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究竟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

劫掠现场

战火下的无耻掠夺

那时，国内一些名人和学者的藏书在战时亦遭受了日军的炮火而损失惨重。

1937年年末，丰子恺在浙江桐乡的故居缘缘堂被日军炸毁，丰子恺在此处藏书达上万册，其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文稿、画稿和手卷，还收藏了一些孤本珍本、经书宝卷和历代名人字画。郁达夫的“风雨茅庐”也遭日军炸毁，1939年他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了《图书的惨劫》抒发丧书之痛：“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绶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1100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杭州沦陷后，所藏皆遭日军劫掠。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1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副。杭州王鲲徙收藏甚丰，仅著名文物就有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香炉等多件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洗劫。

当时陷于南京的难民也目睹了日军对古物掠夺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难民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庠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记》，古代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

南宋名画《出山释迦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日军方面，战时日本士兵的日记有许多这样的记述，占领南京后，“征发”（外出掠夺物资）成为日军活动的重要内容。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1995年5月，南京战时日军第十六师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伍长山田仁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去过难民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我们出去征发，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某个大人物的。”】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

日本随军记者、《读卖新闻》特派员小俣行男写道，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翌日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被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一位联络员告诉他：

【“走进蒋介石的家里，我也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留作纪念。”】

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了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的事件。1941年11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当时日军为欺骗中国民众，“制造”对日本的好感，表示要将唐玄奘的“佛骨”全部移交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逢迎仪式。事实上，日军暗中将部分顶骨盗往日本。小俣行男对此写道——

【把玄奘三藏法师的舍利盗回日本的事件，军界说是从战火中保护舍利。也许不能把这与“战利品”等同起来，但对中国方面来说，毕竟是难以容忍的掘墓盗运回日本的行为吧！琦玉县岩规市有座慈恩寺，因它同西安那座与三藏法师渊源颇深的慈恩寺同名，就把舍利收藏到那里去了。由于舍利是擅自拿走的，战后中国方面有权予以索还，后由佛教界有关人士将它送往台湾了。送归台湾时，分下一部分舍利，供在为它建造的石塔中，以此来祭祀分骨的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的舍利，在藏入慈恩寺以前，一部分被装入瓶中悄悄地带走了。拿走的人是在北京和南京有名的被称为“大陆浪人”的水野梅晓。他把这些舍利和中国的文献带回到麹町三番町自己的家中。后来由于空袭紧张，他把这些东西疏散到位于琦玉县饭能市西北名栗河上游，名果村字鸟居的平沼弥太郎府中。平沼那时是饭能银行的总经理。

水野梅晓死后，舍利和文献都收藏在平沼府上的一间屋中。战后，我陪五岛庆太去平沼府，他请我们看了舍利和文献。10张榻榻米大小的室内展开了满满一屋的贵重书籍。据说这一件件都是（中国）宋、唐的书。这些文献收藏在模仿正仓院建造的校仓型建筑屋内，玄奘三藏法师的舍利祭祀在白云山中的祠堂里。】

南京沦陷后，日军进驻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将馆内珍贵标本大肆糟蹋，橱柜用于烤火取暖，损失惨重。小原孝太郎（出征前为小学教师，日军十六师团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四分队士兵）在当时的日记这样记述——

【1937年12月19日，从中山门入城后我们直接进入马场。原本是个陆军军营学校。柄泽部队的六个中队全部集中在此。……宿舍是离马场不远的一个地质矿产陈列室，里面陈列的物品十分精美，摆满了珍稀的矿物标本。气势宏伟的三层楼内每层满了陈列品，真是令人美慕不已。如果是一个对这方面很精通的收藏家，看到如此完美的陈列，一定会感动得流下泪来。这贝売、这树叶、这古代的茶壶，不论哪个都不是平凡之物。要是我把它们带回佐原的学校，大伙儿该会多么吃惊啊。顺手带走这些物品完全是举手之劳，但我们来到战场，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我看到有漂亮的明信片，便征缴了回来。没一会儿，听说为了建宿舍，要把陈列架、陈列品都打翻扔出，当作柴火用。如此一来，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价值昂贵而珍稀的化石、岩石、壶也就与路边的石块毫无二致了。而且陈列架也将化为一缕青烟，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惜的了。但光说是于事无补的，既没办法煮饭，也没有饭吃，所以上述决定也是无奈之举，这些物品最终被当作了柴火。

12月29日，联队长来检查：接着他的注意力就转移到角落的化石上，“蒋介石也太蠢了，把这么好的东西给糟蹋了”，一边说着一边把堆放在角落里的化石拿在手中仔细端详，“真是好化石啊！一定价值不菲吧！”他只顾感叹这些，根本没怎么顾得上检查兵器就回去了。】

其他如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研究资料，河南、江苏、山西、上海、安徽、湖南、福建、广州、广西等省的省立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文物、收藏均损失严重，有些是毁灭性的。在此不一一写出。

1946年秋，上海著名作家黄裳南京之行后感慨道：

【“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说，我找不到什么。在这‘劫’余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状元境、三山街一带，几乎成了妓女的大本营，跑旧书铺的结果是空了两手灰尘回来。”】

永远的痛

国民政府追回了多少文物

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写了被劫掠往日本的重要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2012年正式出版）。全书收录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其实，这本目录依据的都是出版的图录，浩如烟海的个人收藏远远没有被纳入。

按照抗战胜利后“清损会”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毀坏历史古迹741处，书画类15000多件，古器物类16000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杂件类60多万件。在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外，“清损会”亦负责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敌伪图书文物。《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编纂工作正是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18世纪景德镇窑蓝釉粉彩桃树纹瓶，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外，“清损会”还组织赴日调查团，调查中国在日各项文物。在1947年4月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结束报告》中称这次追索“盟军驻日总部对收回文物规定甚严，而国内各方对于被劫之证件多不具备，致交涉每感困难”。而文物专家王世襄1947年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被劫夺的原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古籍106箱（一说117箱），被看作是不多的胜利。在战争中被掠走的其他大量珍贵文物，如今依然如流落异乡的孤儿，未能回到祖国怀抱。

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组织人员潜入上海等地，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名义作掩护，秘购散落社会的善本典籍。江浙一带的著名藏书楼，如吴兴张钧衡适园、刘承干嘉业堂、金陵邓邦述群碧楼等散佚旧藏珍籍万册，均为中央图书馆购得。其他如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聊城杨以增海源阁、吴县潘祖荫滂喜斋、江安傅增湘双鉴楼散出图书也被收购不少。到1940年年底，购得的沦陷区散佚古籍已经超过3万部。

为妥善保藏这批古籍，1941年7月起，在香港大学设一办事处，将从上海寄来的邮包，暂存于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原拟再寄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旋因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后香港沦陷，被日本人竹腾峰治劫运日本后分藏几处。1946年2月，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中发现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图章的《永乐大典》零本，经中国驻日代表团专员仔细查访，终于查获日方藏匿于该馆地下室、并由长泽规矩野正在负责整理的25000册古籍，以及藏匿于伊势原乡村土窖中的近万册珍本，共计3286部、34970册。这批古籍计装箱170箱，终于1946年8月18日前分两次运归南京。

同英勇的抗敌作战一样，中国军民为保卫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多种方式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玉瑶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个器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个铭文的大铜鼎，它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因为害怕被日军掠夺，村民们又连忙就地掩埋，严守秘密，直到1946年6月才重新掘出，交给安阳县政府保存。

公元前5世纪蟠螭纹镈，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中国周代青铜重器虢季子白盘在抗战时期也被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后人秘密掩埋在合肥老家院内，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槐树，日军曾多次去寻找都扑了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家后人才将这件珍贵的文物捐赠国家。

1942年春，山西赵城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获悉，占据赵城的日军准备抢走收藏于该寺驰名中外的佛教经典著作金代木板刻本《赵城金藏》，他立即冒着生命危险报告了抗日根据地赵城县长杨泽生。杨随即向八路军太岳军区作了汇报。军区当即派部队前往广胜寺抢救，将4000多卷珍稀经卷安全运走。在此后的数年中，这批珍贵文物在当地抗战军民的保护下，几经辗转，最终躲过了敌人的搜掠。为此，几位八路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似乎不太可能。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华夏儿女永远的痛。战后，日本对其本国国民的战争赔偿为4000亿美元，其中包括战犯都是很大受益者，但对被其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战争赔偿只有区区65亿美元。连日本一位名叫田中宏的社会学家也承认“我们的战争赔偿政策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不公正的，也是对历史毫无悔悟之心的”。

历史的教训多次告诉我们，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只有实现民族复兴，才能让一切觊觎者彻底打消念头，也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传承！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