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开放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开放发展新理念。未来开放战略是: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开放促改革;要站得更高,领域更宽,水平更高。反对保护主义与歧视,开放措施更新,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提高中国在世界制度性和规则性话语权。具体任务是走向对外投资大国,建设上海等自贸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是发挥大国规模效益,以后发优势赶上新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升级;以国际竞争压力促进改革,健全现代管理与民主法治制度,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
一、对外开放: 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原动力
(一)贯穿前两个30年的共同因素
中国经济10%的高速增长,7年翻一番,持续了56年。
1950-1978年第一个30年为计划经济时期,GDP从1949年466亿元,增至1978年3645亿元,年均增长7.1%。农业占GNP的比重从90%下降到30%。【1】
1979-2009年第二个30年为改革开放时期。GDP达到21.6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15%。2006-2013年7年间,GDP增加到57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12.8%。
以后增长率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7%,以6.5%的速度再增长5年,至2021年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按1:7折算为1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经济总量为1949年500倍。
社会发展:中国1962年人均国民收入60美元,1978年180美元,2013年6560美元,为美国四分之一,2039年可望达到美国二分之一。
贯穿高速增长前两个30年的长期因素,第一是人口年轻。年轻人储蓄率高,宏观经济学假定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经济即高速增长。中国人口现开始老化,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劳动力相对短缺,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增加10倍,从3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第二拐点即劳动力绝对短缺。第三个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要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的转换。
第二个长期因素,是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干预。第一个30年计划经济,以国家权力为主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内部积累方式强制实现工业化,方向正确,成绩巨大,缺点是积累过高,时间过长,并犯有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向性错误。第二个30年改革开放,主要发展因素是开放,市场和交易,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但中国一直没达到欧美那样以市场为主体。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即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经济发展主体仍旧是政府,但由中央政府变成地方政府,最明显的是地方政府主导拆迁。
第三个30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目前5年保障6.5%增长率是主要目标。目前政策发展空间,主要是政府发债扩大投资,主导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是通过改革保证民间经济活力,促进民间投资与消费,长期则是发展科技和民主法治。人均收入4000美元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各类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陷阱:经济增长停滞,社会腐败与不稳定,资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中国在保证中等速度经济增长同时,需控制风险,反对腐败,明晰产权,确认新的利益关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坚持改革开放方向。
(二)第二个30年(1979-2009)以开放促改革
把经济改革方向定义为市场化,在“第二个30年”期间没有错误。中国经济改革起点是文革末期,当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包办政府事务,包办企业和社会;经济对内对外完全封闭,经济主体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思想理论体系左倾僵化,完全依靠精神灌输而否认利益驱动;个人和企业没有活力,社会缺乏基本发展动力,经济增长停滞在2-3%,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就是1979年改革的起点,它决定了改革方向,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改革初期实行党政分开。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总结文革教训,确立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以后保持改革方向不动摇,政策的连续稳定。国家干预力量一直非常强大,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开放,抵御外部冲击,维护国家安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进行宏观调控,调节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和开放哪个更为基础,有过讨论,我坚决主张开放是原动力。经中西文化比较,一代改革者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有深刻认识。当时思想解放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金观涛以系统论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超稳定系统”。如无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竞争,改革不可能依靠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
80年代我在天津开发区工作4年,写《中西文化比较论》,我批判传统文化的两篇文章,被袁庚印发给蛇口全体干部学习;我与张炜合作在天津开发区搞《仿真国际投资环境》,《民主评议会》;主编《天津开发区探索之路》,《国际惯例》,与钟业昌合作《对外开放新论》,在国务院经济中心季崇威老师赞助下,研究天津开发区60个企业经济指标体系;1994年在《世界经济》发表“论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基本思想是:开放是发展与改革的原动力:开放为改革提供了标准,动力和经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地方政府要加快国企改革,但“徐州破三铁”实验很快失败,政府为避免矛盾,将重点放在“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引进外资取得极大进展。这是渐进改革和中国道路的重要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的结果。
(三)以开放促发展:中国涉外经济的成就
第二个30年,中国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的平衡发展,实行倾斜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引进外资,举办经济特区开发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出口总值从1979年293.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38667.6亿美元,年增15.94%。出口总值从1979年136.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15779.3亿美元,年增16%。进口总值从1979年156.8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13948.3亿美元,年增15%。服务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982年4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4706亿美元,年增16.3%。服务出口从1982年25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1905亿美元,年增15%。服务进口从1982年19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2801亿美元,年增17.5%。引进外资新设立企业从1983年430家增加到2013年22773家,年均增长13.3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3年9.2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1175.86亿美元,年增16.94%,累计14000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29亿美元增至2013年901.7亿美元,年增36.68%,累积4267亿美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口负增长,但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因为德国出口下降比我们还快。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为世界第一;吸引外资1239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对外投资世界第三。中国涉外经济特大发展,特别是出口年20% 的增长,带动经济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占据大部分国际市场。
盛传于世的“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70%,实际上从未超过50%,因为中国出口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进出口是重复计算的。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中国经济就存量而言从来以内需为主,不能过分夸大外需的作用。但在某些历史时期,就增量而言,出口可能成为主要动力,这在战后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已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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