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究竟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

《江南踏查》

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后，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就发布了“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的命令。“军特务部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日军的“通力合作”下，有计划地在我国江南地区开展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本善本，送往日本。

1938年1月，9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先后检查了除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美国教会势力范围之外的、南京有可能收藏重要图书和文献的地方，如国民政府文官处、外交部、考试院、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党部、交通部、教育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译馆、紫金山天文台、中央研究院、行政院等70余处。

1938年，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日军保护下劫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

接下来两三个月，他们在日军特务机关、宪兵的协助下，将从南京25个机关及其他处所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地质调查所。据资料，参加这次行动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

其实，早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日本就成立了“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具体负责收集中国图书的工作。1937年12月，在军特务部主持下，“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三个单位的相关人员又组成“军特务部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负责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并成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掠夺中国图书数量最多的机构。1938年，该组织曾两次派人到南京“整理”和掠夺图书典籍，仅在南京一地，就掠夺图书数十万册。这被称为发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此外，还有日本军方的各种组织（如调査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组织。“七七事变”后，日军掠夺、破坏中国文物进入有计划有组织阶段。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文物捜集员”，这些人大多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日本政府还不时派遣所谓“考察团”分赴各区，对散落各处或一时难以判明其价值的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确定有一定价值后，或集中劫藏，或运回日本。据资料，日军攻陷苏州后大肆抢劫、放火，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在苏州地区抢到一份古物字画目录后便指使爪牙按图索骥，一一加以抢劫，劫夺之余，实施纵火。

据说，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罗亚洲国家珍贵文物的“东方史馆”，中国明代著名画家唐寅的名作《金山胜迹图》被编号为“真迹008”，成为日军亟待攫取的重要文物之一。侵华战争爆发后，众多日本文化特务潜入中国，四处打探“真迹008”的下落，之后，日伪之间上演了一场争夺丑剧。至今，《金山胜迹图》下落不明。

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日本右翼鼻祖福泽谕吉创办的私立大学，也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出版了一份名叫《江南踏查》的报告书，著者为松本信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按该报告书，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等人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先后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戒，如临大敌。

就拿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说，因为该所此前取得了骄人成绩，所以首当其冲地成了日本人觊觎的目标。南京陷落后，该所先是沦为日本驻军的司令部，后被日本特务机关接管。松本一行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跟随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城新藏，首先对该所文物进行了“整理”。

一楼东侧考古学标本整理室保存着城子崖、日照两城，河南安阳、安徽寿县等地的陶器、石器标本。其中包括4500多年前的珍稀陶器——高柄镂空蛋壳陶杯，以及20多处秦汉遗址的出土文物。这些文物连同隔壁董作宾研究室里存放着的手稿，一起被松本等人劫走。三楼西侧为人类学研究室，分类保存着包括殷墟出土的各个时代的约130个中国人头盖骨，和140块下颚骨以及许多四肢骨。顷刻之间落入日寇的手中。

在本馆后面的仓库和工人宿舍西侧屋内，存放着若干只木箱，里面存放着殷墟文物；在本馆后小山腰的茅草房里，存放着不少殷墟出土的人骨，它们也没能躲过日本人的魔爪。

除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所也没能幸免于难。位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北处的地质研究所，1933年由政府投资13万元多建成，里面存放的化石矿物标本也被日本人如数劫走。历史语言研究所东南面的心理研究所，1931年斥资6万元建成，曾是社会科学所和中央研究院总部办公楼，日军占据后，嫌里面堆放的许多文件档案占地方，干脆将它们付之一炬。

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在陶瓷试验工场里，日本人还发现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十几张设计图以及存放在这里的考古标本、工程模型标本、清朝历代殿试策、动物剥制标本以及数量可观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年在安阳等地发掘出来的文物。这些都被松本一行装进箱子，数量达460箱，加上历史语言所和地质研究所收集的文物，总数达740箱之多。

清代殿试策原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数量达15237卷之巨，1932年整理完毕后，1933年运至南京，后落入日军之手。

此外，松本一行还对南京古物保存所进行了洗劫。古物保存所1915年建立于南京明故宫旧址，是中国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日军占领南京后，保存所可以拿走的文物全被人盗走，剩下的是堆积如山的陶器碎片和二楼散落一地的纸片拓本。尽管如此，松本等人还是不肯放过，他们将这些残存的文物全部移至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数劫归。其中最珍贵的当数梁萧秀墓葬石胭顶盘上的天禄兽。

《江南踏查》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就图书而言，如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其馆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多遭劫掠。还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战前收藏有为数可观的名人手札。这些手札是清咸丰、同治时期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李鸿藻、薛福成等人往来书信，是了解中国近代政治、外交的不可多得的材料。这些手札战时移存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10箱中，后连同善本被劫运至伪图书专门委员会。

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另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扬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日军对中国文化的劫掠、摧残，绝不限于据为己有，是有其险恶用心的。比如“一·二八事变”次日上午，日军飞机向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弹，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火势波及东方图书馆。两天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直至傍晚，造型新颖、时为闸北最高的5层大厦焚毁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与文稿均化为灰烬。

因此日本驻上海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才说：

【“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另外，在对占领区统治和控制的“情报战”中，日本方面在南京等地接收的大量文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曾在满铁任职，后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伊藤武雄回忆，当年满铁事务所通过对接收文献资料的分析，正确了解共产党的动向。也诚如日本学者金丸裕一所言：

【“整理委员会不‘收夺’话，恐怕就难以将中国各种情报弄到手，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方面的资料文献，各地矿产资源、农产品等资料，就这样成了日本的囊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