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8胡润富豪榜：中国亿万富豪人数连续三年力压美国居首，以819位亿万富豪连续第三年把美国(571人)甩在身后，而且增长速度也是全世界第一。胡润说：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惊人的创业时期，增加了210个亿万富豪。”①】
虽然2018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前100名富豪中，中国内地只有10名，但是数量也只是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而且新上榜富豪最多。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3046万人，而且城市也有贫困人口，此外，劳动收入比重偏低也是公认的事实。尽管现在对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中国到底是多少，国内外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仅依据上述这些统计数据就可以判断，中国现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不仅是扩大而且是过大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研判这种差距，其原因和危害是什么，怎样合理有效的应对呢？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最敏感也是最尖锐而且争论激烈、分歧严重的疑难问题，也是一个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或者感觉得到的客观事实，是不能害怕、否认、回避、隐瞒的，更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不敢触碰、知难而退、等待观望、消极应付，必须实事求是、勇于面对、深入分析研究、正确认识判定、逐步稳妥地采取恰当措施，切实合理有效解决。
一、中国现在是否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上中国贯彻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方针，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偏差，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邓小平也曾经明确地指出，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172】
还说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11】
现在中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翁和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并存的现象，能不能以此断定中国已经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失败了呢？笔者认为现在还不能作出这种结论。因为，虽然中国现在财产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相当大了，但是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公有，公有制经济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还发挥着主导作用，全体人民都是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即使是被私有制企业雇佣的职工也不是完全的无产者，中国农民没有分化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城市居民也没有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完全对立的阶级，即使是私有制经济也还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约束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来看，改革不仅没有失败，相反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惊人成就，城乡贫困人口由好几亿大幅度减少到只有几千万，即使地区、家庭、个人的差别有所扩大，但是总体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当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继续不断下降，财产和收入的差距继续扩大下去，就非常危险了，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就可能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自然也就会变质和失败。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是中国现在特别需要警惕和防止的，这正是习近平同志和党中央现在特别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下定决心花大力气精准扶贫脱贫、增加劳动者收入、让发展成果共享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利弊到底是什么？
合理有效缩小财产和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弄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至过大的原因和利弊得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而且没有或者少产生副作用。
1.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界特别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大部分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但是都不全面，也有的还不准确。
比如，刘国光研究员认为：
【“私有制经济超前发展的势头一直延续下去，‘到一定的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两极分化自然出现’。”[2]14-19】
他还明确指出：
【“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的一系列重要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跟化公为私的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过程有着解不开的紧密联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3]19】
而吴敬琏研究员则不同意“市场经济是当前贫富分化加剧主要根源的观点”，提出，
【“事实证明，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主要是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其中首要因素是腐败”，“正是因为国家部门的强化使腐败和不公愈演愈烈”。[4]289-291】
笔者觉得，刘国光研究员的看法更符合实际，因为亿万富翁排行榜中的中国亿万富翁都是私营企业主；吴敬琏研究员的观点可能不准确，因为亿万富翁排行榜中没有国家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即使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腐败分子或者说“贪官”中可能实际上也有亿万富翁，那也不能说中国现在的“贫富悬殊”主要是由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家部门及其腐败造成的，而且也没有数据证明中国“贪官”中的亿万富翁比亿万富翁排行榜中的亿万富翁还要多。
总结归纳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主要有：私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比重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少部分人积累起巨大的财富，成为亿万富翁，是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至过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市场调节分配，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通过炒房、炒股、炒外汇等各种炒买炒卖暴富，是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至过大的重要原因；实行包括按资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充足价廉，资本严重短缺、享受各种优惠补贴、回报高，是劳动收入偏低、资本收入偏高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使得经济效益不高，主要只能赚取较低的加工费，是收入低特别是工薪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贪官污吏利用国企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之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等途径谋取暴利，因此腐败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过大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关于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以至过大的原因的简略归纳说明中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私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剥削和走向共同富裕是存在矛盾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必须合理有效解决，才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2.中国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利弊
实事求是地说，财产和收入差距扩大有利有弊，不是有利无害，也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贯彻了让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方针，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了多种分配方式，拉开了财产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带来的弊病，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的事实。这是适当扩大财产和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财产和收入差距是有利的。但是，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劳动收入偏低，又是极其有害的。
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的危害，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差距过大会导致心理不平衡，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而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这种看法并不错，但是不全面。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过大，不仅是社会稳定问题，更是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可能造成社会动荡，而且会减弱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经济学早已揭示的并且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的客观经济规律。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不是金融家的贪婪、金融监管的缺失、虚拟经济的膨胀、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而是美国近年来的收入差距扩大。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化的推动下，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所谓“三低一高”(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和高增长)的“新经济”。进入新世纪，信息化的推动作用大大减弱，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国把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希望通过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许多普通劳动者买不起房，为了扩大房地产的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采用了次贷的方式。美国政府提供担保、支持次贷、鼓励住房消费、刺激房地产业发展，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但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根本的原因不就是美国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满足住房消费的需求，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才采用支持次贷的方式以扩大市场需求的吗！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危机发生后，写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建议信中，都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财产和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劳动收入偏低，主要有以下多重危害：首先，劳动收入的比重偏低，使得广大劳动者的消费很难增加，这是造成内需不足、扩大不易的主要原因，大大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劳动收入的比重偏低，还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也是导致“民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不利于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劳动收入偏低也就是劳动力成本偏低，还可能导致技术进步的紧迫感和动力不足、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从而严重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使得主要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数量扩张、规模取胜，出口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易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质量效益取胜，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最后，劳动收入比重偏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违背社会主义必须走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得少数人过上奢侈腐化的生活，败坏社会风气，导致奢靡之风滋生蔓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却成了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产生“仇富”心理，影响劳动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使得劳资冲突不断、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突发群体事件的诱因，增加社会维稳成本，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且维稳成本增加必然相对减少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也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现在已经由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生存型发展阶段进入以实现全面小康和富足为目标的发展型发展阶段，由拉开收入差距、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迈向缩小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共享的阶段，必须合理增加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低收入→低消费、低教育投入→低素质、低技能→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尽快进入“较高收入→较高消费、较高教育投入→素质和技能较快提高→高收入”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