大队会向幼儿园提供一定的经费，用以购买玩具和书。在王家坪大队，幼儿园里有黑板，是队里买的。只有老师有课本，幼儿园中有书、小本本、小画书等物，队里没有管，是委托老师购买的。在韶峰大队，幼儿园中“有图画书，其他啥玩具都没有。县里面的幼儿园最好，咱这儿条件差一些”。在当时条件相对较好的槐树洼大队，书本、玩具等比其他村落更为丰富，虽然也“没有桌子凳子，就是搬点小板凳。有黑板，都在院子里活动”。保育员姚金英还是回忆道，为了“教娃们识字、跳舞。去三门峡买点玩具、半截裙，让大点娃们穿上跳舞。孩子们到学有点耍，去给大队要”。韩家坑大队当年的两位入园儿童胡秋菊和王文信回想幼儿园的设施时分别提到：“小玩具多，没有课本。数数数、跳跳舞、唱唱歌。舞都是很简单的那种，扭秧歌。”“有点不大点的小本本还是小书，都被孩子们揉得不成样子了”。

除了农村幼儿园自身集体所有的性质，其产生也深深根植在农村的集体制度，并与农村的集体生活体系紧密相依。渑池县妇联认为，公共食堂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幼儿园的发展。在本文采访的4个村庄中，除了槐树洼大队的幼儿园附属了幼儿食堂，其他3个大队中幼儿园儿童都需要随家长到公共食堂用餐。这也可以解释这些幼儿园一般都距离公共食堂较近的原因。据韶峰大队妇联干部王秀珍回忆，村里的食堂和幼儿园在同一个院落。“食堂那时候，都是一个大财主家院，进去大门，西石头窑，南边群房，共三所院，吃饭都在院里吃。”在王家坪大队，“食堂吃饭用瓢舀，大人一瓢，小孩儿半瓢，个人跟着个人家长吃。食堂和幼儿园不远儿，有三四百米”。除了食堂制度之外，幼儿园也依托于当时的分配制度，渑池同河南的其他地方一样，力图实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也就是所谓的“七包”，这保证了保育员能够得到较充足的工分，并且由集体负担幼儿园的开支。集体开始负担儿童在幼儿园的支出，才使得幼儿园能够大规模推广。农村集体生活福利体系是幼儿园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