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形成及其教训

三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凝固、僵化的学说，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需要不断加以修正和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19世纪中叶相比，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种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一些理论观点加以检验、修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伯恩施坦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本来也是顺理成章、名垂后世的事。问题在于，伯恩施坦怀着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脱毛”(第110页)，即与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不正常心态，借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检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疯狂的攻击，甚至提出“回到康德去”(第83页)的口号，企图用康德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当他公然要与马克思主义对着干时，他的修正主义者的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与此相应，当他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全面否定时，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系统化了。

为了弄清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妨看一看他在1898年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充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直到两年前，我还竭力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当我一年半以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是很说明问题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还存着演讲的底稿，那是一次可以引以为戒的、善意的‘援助尝试’。我想帮助马克思，想说明，他所说过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一切没有发生的，也是他曾经说过不会发生的。但是，当我完成这个作品去作演讲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你歪曲了马克思，你所讲的不是马克思。机智的费边社社员休伯特·布兰特在演讲结束后向我提了几个善意的问题，我仍然按照老一套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样下去不行。想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是徒劳的。需要做的毋宁说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而我以前采取了后一种做法，还有许多我今天仍然在这样做。”(第110页)】

从伯恩施坦的这段陈述中我们起码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他自己也承认，这次他所做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脱毛”，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中摆脱出来，他与马克思主义相“决裂”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而是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基础”。他做出判断：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思想中错误的成分远多于正确的成分。马克思当年预言所要发生的事情基本没有发生，而他当时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却相反大多发生了；其二，他强调自己这次公开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决裂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经过长期酝酿的结果。尽管在这之前他在拼命地维护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等于那时他就真正地认可马克思主义。他这次这样做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确实认识到了再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断然行不通，他才无奈地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道路。其三，他认为自己以前维护和拥护马克思的理论是违心的、虚假的。他认为以前自己努力地“拉长”马克思的学说以此来说明马克思的学说是与实践相符合的，努力地论证马克思的学说的基本面没有过时，努力地调和马克思学说中正确的部分与不正确的部分，其实是在“歪曲马克思”，甚至是在“制造马克思”，而这样的马克思并不存在。实际上他当时已对此有所认识，认识到了还这样去做，觉得十分心虚和不安。既然伯恩施坦本人做出交代，他所否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基础，既然伯恩施坦本人也承认，他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出于心血来潮，既然伯恩施坦本人也认为，他之前所有的维护和肯定马克思的理论的举动是无奈的、违心的和虚假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把他与马克思主义扯在一起，甚至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继承者呢？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伯恩施坦很清楚要否定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就必须首先否定掉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于是他把矛头直指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他要人们不要忘记

【“《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到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科学性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第111页)。】

他指出《共产党宣言》只是一个“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进行辩护的纪念性作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剥夺剥夺者”、“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等理论“背后都隐含着严重的错误”(第75、112页)。我们知道，如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性著作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像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从总体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还有什么理由为了实现它而努力奋斗呢？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系统的否定，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完成的。假如我们在认真地研究伯恩施坦于1896年至1898年间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几篇文章以后再去阅读一下伯恩施坦于1899年推出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那么我们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全面的、彻底的这一点，还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伯恩施坦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不时地制造“两个对立”。

其一是伯恩施坦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对立，推崇后者而贬低前者，意在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到了晚年也已意识到，他们自己早年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基本理论是错误的而必须加以修正。他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对个别问题所做的某些说明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对基本原理的修正。例如，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曾经把“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以及“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这一情况，称为使“大部分旧的危机根源和造成危机的机会消除了或减弱了”的因素。[3]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推翻了原先他与马克思共同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节，着重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把这里所说的“趋势”理解成“必然随着灾变开始而且在全线同时发生的行动”，但后来他们显然意识到不可能做到“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条件的同样性”，于是在他们后期的著作中把差异性突出出来了，这就是他们对原先的理论的修正。

其二是伯恩施坦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对立，强调恩格斯在晚年实际上已走上了一条与马克思不相一致的理论道路，而他目前所做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恩格斯晚年的路线。这里，他同样使用了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即抓住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的一些个别言论，而无视恩格斯即使在晚年也反复表示决不放弃早期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理论的大量论述，以此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相异性。例如，恩格斯在晚年曾经提出过对工人阶级的成分要作具体分析，伯恩施坦就借题发挥，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已改变了马克思把“仆役头儿和放牛娃、簿记员和仆人、技工和小工混为一谈的错误认识”，以及把他们“一概算作统一的一群‘无产阶级’”的混乱，在他看来，恩格斯和他一样强调“正如过去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或是一个统一的第三等级一样，现在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再如，他认为马克思是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全面崩溃”的，而恩格斯显然看到了马克思的这一信念“完全忽略了各种工业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差别”。在他看来，正因为恩格斯能正视这一点，所以恩格斯认识到了马克思的这一信念的“模糊不清”，恩格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恩格斯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这一信念是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推演出来的“假设”，而这一“假设”“是以完全不了解封建制度和自由制度之间、封建经营的地产和现代工业之间的重大区别为基础的”。在伯恩施坦看来，当人们在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之时是必然会做出选择的，他说他自己并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即选择恩格斯。

伯恩施坦正是在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说：

【“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第83页)】

“否定马克思”与“回到康德去”在伯恩施坦那里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伯恩施坦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康拉德·施米特曾经撰文提出要用康德哲学来批判马克思，伯恩施坦说自己深受施米特这篇文章的启发，决心把新康德主义引进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中去。尽管伯恩施坦全面地用康德的思想即康德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不可知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展开的，但他在这里已经表达了用康德的思想来否定马克思的强烈意愿。伯恩施坦要人们注意到：

【“近来的唯物主义者在原则上也像现代大多数较大的自然科学家一样采取了康德的立场。”(第86页)】

在他看来，既然如此，无产阶级政党也持康德的立场就是无可非议的。他在这里是在论述想象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时谈到康德的，他说：

【“先验的唯心主义者康德，事实上是一个比许多信仰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他为感觉经验的世界要求充分的权利，而且他并没有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外的‘物自体’——在他之前很久，已经有人用另一些词提出了这一概念——，反而是限制了这一概念，他所划定的界限就在今天从原则上讲也还是未被驳倒的。”(第85页)】

从表面上看，伯恩施坦在这里只是推崇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用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无法摆脱“把想象的事物当作真的一般看待”这一癖性，但是实际上他是要用整个康德哲学以及整个新康德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竭力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归宿。

四

上面我们以伯恩施坦于1896年至1898年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依据，探索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形成。我们的初衷并不在于简单地把他批判甚至咒骂一下，事实上自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以来，他已遭到了许多人的讨伐，仅就批判和讨伐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而言，我们很难超过前人。我们只是想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即在马克思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发展的形势下，通过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形成的探讨，总结伯恩施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给正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的成分与业已过时的成分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留下的教训。

伯恩施坦明确地说他的宗旨是要“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从表面上看，他也确实在这样去做。那么，为什么事实上他最后的结果非但没有正确地做出区分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健康地发展并使之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大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他本人也从而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呢？既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目前也正把“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视为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那么我们究竟如何避免重蹈伯恩施坦的覆辙，从伯恩施坦从检验马克思主义开始最后却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过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吸取教训：

其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在根据新的形势去分清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之时，必须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是不是已经被时代所超越。倘若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已过时，对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信心，那么必然会像伯恩施坦那样最后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我们所说的要去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加以肯定的前提下进行的研讨，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去进行的探讨，研究者首先应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信奉，不应当视为是研究的结果，而是研究的起点。

其二，在进行这种检验时，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千万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对立。不能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词句大做文章，而全然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内容已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随意加以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著作和基本理论的评判。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做出评判，评判者必然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究竟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正确地区分开来，关键在于评判者自己所运用的评判标准是否正确。而正确的评判标准来自于评判者所持的立场。从伯恩施坦的所有言论不难看出，伯恩施坦之所以最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正在于他实际上已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已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这一立场出发，怎么会对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公正的评判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评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经常反思自己的立场究竟站在哪里。

其四，对马克思主义中正确与错误的成分加以评判，评判者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情绪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以来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化倾向，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僵化的体系，像对待宗教教义一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对要求检验、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进行压制和围攻。伯恩施坦曾经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但我们决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变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憎恨。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494页。

[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注。

[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注。

【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