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庐山会议大转弯之迷
黄克诚和薄一波都是庐山会议参加者。他们对为了进一步纠“左”而召开的庐山会议，为什么最后却以反右倾收场，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转变，而感到不解。
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写道：
【“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 第253页）】
薄一波也有同感。他写道：
【“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以继续研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76页）】
笔者本着“继续研究”的精神，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笔者认为，有些资料应该有助于解开这个迷。
《九十年》写道，
【对于彭德怀的信，与会人员有些人反对，也有不少人表示基本赞成。毛泽东认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中央一直努力纠“左”，彭德怀、张闻天并未参加这种努力。毛泽东把他们的批评看作是对党的攻击，“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对中国的攻击和指责联系起来”（主要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美国的杜勒斯等人---笔者注）（第508页）。】
王光美在关于庐山会议的访谈中说：
【“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他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185页、186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国家安全问题。正如学者金灿荣在2017年6月发表的《两种战略思维须学会相互包容》一文中指出的：
【“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
《九十年》写道：
【1958年苏联提出的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第543页）】
苏联解体后，1997年10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曾在中国和前苏联领导层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俄罗斯方面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解释道：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设想是针对美国的，为了在必要时“给美国实施导弹袭击。”“毛泽东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他把苏联的这个建议当作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种侵犯。但是苏联考虑这个舰队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考虑中国，考虑的是美国。”（《新中国往事》 邓力群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13页）
毛泽东，还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是有高度警惕的。尽管今天或许可以说当年是中国“误会”了苏联的设想，但并不能否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拒绝态度的正确性。回过头来，把王光美的回忆中的“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和这件中苏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并联系到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的话，应该非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庐山会议上转弯。
从庐山会议后的情况看，彭德怀的这个“国际背景”问题仍然是他的主要问题。
庐山会议后的1959年9月9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方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第176页）】
9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讲话：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都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有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团结起来。切记不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会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上讲的都是坏话，现在我要讲一点好话。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第177页）】
在这里毛泽东的的话很直白：“里通外国”。而且警告“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因此，这个“国际背景”因素，是不是毛泽东，还有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广大与会者，在庐山会议大转弯的主要因素，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对“大跃进”运动的一分为二
《九十年》指出：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尽管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多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数据，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1949年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以大炼钢铁为例，改革开放后被评为“上市公司50强”，连续三年进入“中国纳税百强企业”的“安阳钢铁”，就是在大炼钢铁的1958年8月10日正式动工的，这也是河南现代钢铁工业的起端。谈到钢铁，“大跃进”时，大家不会忘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到1972年，中国生产了2338万吨钢，而英国那一年只生产了2232吨钢，中国确实用15年时间在钢铁产量上赶上了英国。当然，就钢铁产品的质量，还有整体科技水平，不但那时有不小的差距，直至现在也仍在追赶中。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1961年1月1日说：
【“超过英国只是指数量，但就质量来说，那还差得很远。”（《毛泽东年谱》第515页）】
当时经过深入调查的彭德怀还提到另一点：尽管有较大损失，
【“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大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的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有人民公社的大炼钢铁，才出现了最初的社队企业，后来演变成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后不少又发展成为民营企业。
《九十年》指出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而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正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最早驱动力。中国8万多水库，绝大多数是在那几年建成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后来的农业改革的“命脉”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九十年》还指出，“科学技术发展进步，成绩十分显著。”特别是保障国家安全、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两弹一星”。因此，如果没有当年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那代人、特别是“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被称作“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说，就是毛泽东1958年一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激励他隐名埋姓地工作了30年。
特别突出的还有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松辽盆地发现工业性油流后，党中央1960年在国民经济困难之时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退伍军人，集中力量在茫茫荒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仅用一年时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进口“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战胜困难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大量的先进典型和大批模范人物，形成了影响至今的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党中央、毛泽东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提出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强调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并着手采取切实措施，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这对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这个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宝贵经验，历久弥新。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习近平的主持下，审议通过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
《九十年》在论述“大跃进”运动时指出：
【“由于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加上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党未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提出许多违背科学的高指标，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教训非常深刻。”】
《九十年》同时也指出：
【“全国人民意气风发，艰苦奋斗，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定成果。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布局和发展的。”（第500页）】
《九十年》特别指出：
【“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着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第556页）。】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本文原载《党史博采》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