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如何全面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

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否定与修正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主要表现在对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否定。在他看来，工人运动会不会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发展全部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基于工人阶级“绝望性”原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宣称最低生活费用是天然的工资；在《共产党宣言》中斩钉截铁地说：“相反，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在《阶级斗争》一书中说，工人处境的最微小的改善“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始终是空想”。对马克思的所有这些关于工人阶级“绝望性”原理的论述后来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都深信不疑，“全部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似乎有许多确凿的事实证明它正确”[41]。问题在于，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今的工人阶级真的还处于绝望的境地吗？如果工人阶级的处境今天仍然是绝望的，那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有现实的可能，但假如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从绝望中摆脱了出来，那么就另当别论。他批评普列汉诺夫等人把“工人处境的绝望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颠扑不破的公理”，只要有人指出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与这一“公理”不相一致，马上就说成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他还这样说道：

【“一个错误不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赞扬它就值得保持不变，一个真理不会因为第一个发现它或表述它的是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或者不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就减少力量。”[42]】

当今许多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和一些并不具有很大名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把工人阶级已从绝望境地中走了出来这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判断不相一致的事实揭示出来了。如果正视这一事实，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重新加以考虑。

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同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当今社会中已不存在进行暴力革命的可能性，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就一下子变得暗淡起来。他说：

【“一个国家一旦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即有产的少数人的权利不再形成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政治行动的消极任务退居积极任务的后面，那么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了。人们可以推翻一个政府，一个有特权的少数，但是不能推翻一个民族。”[43]】

在伯恩施坦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作为占总人口很少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的有产者、统治者，他们的权利并不构成对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运动应当积极地去维护和配合这种权力，而不是消极地推翻这种权力。如此看来，暴力革命确实已没有它的位置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也可以隐退了。他还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权力并不完全构成是进步的障碍的前提下，工人阶级即使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一政权也决不会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政权也决不会真正把工人阶级和庞大劳动人民引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说：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的十分强大的经济性质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的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44]】

伯恩施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之所以成了一种空想，关键在于马克思所期望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人阶级确实并没有出现。他说：

【“尽管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时候以来，工人阶级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它即使在今天仍旧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接收政治的独占统治的程度。”[45]】

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在一切与其交谈过社会主义问题的工人中间，都会同意他所做出的这一基本判断，只有那些“从未同实际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关系的文人”，才会对他的判断产生异议。他强调，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将来承担起这样一种使命，但并不是现在。“如果人们把将来理当发生的事思辨地搬到现在来，或者硬说它是属于现在的，那么人们就还是没有克服空想主义。”[46]实际存在的当代工人们既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普遍地赤贫化，也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受偏见的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德性和罪恶”，“无论这些条件或是它们的影响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可以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坚持“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那么就不会再做着马上依靠他们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梦呓。

伯恩施坦认为，当前工人运动的关键在于不能对工人寄予太高的期望。他说：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人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47]】

作为一个现实的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不能硬说工人已有这样的水平，人们可以为现代工人表现出来的智慧、毅力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而感到高兴，但不能因此而断言他们已具有建立和维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也有可能少数的优秀工人已具有了这样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但不能把这些优秀的工人所具有的东西推及到千百万的普遍工人的身上。面对工人的现状，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确实只能做当前能够做的事情，“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么它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事”[48]。

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否定。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反复声明自己决不放弃这一观点，并百般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在当时就已经声明，如果这句关于最终目的的话的形式会容许人把它解释成宣称任何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毫无价值的话，那么我乐意放弃这种形式。但是在预先设想运动结局的各种理论中，凡是超出一般地表述的目的(即决定运动的原则性方向和性质的目的)的东西，必然要不断地陷人侈谈空想，并且在某一时期成为运动的真正的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的阻碍。”，[49]伯恩施坦尽管为自己辩解并不一概地否定“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的价值，但是明确地指出只要是论述“决定运动的原则性方向和性质的”目的，就是侈谈和空想，就是对“某一时期成为运动真正的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的阻碍”。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反对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谈论共产主义理想又是什么呢？他下面这段话否定共产主义目标的真实意图更加清楚：

【“一种理论或者原则宣言，如果不是广泛到足以容许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照顾到工人的眼前利益，那么总是要被突破的，正如一切否定改良性琐碎工作和否定对接近的资产阶级党派的支持的誓言总是一再被忘记一样。”[50]】

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当着眼于维护工人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的眼前利益，着眼于进行“改良性的琐碎工作”，着眼于对相近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如果离开了这些空谈理想与目标的话，那么表述这种空谈的“理论或者原则宜言”总要被人们遗忘，总要被人们突破。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部奠基性的著作。伯恩施坦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集中攻击《共产党宣言》。他认为，《共产党宣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在这里，“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义者的解决方案”[51]。在他看来，《共产党宣言》最大的弊端在于在论述远大目标时是那么气势磅礴，而一接触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时却显得是那么不充分。马克思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表现了“科学天才所具有的勤奋、批判的尖锐性和对真理的爱”。他写作时必然要面对一系列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事实与马克思所要论证的最终目标没有直接的关系时，马克思“决不隐瞒任何重要事实”，“不会缩小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但当马克思一接触到与他所要论证的最终目标发生冲突的事实时，马克思“就变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赖了”。他会回避这些事实，这充分表明了“这一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也就是说，马克思为了论证他的教义，竟然不惜曲解事实。为了使人们明白他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批评，他还做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克思“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在建筑过程中，只要科学建筑法的规律同脚手架的构造与他规定的条件不发生冲突，他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律的。但是在脚手架太窄以至不容许遵守规律时，他就忽视规律或者避开规律。在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它不能自由发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本身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于脚手架。’，[52]他声明自己的信念是“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53]。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伯恩施坦对这一理论不屑一顾。他竟然说，这一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从它的创始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54]。他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所写的“序言”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确认对这一理论需要不断地修正。例如，在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以后要不要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这一问题上，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显得模糊不清，一会儿说“不能简单地实现公有制”，一会儿又说必须“马上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伯恩施坦指出，由此可以证明，就阶级斗争理论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被他们承认的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关于实际情况的更为正确的认识对于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应用必然会起的反作用，只限于部分地仅仅略提一下，部分地只就个别论点作了肯定。即使在后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他们把重新使理论获得统一性和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统一性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55]。

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登峰造极之处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布朗基主义。在他看来，法国的布朗基主义的纲领是：由无产阶级用暴力剥夺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而相信无产阶级，相信暴力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宗旨，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多少区别。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把现代无产阶级完全理想化了”，“这样，尽管他们有更深的哲学素养，却达到了同巴贝夫派秘密团体成员相同的政治见解”，“局部是革命的空想，仅仅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可能——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作了这样的推论。这一见解是直接通向布朗基主义的”[56]。伯恩施坦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的著作，得出结论，“这些著作归根到底还是反复地散发着布朗基主义的或者巴贝夫主义的精神”。他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宜言》，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竟然把布朗基主义说成是在大革命中“代表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违反时代的描述”。他强调，《共产党宣言》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57]。伯恩施坦强调，关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却被尊崇为奇妙的力量，这一力量可以把生产关系推进到被认为是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的那一发展水平”，但是就现实的情况来说，“这种样子的恐怖主义只能作为破坏者而出场，因而从它以上述方式被实行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一天起，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起反动作用”[58]。

伯恩施坦指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社会主义思想家制定的改革建议为出发点，并且基本上以建设为目标；另一派则从革命的人民起义中汲取启示，在本质上以破坏为目标。前者表现为和平进化的，而后者表现为煽动的、恐怖的。前者通过经济组织取得解放，而后者通过政治剥夺取得解放。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企图把这两个流派的精髓结合起来，即“从革命者那里接受了把工人的解放斗争看成一种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见解，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对工人解放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先决条件的探索”。但是，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综合还不等于对立的消除，而不如说是一种妥协”，“不管马克思的理论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它在根本上始终保持着这一妥协的性质或者二元论的性质”。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妥协”主要是对布朗基主义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59]。

伯恩施坦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以无产阶级暴力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常常表现出巨大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实际上正是布朗基主义的一种情结。他举例说，马克思在《阶级斗争》一书中曾经这样说道：“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和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上升到什么程度。”[60]马克思在这里就表现出了一种布朗基主义的激情，竟然从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的降低中直接获取革命的热情。他指出，这种激情“停止了创造，而只起破坏和摧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由这种激情所导致的革命“即使开头是胜利的”，但是最终还是陷于失败。布朗基主义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而马克思主义如果崇尚这种激情，也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在这一方面展开对布朗基主义的批判的，因为“对于布朗基主义的批判将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不仅是对某些外部表现的自我批判，而是对它的学说体系的极其本质的组成部分的自我批判”[61]。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在推崇激情和暴力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相一致，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推崇激情和暴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外部表现”，而是其理论体系“极其本质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对布朗基主义展开批判，因为批判布朗基主义就意味着批判自身。

在谈到为什么崇尚暴力和激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之时，伯恩施坦再一次提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运用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所以这必然导致马克思“辩证地对待暴力”，也就是说，把暴力本身看成既是暴力又不是暴力，把暴力与经济力量扯在一起，进而成了暴力崇拜。他用调侃的口吻说道：

【“每当我们看到把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当作出发点的理论向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屈服时，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黑格尔式的原理。也许这不过是用来作类推，但这样就更加糟了。黑格尔辩证法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完全错误的。它偷看真理，正像鬼火偷看亮光一样。它并不自相矛盾，因为照它说来，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矛盾。把暴力放到经济还占据着位置的地方去，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呢？哦，不是，要知道暴力本身正是‘一种经济力量’。”[62]】

在伯恩施坦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借助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暴力本身也看成是“一种经济力量”，从而马克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暴力放到了“经济占据着位置的地方”。就这样，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所谓“布朗基主义式”的错误，最后又归结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他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批评：

【“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戏法五光十色，显得激进和才气横溢。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本着对它的信任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一定会陷人泥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做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做出的。如果说另一方面，他们不加注意地放过了布朗基主义的最重要的错误，那么这首先要归咎于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黑格尔的杂质。”[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