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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真的“感谢日本侵略”了吗?

2019-3-26 21:5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3056| 评论: 0|原作者: 黄海 舒隽|来自: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摘要: 他“感谢”的是中国人民被激发的民族自觉、自醒、团结和反抗这一结果,而非“日本侵略行为”这一原因本身,反映的是历史上长时间范围之因果关系,即将一个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观察,其中的恶因日后亦有可能结出善果。而“感谢日本侵略”说正是混淆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毛泽东的话中无法推出其对日本侵略的赞同和欢迎、对战争的侵略本性的否认、对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深重灾难的否认、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伟大斗争的否认。他“感谢”的是中国人民被激发的民族自觉、自醒、团结和反抗这一结果,而非“日本侵略行为”这一原因本身,反映的是历史上长时间范围之因果关系,即将一个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观察,其中的恶因日后亦有可能结出善果。而“感谢日本侵略”说正是混淆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毛泽东真的“感谢日本侵略”了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以毛泽东为统帅的人民军队,才使得全民族抗战成为可能,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一举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国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但近些年来,一些“非毛化”论者罔顾历史事实,断章取义、刻意歪曲毛泽东的话语,炮制出所谓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谬论,企图抹黑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梳理官方和权威部门出版的相关资料,仔细核对毛泽东相关话语的原始出处,并结合其一贯的语言风格、哲学逻辑与抗日实践作考辨,有必要对上述错误论调予以驳斥,以正视听。

一、毛泽东从未说过“感谢日本侵略”的话语,其对日本来访客人的“感谢”之语语意特定而明确

1.毛泽东与日本来访客人有关的“感谢类”的话语,是“感谢”来访和交往之意,但“感谢日本侵略”不是他的原话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除了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查找到毛泽东在几次接待日本外宾的谈话时确实说过与日本有关的“感谢”类的话语之外,并未查找到任何“感谢日本侵略”的话语。1955年10月15日,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访问中国,毛泽东在同他们会谈时说道:

【“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以后我们要多来往。”[2](P219-220)】

这个“感谢”表达的是对日本来访人员到来的感谢。1960年6月21日,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在谈话中,毛泽东就日本侵略中国问题,明确说道:

【“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2](P438)】

这显然是把“日本”“皇军”作为反面教员来嘲笑的。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与来访的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南一见面就对其说:

【“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

而毛泽东则回应道:

【“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2](P456)】

在此次会谈中,毛泽东明确区分了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日本政府中的主流派与反主流派,并再次强调应区别对待,

【“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日本人民是我们的同盟军⋯⋯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2](P456-457)】

2.毛泽东的“感谢”之语语意明确,有特定含义,并非“感谢日本侵略”之意

既然“感谢日本侵略”不是毛泽东的原话,那毛泽东是否说过“感谢”日本的话语呢?毛泽东确实对日本来访人员表达过“感谢”之语。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

【“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他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对日本人员的“感谢”之语可以看出,其“感谢”之语绝不是“感谢日本侵略”之意,而是有着特定含义,即“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2](P535)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没有这场大规模侵略,处于积贫积弱的中国和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不会如此迅速地觉醒和团结起来,因此,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不自觉地充当了“反面教员”的角色,客观上震醒了中国人民,让中华民族齐心协力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事实上,这类“感谢”的话语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及,其中有不少将蒋介石称为“反面教员”的话语,比如“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2](P253)“没有‘蒋委员长’,6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等等。他还将杜勒斯称作“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其义类似。毛泽东所称之“教员”,指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美国扶蒋反共、蒋介石反共、内战等行径,使中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真实面目,及早觉醒与之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言论和行径可称为反面意义上的“教员”。

只要通读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联系话语的前后关联,即可显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毛泽东的话中无法推出其对日本侵略的赞同和欢迎、对战争的侵略本性的否认、对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深重灾难的否认、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伟大斗争的否认。他“感谢”的是中国人民被激发的民族自觉、自醒、团结和反抗这一结果,而非“日本侵略行为”这一原因本身,反映的是历史上长时间范围之因果关系,即将一个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观察,其中的恶因日后亦有可能结出善果。而“感谢日本侵略”说正是混淆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毛泽东的“感谢”之语既是其独特语言风格的鲜明体现,也蕴含着其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形成的理论、实践,积累的积极经验无不体现其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并非时时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大众的心。

1.毛泽东的“感谢”之语并非仅针对日本而言,而是秉承了其一贯的语言习惯

毛泽东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其语言亲切平易、隐而不露、格局大气且极富幽默感。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敌人和对手的“感谢”之意,这可以说是其一贯的语言习惯。除了上述针对日本的“感谢”之语,他还曾“感谢”过蒋介石、何应钦、艾奇逊、杜勒斯、赫鲁晓夫以及美国等。这种“感谢”既体现了他鲜明的语言风格,又充分体现出其对敌人、对手举重若轻的态度。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感谢”之词也就应该从其表达时的整体语境来准确理解。

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曾“感谢”过国民党和蒋介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在战争中,解放军必然面临战斗减员、弹药武器消耗、后勤补给等问题。如何解决?1946年8月16 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对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得明白:

【“只有蒋介石的兵才可靠⋯⋯”“归根到底,我们靠蒋介石的兵,我们损失人员,可是也俘获人员,也有跑来投奔的,我们足以补偿损失而有余。”】

毛泽东在1964年1月会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就戏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3](P372)因为美国将武器运输给蒋介石,他又运输给了我们。此外,毛泽东还表示

【“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4](P292-29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疯狂反对新中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企图将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此,毛泽东1960年10月22日在同斯诺关于台湾问题及其他的谈话中,用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曾经进行的经济封锁作类比,同样对美国表示“感谢”。他说:

【“他们(指美国)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2](P451)】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主张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抑制政策。对于其反华的主张和政策,毛泽东也同样表示“感谢”,并称其“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此类“感谢”话语,毛泽东还说过很多。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感谢”话语并非仅针对日本而言,而是善于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对于敌人和对手既表达真感谢之情,亦含有嘲讽、挖苦之意,对于日本的“感谢”之语无疑也打上了其明显的语言风格烙印。

2.毛泽东的“感谢”之语体现了其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厚底蕴

毛泽东作为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其“感谢”之语体现了其“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认为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分析与归纳,他坚持应一分为二地看,力求全面、客观而辩证;若不如此,则容易陷入片面、主观和形而上学的窠臼。

毛泽东对于日本的“感谢”之言,正是这一分析方法的典型表现。只要将毛泽东1960年6 月21日同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所说的上述感谢话语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就会对其“感谢”之言所蕴含的哲理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这段话首先认为“侵略当然不好”,是“坏”的,但又强调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只看到“坏”的一面,而应一分为二地分析。但从客观上说,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加快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抗争、拯救民族危亡的过程;另一方面,民众的支持对共产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赢得支持的大好时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的积极一面。

又如,毛泽东对于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日本政府不同派别也是采用了一分为二的方法区别对待:

【“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2](P456)“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2](456-457)】

再如,十年内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向农村转移。毛泽东却从不利局面中看到了内因动能被激发的可能,“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5](P132)正是由于我们党扎根农村,对农村的透彻研究、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对中国最广大阶层人民与所处环境的深入了解,才会首先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开展民主革命,壮大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1939年同斯诺谈话时曾“感谢”国民党,对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认为从另一个方面迫使中国共产党更快地发展;“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2](P451-452)促使这部分人尤其是原先不够坚定的中间力量更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阵营。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与斯诺会谈时,斯诺再次谈起这个问题,说道:

【“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泽东回应道:

【“就是这个道理。”[2](P451-452)】

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时注重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内因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对事物进行分析时,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时,应当着重从对内因的分析入手,而不应夸大外因的推动作用。不论是对日本的“感谢”,还是对国民党以及美国等的“感谢”,毛泽东只是将其行为视为对民众觉醒或战争胜利的刺激性外因,而非决定因素,真正对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受外因刺激而形成强大动能的民族自醒这一内因。因此其逻辑的落脚点在于内因推动形成的结果。1940年,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毛泽东不仅未被这一政策“扼住咽喉”,反而将其视作推动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独立搞生产的契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2](P451)当美国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时,他同样看到了由于美国封锁这一外因的刺激,迫使我们党带领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壮大独立发展的能力。

【“他们(指美国)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2](P451)】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积贫积弱、形同散沙的中国之所以能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打败日本的疯狂侵略,根本的内因在于有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凝聚起最广大阶层的力量,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侵略,最终取得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伟大胜利,开创了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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