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

（二）儿童的幼儿园体验

整体来看，这些儿童关于课程和玩耍印象相对模糊，其残存的记忆中多是关于游戏学习的场所和形式，具体的内容却很难追索。当年入园儿童在回想幼儿园的空间结构时，记忆更为集中在幼儿园的色彩和装饰上。“用白纸、黄纸、红纸卷的纸花，她们家的旧房，有好些花，不够远一朵儿，是胡琴(她的)妈搁那儿)教哩。在人家家里面，摆活我们跳舞……一般都是搁屋，坐到屋里，弄个一溜溜小板凳让你坐，这会儿那是有凳子，那时候都是板儿。”儿童也关注玩具和小人书，但是具体的玩具类型和书本中的内容却很难回想。其中王拴成只对拨浪鼓印象深刻。就所学课程，对于唱歌跳舞的印象远比识字深刻，但是唱得什么歌、跳得什么舞，已经记不清楚了。“教唱歌肯定有，那时候学那扭秧歌，那时候不大点儿那小鼓，这会儿还有那小鼓。”当年的儿童对于同在一个幼儿园中的其他儿童印象较浅，对于幼儿园老师的印象要比对自己同学的印象要深刻很多，这同幼儿园存在的时间较短、入园儿童当时年岁尚小有一定关系。有趣的是，在入园儿童的记忆中他们并没有将幼儿园同集体联系起来，更倾向于将幼儿园的创立和消亡都理解成个人行为。在这些当年儿童的眼中，幼儿园并不是由大队所兴办的形式化的儿童福利设施，而是凭借幼儿园保育员的爱心和辛勤为困难时期的儿童所支撑起的温暖场域。胡秋菊一直强调，自己去幼儿园仅是因为“没事耍哩，想去”，而且她也不把幼儿园的保育员称作老师，而是叫“婶”。儿童生活中对于集体化的理解，需要借助幼儿园老师、自己的家庭等私人关系才能达成。

相较于幼儿园中接受教育的模糊回忆，食物则是幼儿园回忆中最为清晰的部分，这与大跃进时期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密切相关。因为槐树洼幼儿园附设有食堂，当年在幼儿园中上学的董小友回忆：“给你发半个白馍，我记哩痛清哩……那个时候都搁这门口哩，里头给发馍，是烙哩馍还是痛好那馍，一人发真大点点馍。”关于发白馍这件事情，被他重复了好几次。在并不附设食堂的韩家坑幼儿园，当年的儿童对于保育员、所学课程和教室的装饰等等都有不同的回忆，但是却都毫无例外地回想起有一次每人因去水库表演节目而分发到半个豆馅馍的经历，然后围绕豆馅馍又回忆起其他情形。王文信回忆：“为啥说让排着队看水库那，一人还发半个白馍，那个时候都稀奇哩不得了，小娃们太小嘛，有那都给你掰那半个。都记那一回，站那一次队。”从食物开始，当年的儿童记忆开始拓展，回想起下午在北邙(音)集合，站着队去壕沟水库，在水库进行了表演，但是具体的表演内容已无从想起。

值得注意的是，幼儿园设立之后，儿童在食物上有时会获得更多的倾斜。在附属于幼儿园的食堂中，儿童常获得比在公共食堂更充足的供给。槐树洼大队幼儿园因为设有食堂，“幼儿园吃得稍微好点。过去吃得东西，58年吃粮食还可以。59、60年的生活最困难，吃淀粉馍。幼儿园搞点粮食，吃点好的”。因为幼儿园的伙食较好，儿童患浮肿病的少。保育员也提到：“到那儿吧，多少吃点。搁家肚子饥。大班叫大点，小班叫小点，吃菜角，大孩子，一人一个半，喝汤不在数。”幼儿园食堂的粮食由各小组凑份子组成，“那时候下面也成立食堂了，都去下面要点面”，征收粮食的过程虽然艰难，但物资比起公共食堂会更有保障。而且，幼儿园食堂受到的关注比公共食堂少，只有两名炊事员，对食物的利用率高。炊事员通过各种办法，改善儿童的伙食：“弄点野菜，回来一炸一捏，没油吧，弄点盐捣捣拌拌，弄到馍里头。拨几个蓖麻仁在锅里面一擦，然后弄给娃们。”而在公共食堂里，“管伙哩痛孬哩”，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幼儿园食堂因为补给较充足、食物做得精细，比公共食堂吃得好。在其他地方，也有幼儿园食堂更受倾斜的例子：江西万安县为了保证农村幼儿园的伙食，规定了“有限供应幼儿食堂吃菜的办法。如每出一种新菜、杀了猪或捞到鱼时，都先送一定数量给幼儿食堂”。由于农村幼儿园在整个农村集体主义福利体系中的重要性，所以物资方面比较有保证。加之对于园中具体生活安排比较松弛的管理，可以使幼儿园较为自由地使用这些资源，为儿童提供相对较好的食物。

即使不附设食堂的农村幼儿园也往往离就餐的公共食堂较近。韶峰大队的食堂和幼儿园在同一个院落，“是一个大财主家院，进去大门，西石头窑，南边群房，共三所院，吃饭都在院里吃”。王家坪大队的“食堂和幼儿园不远儿，有三四百米”。鉴于幼儿园对儿童较为松弛的管理，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隐性机会。例如，儿童可以逃学或者早点到食堂，因此比成人享有更为灵活的时间安排。如果父母或者亲戚在食堂工作的话，儿童有可能利用这些机会，获得额外的食物。据王文信回忆：“食堂做饭是轮着做，没人时候给你掰块馍什么的。大家去地的时候，你小孩儿，没人知道，掰块馍，有人的时候都是量的。”胡秋菊也提到跟随当时给大队加工粉条的父亲，吃刚捞出来的粉条。儿童较为自由的行动，确实为他们赢得了一些潜在的机会获得更多的食物。

除此之外，利用户外活动的时间儿童还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从田里获得潜在的食物。大跃进时期，国家倡导学前儿童多进行户外运动，参加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劳动。这种号召同当时广泛接受的苏联儿童教育理念有关，其基础在于巴普洛夫院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户外活动对于儿童不仅仅是局部锻炼，而是整体身体机能的提高。因此，在为农村儿童编制一天的活动时，游戏、散步和劳动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儿童常被鼓励帮助集体拾麦子、采棉花，等等；而社员从田里捡收割遗留下的粮食，一般并不被允许。正是利用户外活动和劳动的契机，幼儿园老师带领儿童拾点粮食，或者摘点野菜，用以改善儿童的生活。在槐树洼村幼儿园，保育员带着园中儿童经常去地里捡收割时遗漏的玉米,“拾拾玉米这是回来能炒炒吃。地里有……家家屋屋不叫你冒烟”，而队长也持默许态度。除了拾玉米之外，保育员还领着儿童去菜区拾过菜。这些拾来的成果不交集体，主要用来改善儿童生活。

集体制度作为幼儿园的依托，保证了农村幼儿园的设立，从而使幼儿园的教育成为可能，农村幼儿园的儿童也实实在在地经历着集体化教育，不可否认这种教育甚至仍在影响他们当下的生活。但是儿童的记忆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幼儿园建立之初的设想。并且，儿童能够通过幼儿园获得国家更多的物质倾斜，尤其是食物，这本不是幼儿园设立的初衷，这些经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儿童群体在集体制度下的主体性。

四、结论

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虽然只是当时农村所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福利设施之一，却展现了国家将琐碎的日常生活转变为公共事务的议程。幼儿园不仅要照料儿童的生活日常，更是肩负着教育儿童的重任。抚育儿童本是属于家庭的任务，经过社会化之后，变成了国家和集体的责任。与此同时，抚育儿童从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光荣的生产任务。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变革着整个乡村社会。幼儿园的设立重塑了农村儿童、母亲、幼儿园教师等群体的生活。

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央、基层甚至农村妇女自身都认同了幼儿园对于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将抚育幼儿这一属于“再生产”领域的任务社会化，大大减轻了妇女积极加入“生产”的顾虑。农村妇女通过积极参加社会劳动，既服务了国家，也提高了自身地位。妇女解放思想同大跃进的实际相互配合成为一套互动的话语：基层以及参与其中的女性，一方面感受到实际劳作的压力，因而迫切需要幼儿园的建立；另一方面，妇女解放显然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光荣感并为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提供依据。然而共产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国家更注重选取同大跃进实际相配合的部分，而有意淡化了其他内容，比如妇女解放思想中对于妇女自身的保护以及对于女性特质的考虑等。在妇女解放的政治规划外，生产的实际需求是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的动因。正是因为国家在整体战略上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保证了妇女解放能够顺利向下传达，农村幼儿园得以快速高效地推进。

通过农村幼儿园的建立，国家重新调整了女性在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积极参与农村幼儿的抚育。一方面来说，农村妇女被鼓励参与社会劳动，抚育儿童的再生产任务不应成为其生活的负担，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细节不再是母爱表达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随着抚育儿童任务的社会化，以及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视，对于幼儿的照料和教育成为了一项生产任务。大跃进时期的渑池，幼儿园教师无一例外由女性担任，因此育儿的任务仍然被定义为女性的劳动。幼儿园在农村创造了新的职业机会，也使得幼儿园老师成为备受尊重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为这些女性的生活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幼儿园”作为集体建立的教育机构，将长久以来较为忽视的幼儿教育变为现实，深刻变革了儿童的生活。虽受迫切的生产需求和落后的物质条件限制，集体制度为幼儿园的建立倾斜了大量的关注和资源，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作为农村社会主义福利措施中的一环，服务于集体制度，也仰赖于集体制度。儿童在农村幼儿园中的学习、游戏。这些关于集体生活的记忆持续到当下。当年的儿童通过幼儿园也确实获得了更多的生活资料。这些都是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有限但不可忽略的能动性的体现。

当然，当农村集体化程度退化的时候，缺乏外力支持的幼儿园也就不得不面临消亡。国家将集体生活福利体系判定为激进的体现，幼儿园自然也就成为激进的产物，而并不过多顾及农村家长和儿童的实际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实施计划生育之后，大部分农村地区又重新出现了幼儿园这一抚幼组织，虽然分享了大跃进时期相似的名称，精神实质却已截然不同。当下幼儿园所代表的市场介入，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的实践中尚未出现。在城市化作用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愈演愈烈，抚育儿童中的家庭安排和国家责任都值得重新探讨。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实践，兴许能够为当下关于农村抚幼的探讨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作者：翟菁。来源：《妇女研究论丛》。责任编辑：卢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