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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与中国道路

2019-4-20 21:2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357| 评论: 2|原作者: 杨帆|来自: 昆仑策网

摘要: 本文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历史经验;1978-1992年为第一阶段;1992-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0-2012年为第三阶段。数年以来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承认中国成就基础上,对中国崛起的因素和经验究竟是什么,不同学派有不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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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历史经验;1978-1992年为第一阶段;1992-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0-2012年为第三阶段。数年以来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承认中国成就基础上,对中国崛起的因素和经验究竟是什么,不同学派有不同解释。中国需要新历史问题决议,但由于利益分化,比起40年前,很难形成社会共识。中国道路的经验总结,不是哪一个学派可以独自解释和垄断的,这在历史上站不住脚。本文对中国开放做历史总结,这是中国道路理论的组成部分。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开放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开放发展新理念。未来开放战略是: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开放促改革;要站得更高,领域更宽,水平更高。反对保护主义与歧视,开放措施更新,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提高中国在世界制度性和规则性话语权。具体任务是走向对外投资大国,建设上海等自贸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是发挥大国规模效益,以后发优势赶上新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升级;以国际竞争压力促进改革,健全现代管理与民主法治制度,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

 

一、对外开放:

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原动力

 

(一)贯穿前两个30年的共同因素

 

中国经济10%的高速增长,7年翻一番,持续了56年。

 

1950-1978年第一个30年为计划经济时期,GDP从1949年466亿元,增至1978年3645亿元,年均增长7.1%。农业占GNP的比重从90%下降到30%。【1】

 

1979-2009年第二个30年为改革开放时期。GDP达到21.6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15%。2006-2013年7年间,GDP增加到57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12.8%。

 

以后增长率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7%,以6.5%的速度再增长5年,至2021年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按1:7折算为1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经济总量为1949年500倍。

 

社会发展:中国1962年人均国民收入60美元,1978年180美元,2013年6560美元,为美国四分之一,2039年可望达到美国二分之一。

 

贯穿高速增长前两个30年的长期因素,第一是人口年轻。年轻人储蓄率高,宏观经济学假定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经济即高速增长。中国人口现开始老化,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劳动力相对短缺,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增加10倍,从3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第二拐点即劳动力绝对短缺。第三个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要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的转换。

 

第二个长期因素,是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干预。第一个30年计划经济,以国家权力为主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内部积累方式强制实现工业化,方向正确,成绩巨大,缺点是积累过高,时间过长,并犯有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向性错误。第二个30年改革开放,主要发展因素是开放,市场和交易,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但中国一直没达到欧美那样以市场为主体。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即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经济发展主体仍旧是政府,但由中央政府变成地方政府,最明显的是地方政府主导拆迁。

 

第三个30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目前5年保障6.5%增长率是主要目标。目前政策发展空间,主要是政府发债扩大投资,主导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是通过改革保证民间经济活力,促进民间投资与消费,长期则是发展科技和民主法治。人均收入4000美元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各类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陷阱:经济增长停滞,社会腐败与不稳定,资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中国在保证中等速度经济增长同时,需控制风险,反对腐败,明晰产权,确认新的利益关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坚持改革开放方向。

 

(二)第二个30年(1979-2009)以开放促改革

 

把经济改革方向定义为市场化,在“第二个30年”期间没有错误。中国经济改革起点是文革末期,当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包办政府事务,包办企业和社会;经济对内对外完全封闭,经济主体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思想理论体系左倾僵化,完全依靠精神灌输而否认利益驱动;个人和企业没有活力,社会缺乏基本发展动力,经济增长停滞在2-3%,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就是1979年改革的起点,它决定了改革方向,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改革初期实行党政分开。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总结文革教训,确立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以后保持改革方向不动摇,政策的连续稳定。国家干预力量一直非常强大,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开放,抵御外部冲击,维护国家安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进行宏观调控,调节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和开放哪个更为基础,有过讨论,我坚决主张开放是原动力。经中西文化比较,一代改革者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有深刻认识。当时思想解放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金观涛以系统论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超稳定系统”。如无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竞争,改革不可能依靠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

 

80年代我在天津开发区工作4年,写《中西文化比较论》,我批判传统文化的两篇文章,被袁庚印发给蛇口全体干部学习;我与张炜合作在天津开发区搞《仿真国际投资环境》,《民主评议会》;主编《天津开发区探索之路》,《国际惯例》,与钟业昌合作《对外开放新论》,在国务院经济中心季崇威老师赞助下,研究天津开发区60个企业经济指标体系;1994年在《世界经济》发表“论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基本思想是:开放是发展与改革的原动力:开放为改革提供了标准,动力和经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地方政府要加快国企改革,但“徐州破三铁”实验很快失败,政府为避免矛盾,将重点放在“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引进外资取得极大进展。这是渐进改革和中国道路的重要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实践的结果。

 

(三)以开放促发展:中国涉外经济的成就

 

第二个30年,中国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的平衡发展,实行倾斜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引进外资,举办经济特区开发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出口总值从1979年293.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38667.6亿美元,年增15.94%。出口总值从1979年136.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15779.3亿美元,年增16%。进口总值从1979年156.8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13948.3亿美元,年增15%。服务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982年4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4706亿美元,年增16.3%。服务出口从1982年25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1905亿美元,年增15%。服务进口从1982年19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2801亿美元,年增17.5%。引进外资新设立企业从1983年430家增加到2013年22773家,年均增长13.3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3年9.2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1175.86亿美元,年增16.94%,累计14000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29亿美元增至2013年901.7亿美元,年增36.68%,累积4267亿美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口负增长,但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因为德国出口下降比我们还快。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为世界第一;吸引外资1239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对外投资世界第三。中国涉外经济特大发展,特别是出口年20% 的增长,带动经济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占据大部分国际市场。

 

盛传于世的“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70%,实际上从未超过50%,因为中国出口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进出口是重复计算的。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中国经济就存量而言从来以内需为主,不能过分夸大外需的作用。但在某些历史时期,就增量而言,出口可能成为主要动力,这在战后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已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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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社会主义 2019-4-21 18:18
是垄断剥削经济的经济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证明。——是垄断剥削经济的经济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形成限制的证明。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4-21 18:09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和开放哪个更为基础,有过讨论,我坚决主张开放是原动力。’
——所谓的‘改革开放’总的动力来源是剥削。
‘经中西文化比较,一代改革者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有深刻认识。‘
——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区别作者在这里错误地表述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或者说,通过用‘中西文化’的区别来掩盖两种经济关系的区别。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说成是‘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从而好像为了剥削目的,他们改变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而是文化和体制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而在实质上,是通过改变‘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体制的封闭性‘来改变中国的分配关系。借口而已。‘如无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竞争,改革不可能依靠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
——作者所谓的‘对外开放引进外部竞争‘如果理解为生产方法的竞争就是错误的。而如果没有剥削的’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这种所谓的‘竞争’就不会发生。说‘改革不可能依靠理想主义的人为设计‘,但却可以依靠剥削理想的人为设计,并且只能‘依靠中央红头文件,自上而下按计划进行。’事实也正是这样发生的。为了掩盖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罪行,作者这里极力企图把这种人为的、出于剥削目的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改变说成是自然发生的自然现象。
‘开放是发展与改革的原动力:开放为改革提供了标准,动力和经验。’
——剥削者把生产利益装进自己的腰包的‘改革’才是‘原动力’。
‘马克思《资本论》把市场经济分为两个阶段: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关键是劳动力变为商品。中国1992年以后实行劳动合同制,“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双轨制并存是渐进改革,中国道路的特点和优点。’
——作者在这里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关键是劳动力变为商品。’然后呢,正是这种非垄断资本经济的运动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者们正是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要实现‘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关键是劳动力变为商品。‘
‘按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消灭资本范畴,只能限制资本。’
——这就胡说八道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消灭资本范畴,只能限制资本。如果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没有消灭资本范畴,那只能证明没有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剥削,更不可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允许资本和剥削存在。中国在建国之后,通过‘公私合营’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消灭资本范畴,只能限制资本‘,并不只是‘限制资本’,而是消灭了资本,消灭了剥削。
‘中国计划经济消灭了私人资本,但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资本。’
——什么是‘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资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怎么可能是资本,从而怎么可能是国家资本。作者在这里又企图把垄断剥削说成是建立社会主义垄断条件的初衷。
‘走向对外投资大国,建设上海等自贸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是发挥大国规模效益,以后发优势赶上新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升级;以国际竞争压力促进改革,健全现代管理与民主法治制度,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
——所谓的’走向对外投资大国‘是垄断剥削走入困难境地的表现。是国内的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生产力存在与分配关系不相容的矛盾发展到了严重程度而表现为资本输出。表现为扩大了的剥削领域。表现为不得不通过资本输出来缓解国内经济矛盾。这有什么可以标榜的。自贸区的建设是为了国外资本剥削中国劳动力提供便利。为加工贸易创造条件。而加工贸易就是对中国劳动力剥削利用的方式,是生产过剩的产物。人民币国际化是剥削资本的更方便的条件。是剥削条件。至于所谓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提法则完全是对垄断剥削条件的美化。它使得人们觉得似乎中国存在非垄断的资本经济规律。掩盖它的奴隶制性质的实质。所谓的建设丝绸之路的经济带,也就是一路一带,就是解决国内生产过剩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利用的输出。所谓的‘发挥大国规模效益’就是范围扩大的剥削效益。而垄断剥削发展到资本输出阶段是为了维护国内分配不公的生产的继续而不是解决分配不公。‘以后发优势赶上新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升级’,垄断剥削的经济关系是限制先进生产力的。从而它也会限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或者说,既然这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是在分配不公的经济关系条件下发生,所以它也只能服务于资本输出而不会改变分配不公。所谓的‘以国际竞争压力促进改革’实际上由于中国的生存资料的价格垄断,从而是对劳动力价格的垄断,从而劳动力价格被垄断在较低水平,中国始终是在给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施加压力。是以剥削的垄断优势对非垄断资本。至于谈到现代管理,由于不存在对于垄断剥削的限制和监督力量,管理的现代化已经可以超过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了。‘民主法制制度’——没有不受垄断剥削的自由就没有民主,而没有资本竞争的垄断剥削就必然成为合法的法制制度。出口、加工贸易、一路一带的资本输出实现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国内的低水平劳动力价格和分配不公的继续。这样的大国必定是邪恶的。
‘贯穿前两个30年的共同因素’
——这种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不同分配关系性质的经济没有可比性。在社会主义分配关系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必定表现为生产者阶级收入的增加。在垄断剥削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必定表现为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扩大。
‘贯穿高速增长前两个30年的长期因素,第一是人口年轻。年轻人储蓄率高,宏观经济学假定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经济即高速增长。’
——作者把‘高速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人口年轻’,如果从生产的角度看,也就是社会上劳动力充足。但是即便是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作者把两个不同分配关系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也是不正确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生产,生产者必然是生产发展的受益者。而在垄断剥削条件下,甚至在非垄断剥削条件下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劳动力不但会表现充足,还必然会常态地表现为供给过剩。因为剥削者是生产的受益者,剥削者是社会购买力的受益者,而剥削造成的困难也正是从此而来。令人没想到的是:作者认为造成‘高速增长’的因素的‘人口年轻’竟然是因为‘年轻人储蓄率高’。为什么‘储蓄率高’会引起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宏观经济学假定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经济即高速增长‘,也没有个人的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所以,作者把两个不同经济关系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是多么的错误。社会生产的发展当然需要物质基础,但这和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资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垄断剥削条件下,剥削权力可以任意量化货币资本,所以它绝不会出现缺乏表现为私人储蓄的货币资本。但它的经济在出现过剩之后却不可能表现出‘高速增长’。相反,它只是证明了:社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货币资本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区别的。这样,表现为储蓄的货币或货币的储蓄代表一定的生产要素的时候,它的不同的使用性质和目的的不同所引起的结局是不同的。作为构成不同性质的经济的增长的条件,对经济的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众所周知,随着历年‘增发货币资本供给量’,资本关系人的私人存款也随之飙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定价权的运动,而正是这种运动限制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把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货币资本是不正确的。倒是证明了货币的资本性质的、剥削目的的使用反而是限制经济‘高速增长’的。尤其是,限制其持续‘高速增长’。归根结底,生产要素的剥削目的的使用最终必然是限制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人口现开始老化,刘易斯第一拐点即劳动力相对短缺,广东农民工工资10年增加10倍,从300多元增加到3000多元;第二拐点即劳动力绝对短缺。’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在垄断剥削条件下和非垄断剥削条件下没有可比性。在垄断剥削条件下,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是定价权无偿占有劳动利益的结果,是商品价格包含定价权无价值成分的结果,是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所引起的。绝不是由于生产者收入增加引起的。相反,是生产者相对于他的生产结果收入减少的结果,是相对贫困的结果。用来证明劳动力短缺是非常错误的。其实,作者只要稍微做一点调查就不难发现,中国直到今天依然有成千上万的适龄劳动人口没有工作。作者这种轻率的结论很难让人认为作者是在认真地谈论问题。
‘第二个长期因素,是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干预。第一个30年计划经济,以国家权力为主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内部积累方式强制实现工业化,方向正确,成绩巨大,缺点是积累过高,时间过长,并犯有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向性错误。
——说’以国家权力为主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权力是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尤其是,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它的任何积累都不是为了使得积累变成资本。至于谈到所谓的‘大跃进和文革的方向性错误’,似乎像作者怀有阶级偏见的这种人还没有谈论它的资格。今天,生产者连犯‘大跃进’错误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而垄断剥削的后果早已经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主要发展因素是开放,市场和交易,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
——把‘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GDP‘,而现实的GDP又变成了资本关系人的私人的现实的个人’存款‘。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即国家权力介入经济,’
——‘资本原始积累’需要‘国家权力介入经济’。从自然资本经济规律来看,真是胡说八道。这种说法只有在中国把国有生产资料瓜分给资本关系人的过程中才是符合事实的。即便是这样,也不能看作是剥削者的‘原始积累’。它只是剥削权力的分配,是一次剥削职能的分工。作为瓜分国有资产之前,表现为垄断的生产资料,’原始积累‘过程已经完成。并且消灭了个体的’资本原始积累‘。
‘第三个30年,经济增长率下滑。目前5年保障6.5%增长率是主要目标。目前政策发展空间,主要是政府发债扩大投资,主导基础设施建设。中期是通过改革保证民间经济活力,促进民间投资与消费,长期则是发展科技和民主法治。’
——垄断剥削出现剥削的后果所造成的困难。至于‘发展科技’,已经说过垄断剥削条件与生产力存在之间的关系。如果谈到‘民主和法制’,为了给它一点合理性,只有理解为改变分配不公的分配关系才有意义。
‘人均收入4000美元容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作者认为生产者的劳动力价格应该始终保持较低水平。先不说这种人均收入的说法在中国完全就是屁话。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是由于劳动力价格在资本经济规律条件下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剥削的利润空间变小了。这只能证明资本经济的局限性。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生产者的劳动力价格就应该停留在低水平。况且作者提出这样的忠告,也表现出作者根本不了解垄断剥削条件和非垄断剥削条件之间的区别。根本不理解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这种人怎么也可以当主任、所长、研究员、教授。
‘其实,各类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陷阱:经济增长停滞,社会腐败与不稳定,资产占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
——剥削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是剥削经济就无法逃脱这种结局。‘经济增长停滞’——是剥削利润的增长停滞。而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资产者所说的经济增长就是剥削利润的增长。资产者所说的经济就是剥削。
‘把经济改革方向定义为市场化,在“第二个30年”期间没有错误。’
——‘市场化’就是资本经济,就是剥削经济。而作者却认为‘没有错误’。
‘中国经济改革起点是文革末期,当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包办政府事务,包办企业和社会;经济对内对外完全封闭,经济主体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思想理论体系左倾僵化,完全依靠精神灌输而否认利益驱动;个人和企业没有活力,社会缺乏基本发展动力,经济增长停滞在2-3%,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改革开放之前,党的领导是共产党的领导。是代表人们利益的领导。为什么党的领导不能在企业、社会、经济、思想理论等等方面体现生产者利益的精神。难道生产者为自己生产、生产者得到自己生产的利益不是生产者生产积极性的来源吗?所以,作者这里所说的利益驱动只能是剥削动机的驱动。作者要的是剥削的企业活力和剥削的发展动力。而实践证明,垄断剥削的结果必然限制企业的活力和社会的发展动力。至于当时的经济增长不高,完全是因为只有解决了分配关系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利益分配的输送渠道的方向,经济增长的利益才会到了生产者手里。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是首要任务,无可厚非。而且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对比垄断剥削的结局看来尤其无比的英明正确。所以,撇开经济的存在条件而谈论经济发展是多么地错误和愚蠢。
‘这就是1979年改革的起点,它决定了改革方向,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中国只有市场现象而不存在市场化。
‘改革初期实行党政分开。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总结文革教训,确立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以后保持改革方向不动摇’
——如果‘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总结文革教训,确立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以后保持改革方向不动摇’那就太糟糕了。党政分开的口号是剥削力量的诉求。是走向完全彻底的剥削道路的诉求。在垄断剥削积累的剥削后果面前,垄断剥削权力想‘保存改革方向不动摇’,就只能在房地产经济、加工贸易、出口、资本输出这几个方面挣扎了。
下面作者列举了一些数据。垄断剥削的后果已经雄辩地证明:如果这些数据证明经济的发展,那么它同时证明这种所谓的‘发展’成为限制发展的条件。
‘思想理论界引进国外理论观念,集中于反对左倾,表现在3个方面:清除文革思潮,反思计划经济,中西文化比较,目的是清除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推动改革开放。’
——‘国外理论观念’和‘文革思潮’的区别就在于剥削与非剥削的区别。由于经济的表现形式与经济的性质有着内在的联系,资产阶级分子总是通过攻击、非难计划经济来达到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如果作者真是天真地认为他们反思的只是经济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经济的性质,那只能证明他还没有明白经济的表现形式和经济性质之间的联系。‘目的是清除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推动改革开放。’——作者再一次把经济关系的性质的不同、把剥削性质和非剥削性质的经济关系的不同说成是文化之间的不同。刻薄地说,这就是在中国得到诸多头衔的原因吧。
‘当时知识结构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创新只能从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开始,发掘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规律,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反对超阶段的“左”倾路线。’
——‘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改变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借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对于唯生产力论作了彻底地批判。正确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当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就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真理,已经被今天的垄断剥削实践所证实。说’经济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是为了把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说成是自然发生的自然现象,掩盖走资派的罪行。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是‘超阶段’的经济关系。作者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已经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方面来说已经是先进的经济关系。他要倒退到剥削性质的落后的经济关系。他所说的‘反对超阶段的’左‘倾路线’反对的是反对剥削。
‘出口导向战略巨大成功,以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占领国际市场’
——出口导向战略的巨大成功是因为垄断剥削的巨大失败。因为空前地依赖出口正是源于剥削经济的困难。‘以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占领国际市场‘是垄断剥削经济关系落后性在经济表现形式上的体现。是垄断剥削经济的经济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证明。
‘问题在于,中国有4亿过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能结合‘
——作者为中国的出口和加工贸易的现象找到的理由。生产者为自己生产怎么会有‘4亿过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能结合’,从生产利益的分配结果来看,原因倒是找的正确。
‘中国缺乏出口渠道。农民工到沿海地区打工,在生产力,生产率都记在中国账上,尤其是给国家创造了宝贵的外汇。分配不利只能逐步扭转。这是“双赢”,长期看中国利益更大’
——‘长期看中国利益更大’必须说明是中国的哪部分人的利益。因为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经济是否会发生困难、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会出现限制。至于国家的‘宝贵的外汇’是生产者的却不归生产者所有的剩余劳动,本来应该属于生产者,然而在特定条件下,却可以表现为理想的资本输出。
‘有人拿来套中国,反对加入WTO,认为不能受国际资本剥削。’
——说这种话的人至少还区分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
‘80年代外汇奇缺’‘但切切实实地赚取了外汇。‘
——作者想用外汇证明什么。想用来证明资本的需要,那么中国的经济根本就不缺乏货币资本。想用来证明外汇的价值的真实性,那么中国特色的外汇管制使得出口的商品可以根据汇率实现双倍的价格。
‘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但中国有巨大过剩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西方国家又禁止中国劳动力去美国打工,此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搞加工贸易,即使外商剥削程度很高,却可达到“双赢”。’
——‘双赢’是中国资本家和国外经销商的双赢。对于生产者来说,无论是国内生产者还是国外生产者都会因为中国的低廉劳动力价格而受到利益上的损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由于有着充分的劳动力人口就必须实行资本经济。更没有任何证明只有实行资本经济才能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由于存在充分的劳动力人口劳动力价格就必须是低廉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由于存在着充分的劳动力人口从而成为经济的剥削性质的必然性。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由于充分的劳动力人口从而成为劳动者无偿让渡自己生产的部分价值是劳动者参与生产资料消费的必然条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资本性是使用生产资料是解决劳动力‘过剩’的条件。所证明的,恰恰相反。作者只是满怀剥削偏见地、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来看待劳动力生产要素的问题。
‘深圳特区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默认外汇自由市场,解决了人民币高估和严格外汇管制条件下,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矛盾,这是中国“双轨制”改革最成功案例。’
——这只是为剥削创造方便条件而已。丝毫也不能证明剥削的非垄断性。
‘台资全面进入大陆,两岸三地经济实行一体化’
——在经济是为生产利润的基础上,不但在‘两岸三地’一体化,而且也和国际资本一体化了。
‘汇率并轨,贸易顺差大幅增长’
——货币贬值是为了顺利出口,是减轻生产过剩压力的需要。
‘军转民引发消费高潮’
——为什么说‘军转民’会引起消费能力的增加。
‘加入WTO,以开放促改革’
——尽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不会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就因此而变成为非垄断剥削的、由经济规律支配的市场经济。就像中国不会因为引进外资而使得中国成为非垄断的剥削经济。
‘南方讲话引发下海创业潮’
——所谓的‘创业潮’就是剥削潮。
‘体制内精英大批下海,成建制地从发达国家引进经济制度,如租赁,典当,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货,保险,基金,国债,企业债券,外汇市场等。精英下海将体制内资源引入市场,是“中国道路”奥妙之一,极大促进了9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
——说‘从发达国家引进经济制度’是不正确的。在垄断的基础上,只能是徒有其名的表面模仿。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包括IT产业选择新路径,直接与台湾新加坡接轨甩开日本;逼迫日元升值,催生泡沫经济等。’
——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经济危机。所以,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只能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的原因而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西方社会,包括中国自己,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经济实力,经济潜力,维持稳定能力,超过想象。’
——不要以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就从此变成了非垄断资本经济。
‘以房地产为代表品的第五次消费高潮,持续了15年。’
——房地产经济出现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剥削的困境。
‘钢铁产量从19981亿吨增加到2005年5亿吨,年增30%,2015年10亿吨年增7%;包括水泥,煤炭,焦炭等,都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相当于宋朝,大英帝国和战后美国。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奋斗与积累多年,终于实现的历史性的财富大爆发。’
——正由于这种增产是在剥削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从‘需求侧’到‘供给侧’的转变,也就是限制产量。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世界全面开放’
——中国对世界全面开放并不会使得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发达国家。并不会改变剥削率。并不会因此改变垄断剥削的落后性。
克服落后的剥削经济的困难和表现克服这种剥削经济的困难的能力并不能证明这种经济的非落后性,反而证明只有在落后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才有可能拥有如此的克服资本经济困难的能力。只有在不是资本经济的条件下,资本经济的困难才不会对解决经济困难的能力形成限制。
冷战结束,西方“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理念,系统化为“普世价值”,以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资本和媒体的力量,大力推广。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规范通过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教育科研,从发布论文到教材,留学培训,媒体影视,书籍报刊,推广数十年,俘获了相当一部分世界“精英”的思想,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套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用行政力量推广,说明我们忽视了开放两重性,只想到自己改革开放需要,对美国的战略缺乏警惕。‘
——那种落后的垄断剥削在非垄断剥削的世界范围内被厌恶,无需某个国家的‘战略’。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导向,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的’
——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而大搞剥削怎么可能是‘自由和人道主义’。垄断剥削就是以限制国民自由为前提的。谁也不能说垄断剥削造成的恶劣的劳动条件,严重的污染,广泛的贫困现象,贫乏的社会保障等等是人道主义的。
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导向’,到‘使新自由主义最终未能形成垄断’,作者始终没有认识到物质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绝不意味着拥护垄断剥削。这种新自由主义与垄断剥削的对立并不能证明垄断剥削的合理性。尤其是,绝不应该把垄断条件的剥削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有长期最基层最复杂实践斗争经验,不像苏联共产党那么天真,在根本问题上没接受新自由主义药方。党和国家支持自主创新,不放松宏观调控,1994年反对通货膨胀,1998年反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刺激经济,不放弃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使中国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中国人民表达自己意愿,在2004年通过网络形成舆论,一举挫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企图按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建议。’
——‘在根本问题上没接受新自由主义药方’、‘不放松宏观调控’、‘一举挫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企图按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建议’等等,都表明他们坚决地维护了剥削的垄断条件。同时,也意味着维护了垄断剥削的落后性。绝不能因为存在‘新自由主义’就证明维护垄断剥削就是维护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而不走西方霸权的道路。’
——垄断剥削发展到一定阶段却不可能不是资本输出。
‘美中矛盾主要在两点:第一,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不同,美国之所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是有潜台词的,这就是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中产阶级强大产生民主要求,会按西方政治体制搞多党制。‘
——美中的所谓‘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不同’是表面现象。是剥削程度的不同而不是剥削与非剥削的不同。无论为了麻痹和欺骗民众而提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垄断剥削者口中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口号,都不能改变中国垄断剥削的实质。由于垄断剥削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不能不使得这些口号变得空洞无物,毫无说服力。而人们为了找出问题的症结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口号,并且寻求真正的答案。中国没有多党制丝毫也不能证明垄断剥削的正确。美中的利益矛盾也不能证明中国就是社会主义的。作者批评别人的‘教条主义和僵化问题‘在这里却正好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
‘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会进一步理解和接受世界先进文化观念,并以自己的文化影响世界。’
——如果以垄断剥削的文化影响世界,那将是世界的不幸。
作者自始至终都把经济和不同性质的经济混为一谈,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分配关系的经济混为一谈,把极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财富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成绩,把解决各种剥削造成的困难而表现出的经济关系的落后性作为经济关系的优势加以炫耀,等等。所以不可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不可能真正找到答案。顺便多说几句只是因为作者的观点的肤浅和庸俗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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