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一直宣称,农村经济的腾飞肇始自1978年邓小平重返政坛并开启市场化改革。在这种叙述中,邓小平的改革从文革造成的十年经济灾难中拯救了中国及其农村人口。他们常说,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包括:过分强调集体经济、通过政治运动迫害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蔑视教育标准与教学机构、苛求平均主义(一大二公)等。然而本书中对即墨县的调查结果与官方叙述恰恰相反,即墨的农村经济腾飞始于文革时期而非市场化改革年代。在不到十年间,农业产值几乎翻了一番,农村工业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使得该县的农业经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即墨县的情况并非孤例,大部分中国农村的经济在1966~1976年间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当然,尽管农业产值的统计数据对官方叙事提出质疑,人们仍倾向于认为文革本身阻碍了经济发展,或者说农村经济“克服了文革带来的重重困难”发展起来。或许文革中的动乱的确没有对广大农村产生很多冲击。然而本书研究发现结论恰好与之相反:正是文革带来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变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文革改造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允许普通村民监督党员干部,塑造了“干部参与体力劳动,村民参与经济决策”的集体劳动伦理,从而激发了村民的劳动积极性。文革还改造了传统中将大多数农村孩子拒之门外的精英主义教育体系,从广大农村发掘出大批人才。文革时期迅速建设了一大批农村学校,给乡下孩子们提供了学习读写与工农业生产技能的计划,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即墨县的经济在1978年后继续增长,其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激励结构与经济可塑性方面的变革,为即墨带来吸引资本和市场投资的地理优势。然而我们有理由质疑官方机构宣称的市场改革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文革时期开创的教育进步、基础设施发展、农村工业企业带来的经济增长,依然贡献了积极影响。我们一旦承认经济腾飞开始于集体经济时代,就必须重新审视市场化改革者们的论调。

在当下,市场改革时期即墨县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可是,机械化的倒退、集体经济时代建立的灌溉系统的难于维护,无不令人怀疑,随着市场化发展起来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能否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去集体化的过程中,农村的医疗和教育水平逐渐下降,同样令人担忧。特别是农村教育机构的急速收缩将为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且持续的阻碍。

即墨在文革时期的经验表明,集体经济同样具有高度的活力,可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为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的水利、机械化、农业试验和化肥,无不得益于集体化组织下的资源集中。集体组织同样为农村工业提供了原始积累。黄宗智教授(Philip C. C. Huang)指出,集体经济才真正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的衰退趋势,使得农村经济开始取得发展,而这一根本性的转向发端于文革时期。

与市场经济类似,集体经济同样存在内部矛盾,而这些矛盾在中国的集体经济时代统统暴露出来了。不明确的激励机制、灵活性不够,都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本书研究主要关注当时遇到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问题。我的主要论点之一是:集体经济无法在缺乏民主政治文化和普通工农享有自主权的机制下有效运行。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能力在短短数年间改革土地所有制和其他方面的生产关系,而现实表明政治文化方面的转变要比上述各方面都困难。

文革是对解决此问题所做出的一次尝试。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疾风暴雨式的、涉及面极其广泛的社会革命,目的在于改造群众的社会意识。它试图通过在集体内部挑战专制权威的方式强化集体组织。农村中广泛使用的大字报被证明是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沟通方式。大鸣、大放、大辩论给公共利益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提供了一种公共论坛。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农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沉默寡言、逆来顺受,而是深受文革经验的鼓舞,要求村干部与自己保持一致。

文革时期集体组织的巩固在农村生活中塑造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公共精神,村干部的腐败现象明显减少。县乡村各级干部被要求定期与村民一同劳动。到文革后期,干部和普通群众都已对这种实践方式习以为常。这种政治实践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当下的社会精神。困扰今日中国社会的官员腐败、卖淫嫖娼、毒品滥用、假货泛滥等罪恶现象在文革后期是完全不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文革批判了从工人农民中“择英才而育之”的旧式教育哲学,反对主要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刁钻的书本知识。通过教育革命,教育的概念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它将生产劳动和其他相关活动也包括在内。教育不再仅限于坐在教室中学习书本知识,学习应该更多地在工厂、田野等地方展开。知识不再由教师垄断,工农兵同样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经验知识。事实上,学生们也可能懂得一些老师不懂的知识。农村中的文革还批判了课堂上僵化专横的风气,试图让师生关系更加平等,鼓励教师关爱学生,学生尊重教师。但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彻底消除旧的风气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随着邓小平重新掌权,他开始批判文革,彻底调转了变革的方向。邓小平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受到各种文革中反动力量的支持——那些在文革中受到挑战的传统哲学与实践,以及种种试图恢复旧秩序的人物,无不是他的拥趸。

邓小平首先做的是宣布“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为非法,并宣布不再进行任何政治运动,这似乎是向官员们保证:哪怕他们开始腐败,也不必再受到群众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官员开始重新滑向腐败的深渊。即墨县的很多官员纷纷表示,“有权不使,过期作废”。

在文革期间,机关干部及其子女和工农群众共同劳动,所有人都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而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官员们不再和农民一起劳动,开始为自己的家庭谋取更多私利。他们给自己的子女寻找更好的工作,将其安排到重要岗位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员就是这样开始腐败的。

邓小平恢复了旧式的教育理念,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成果一夜之间被抹除殆尽。他得到了坚持旧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保守派的支持。许多教师开始觉得自己在文革中受到了虐待。其实当时教师与包括其学生在内的欠教育阶层之间的差距已明显减小。而事实证明,儒家“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很容易反弹。许多旧知识分子不喜欢让教育与社会相互影响的看法。许多农民和工人开始渴望让自己的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跻身上流社会。因此,邓小平对文革中教育改革的指责引起了这些人的广泛共鸣。

这是一种超越个人层面的视角,人们通常要花较长时间才能意识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将产生的社会后果。本书试图从这一视角探索由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推行的政策。

中国政府对文革的官方评价支持当前国际上流行的一种观点:实现发展与维持社会平等是不可兼得的。这种观点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很容易被那些害怕社会公正的人们所接受。本书对即墨县历史的研究挑战了这一观点。在文革时代与其后市场化改革的20年间,即墨县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这两种道路的差别不在于发展与停滞之间的差别,而在于不同发展类型之间的差别。我希望读者能从本文描绘的即墨县在文革时期的经验中认识到,教育并为底层民众赋予应得权力,同样能促进经济发展。追求社会公正与追求经济发展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需要选择的不过是要不要追求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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