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9年伯恩施坦推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来，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而不是继承者这一点，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的。人们即使肯定伯恩施坦，也不是在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意义上说的。但是事过一个多世纪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共产党是执政党的中国，却有人把伯恩施坦说成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这实在有点儿令人费解。人们可以对伯恩施坦进行重新评价，甚至重新肯定他当年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但用不着通过把他所说成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在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后，再把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既亵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歪曲了伯恩施坦。过去是这样，现在则更是如此。
伯恩施坦在他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是要公开地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否定与修正是丁一确二、彰明昭著的，而不是拐弯抹角、支吾其词的。他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1]。他还说以前“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述出来”，现在情况不同了，可以直率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2]。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的《共产党宣言》明显是一部其基本观点已过时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3]。
伯恩施坦是不是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恩施坦是不是还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全部取决于他是在全面推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还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过时的前提下做出自己的理论阐述的。显然，伯恩施坦在进行自己的理论阐述时把马克思主义已全面失去“效用”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他所做的并不是在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检验、修正和发展，而是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并在此基础上推翻它，“另砌炉灶”。
下面我们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考察一下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是如何全面、系统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与修正
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并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和怎样有效这一问题为出发点”[4]。基于这一认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与修正，就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集中于批判这一学说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论述。他说：“关于唯物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5]在他看来，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谬误的就是这一学说强调要把“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完整表述是一段“独断的措辞”。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6]。他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根源问题上的这种独断在《资本论》中有同样的表现。当马克思说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时，竟然把这种规律描述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这显然是一个“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7]。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葬前演说中曾经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揭示，视为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而伯恩施坦对唯物史观所要否定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与先前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做法一样，伯恩施坦在批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之时，常常抬出恩格斯，借助“恩格斯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的片面性”。在他看来，还在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在历史发展根源问题上就表现出与马克思的不一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变动的最后原因”不应当在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是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最后原因”除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起协助作用的原因，即第二级和第三级等等的原因，显然这类原因的系列越大，最后原因的决定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8]。在他看来，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更是直接反对马克思把历史的发展最终归结于经济的变革的观点。他引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在历史的进程中“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9]的论述，指出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是“不同的”，恩格斯在这里“更进一步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10]。事实上，伯恩施坦在这里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只是单纯地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恩格斯则更注意非经济的
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毫无根据的。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观点，否则无法解释恩格斯为什么要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把此称颂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都不否认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各自所面对的不同情况，在突出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程度上有所不同。
伯恩施坦如此致力于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经济关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的做法，说到底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吹人的意志、意识至上的历史唯心主义。他说；“除了纯粹的经济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对于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我们称之为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的变化也就愈多。”[11]在他看来，既然非经济力量对社会生活影响如此之大，那就意味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说，意味着无从谈起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他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原始支配就相应地消失了”，“个人和整个的民族就这样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需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12]。伯恩施坦把此称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限制”和“破产”。他强烈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修正和“扩大”。他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扩大”才能有效，而他所说的“扩大”就是指把非经济因素也包括进历史发展的动因中去。他甚至反对把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还继续称为“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词上一开始就附有一般同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连在一起的一切误解”，而事实上，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13]。他还强调，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一种“一元论”历史观。那么，如果不是“一元论”是否就是“多元论”了呢？尽管伯恩施坦本人在这里没有明确地承认自己主张“多元论”，但实际上他是“多元论”的倡导者。这里当然具有严重的折衷主义倾向。而对自己信奉折衷主义这一点，他则供认不讳。对此，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如果一上来就认为，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以外的其他影响和考虑到除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他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折衷主义——从对于现象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的自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渴望发展过度，折衷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清醒的理智对于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把思想‘用脚镣锁起来’的倾向的反叛。”[14]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仅承认自己在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运用的是折衷主义的手法，而且还进而为折衷主义做出了辩护，把折衷主义说成是“清醒的理智”。一切修正主义者“清算”马克思主义时都把折衷主义作为最好的思想武器，伯恩施坦则是一个典型。
伯恩施坦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这样说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更为激烈地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5]】
不要认为伯恩施坦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推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际上正相反，他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在他那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否定与修正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与修正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只要把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个最核心的部分清算掉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厦也就站不住脚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把自己的辩证法理论说成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用头站立变成用脚站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与修正正是从批判这种“头脚倒置”论人手的。他强调：“辩证法的‘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16]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实现了让黑格尔的辩证法“用脚站立”，也无法摆脱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的归宿。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人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就必然要陷人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人们然后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规律，那么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辩证法的危险就在于促使人们走向神秘主义，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如何的“改造”，都消除不了这种危险。一旦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辩证法的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么任意构想的危险也就已经开始出现。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所造成的后果，伯恩施坦做出了明确的评论。他这样说道：
【“马克思当时认真地研究了经济学，却犯了这一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会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但它在那时，在一个普遍动乱的时期，应当说对于他变得更加致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的前途的过高估计(这是热情充沛的领袖可能犯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帮助他们取得出人意外的成就)，而是对于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的成熟程度所做的纯粹思辨的预测(这一发展几乎还没有露出最初的萌芽)。一件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实现的事，竟根据关于对立面的发展和关于通过对立面的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而这一革命是首先必须为资产阶级创造发展的自由余地的。”[17]】
在伯恩施坦看来，正是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的发展的辩证法导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造成了他们的“自我欺骗”，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纯粹思辨的错误预测。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仅攻击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特别是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辩证统一的理论，而且又抨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分析社会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知道，伯恩施坦通常的手法是抬高恩格斯贬低马克思，用恩格斯来反对马克思。但在辩证法问题上，他则也表示了对恩格斯的不满。他认为，恩格斯对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点态度是十分“暧昧的”，而这种“暖昧情况同恩格斯的性格是很不相称的”[18]。恩格斯在晚年修正了早期许多错误的观点，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固执己见，其根源就“在于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19]。在他看来，只要恩格斯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可能从马克思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这样说道：
【“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意超越它。他仅仅就政治斗争的一定的方法和形式从已经得到的认识做出了结论。他在这些方面所说的话尽管是意义重大的，但是这毕竟只涉及现在提出的问题范围中的一部分。”[20]】
对于为什么“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家，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伯思施坦还有如下一段具体的说明：
【“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说明。如果这一原来是黑格尔式地构想出来的发展图式仍旧能够成立，那么必须或者对现实重新加以解释，或者在测定通向所追求的目的的道路时完全不管实际的比例。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表现出非常细致的、同天才的勤奋相当的精确性，同时却令人几乎难以相信地忽视明摆着的事实；以经济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却归结为对暴力的创造力量的奇迹的信仰；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提高到科学，这一提高却又屡次‘转化’为一切科学性的要求对于倾向的从属。”[21]】
伯恩施坦在这里一气呵成地表达了这样三层意思：其一，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所有原理所能产生的理论作用就是“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说明”；其二，谁要是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其结果只能是“在测定通向所追求的目的的道路时”完全不管实际的情况，而只是按照“黑格尔式的构想出来的发展图式”进行解释；其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做了，所以带来了如下结果：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尽管表现出如此的精确和细致，但与现实风牛马不相及；明明在探讨经济对暴力的影响，却变成了对暴力的无限信仰；说是要把社会主义提高到科学，可实际上却在使“科学性”从属于所谓阶级的“倾向性”。
伯恩施坦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否定是彻底的。由于导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结论，伯恩施坦所害怕的也正是这些革命性的结论，从而伯恩施坦为了批判这些革命性的结论，就必然把矛头对准导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我们在这里看到，伯恩施坦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否定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否定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伯恩施坦否定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动机和实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则是一语中的。他这样说道：
【“伯恩施坦部分地由于他的没有受到任何哲学认识妨害的‘不偏不倚’，反对辩证方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锐。然而他从这种想使方法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套’的愿望中得出的现实政治结论和经济结论，却清楚地表明了这条路是通向何处的。它们表明了，如果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人’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去掉辩证法。”[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