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全面分析

【日本史料】

1934年。日本外务省对华制定了三项政策：一是建设满州国；二是推动日中经济合作；三是采取反共政策，共产党在华北的活动让人担心。（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28-130页）

1935年2月。中华国民政府正式严禁排日宣传言论的命令。（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31页）

1935年6月10日，签订了“何应钦-梅津协定”及“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将中国军队和国民党势力逐出华北，下一步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组织政权的工作。华北分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动摇了中国经济的基础。（摘自（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37页）

1936年2月26日。华北局势继续不稳，以共产党为背景的抗日活动日益壮大，直接影响到满州国境。另一方面，与国民政府继续举行谈判。我乘船去天津港时，中国军乐队奏日本国歌十分热烈。（（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42页，147页）

1936年12月。当时华北一带是延安共军势力范围，而共军已经向日宣战，正以全部力量对日军进行公开和地下战斗。窜入共产势力范围的张学良与共军完全一致，结成抗日战线，张学良与周恩来力劝蒋介石联合抗日。但蒋介石不与共党妥协，于是张学良12日扣押了蒋介石。（（摘自《重光癸外交回忆录》第146页）

1938年。武汉冬季作战。当时，七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被敌军一百多个师包围，预料敌军会发动大规模攻势，但由于敌军统帅无能，到处被我军击退，在如此大的战役中，敌军各自为战，是我军的一大幸事。（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13-415页）

1942年，我到北京工作，周围几乎没有蒋介石嫡系部队，我军对国民党军采取诱降，效果很好，至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降。这些将领对我讲：

【“我们不是叛徒，共产党才是叛逆，我们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27页）】

1944年12月。桂、柳作战，无论怎么说，示受敌军多大抵抗，缴获了大量军需品，特别是美式武器。（（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289页）

1945年8月。停战以后，中国官兵对我等日本人态度出奇地好，总的看来令我意料之外。（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3页）

1945年3月17日，在抗战对中方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派私人代表缪斌与日本东尔迩举行议和谈。（东尔迩《我的日记》第75-90页）

1945年8月，冈村宁次回忆，蒋介石军队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集中于接近中共延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7页）

1945年8月16日。停战撤兵期间，延安方面若有侮日行动，则断然予以讨伐。（（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45页）

1945年9月8日。冈村宁次回忆：何应钦是我的中国好友之一，这让我记得1935年初次相见，约我吃饭，并约定不谈政治，我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68页）

1948年。汤恩伯杞记中写到：我从反共的立场出发反对判冈村宁次有罪，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介石批准。另外，东京军事法庭要求将冈村宁次列入战犯，中国政府借口有病予以拒绝。（（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60页）

1935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了以下宣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族战线之一翼，与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强迫之下不得不屈从，加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决心。（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5-26页）

1937年底。蒋介石新成立了大本营，在会上，比胡、高等以更高的调门表决心：

【“我决不是不想和平，但是，日本的要求没有止境，最初，我们因为日本要满州，就照他们的想法办了，但接着又说要华北，这次如果任其所为，必定又说要广东和上海了。”（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1页）】

1938年1月。蒋介石派董道宁和高宗武来日，蒋介石对高说明：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后再行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6页）

1938年11月20日。下午7时，在日华协记录和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也决定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处理方法。该密约共六条，第一条是防共，承认日本军队驻扎中国，承认满州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权等。汪兆铭叛逃重庆后生变，共产党进行猛烈攻击，重庆与日本不再沟通。（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3-105页）

1939年度-1940年3月。蒋介石派陈超霖和章友三与日方香港进行和谈，达成主要共识有：中国承认满州国，日华共同防共。备忘录共有八条，主要是共同防共、日华合作及日本在华便利，其中要求中国自日本招聘军事和经济顾问。到5月17日夜晚，宋子良邀请秘密会谈时说：

【“蒋委员长内心希望和平，表面上不谈，目前，重庆内部反对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对于国民党反对派冯玉祥，已准备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44-161页）】

1945年7月26日。蒋介石在河南会谈后不久打电报给波茨坦，表示他主张维持日本的天皇制。（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37页）

1945年8月21日。飞机到达芷江机场，一个极其普通的机场，但是，分散在周围各处的飞机却有不下百架之多，与日本空军落后的现状相比，不得不惊叹敌空军之雄厚。（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56页）

1945年8月22日。国军党受降代表冷欣中将要求我方提出书面，对其安全加以保证。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领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未免有些滑稽。但他依然反复要求，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靠盟国取胜，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作为军人，在战场上有这类行为，总觉得有些不恰当。摘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64-265页）

【美国史料】

1942年5月底。史迪威：

【“我承认我们打了大败仗，但中国报道的是在缅甸对日作战辉煌胜利，我们仅仅是从缅甸逃出来，真见鬼的耻辱。”（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7页）】

1942年6月初。蒋介石对战争的全局不感兴趣，他希望日美打起来，同时又能向他提供物资以备战后对付任何向他政治地位提出的挑战。（（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8页）

1942年8月1日。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当傻瓜作弄，不尽本分地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09页）

1942年底。马歇尔：

【“中国的领导人对战争抱着让别人去打的态度，他们希望用美国建立航空队的努力来代替中国军队。军队营养不良，毫无训练，无人关怀，贪污腐化，不断让步这个怂委员长，他只要坚持，我们又会退让。”（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3页）】

1943年11月。亚洲最大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将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对亚洲的前途各有分歧，丘吉尔不愿意把中国看成大国，蒋介石的主要兴趣在于消灭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唯一领袖。（摘自美国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第670页）

1944年初。蒋介石厚颜无耻地要求援助10亿美元，罗斯福很气愤，要求蒋介石立即全力抗战。（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3页）

1944年1月。摩根索：

【“他们中国人简直是一群无赖，我不会去国会给他们请求一个五分钱镍币，蒋介石正拿着一支枪对着我们的脑袋。”（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5页）】

1944年6月。当中国人无法抵抗日本的春季和夏季攻势而溃退的时候，蒋介石却约有50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在北边封锁着同样数量的共产党军。（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698页）

1944年6月28日。华莱士对摩根索说：

【“我想要弄明白的是，中国军队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打？蒋介石拒绝调动任何他的嫡系部队上阵。”（摘自《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701页）】

《美国国务院资料汇编》（1949年4月30日由美国出版）有关蒋介石军队的描述在前面有部分节录，不再重复。

现代美国历史教科书《McDougal Littell WORLD HISTORY》中有关蒋介石抗日态度的论述就更加直接明了，第三十章和第三十三章的论述篇幅很大，腐败无能、残忍邪恶、消极对日等都是高频词汇。

罗列到此，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总结，也不必下结论，这个结论应该由读者自己去理解。不管最终大家得出什么结论，有些基本原则仍不要丢失：不能脱离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批评和褒奖都要适可而止；脱离当时的国际背景，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不客观；不能脱离国民党军政体系的整体落后性和腐朽性，这个局面需要蒋委员长本人负总责。

永远不要试图用蒋介石来矮化毛泽东，他达不到那个高度。

【孙锡良，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孙锡良”，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