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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五四爱国进步传统

2019-4-28 00: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1136| 评论: 0|原作者: 梁柱|来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 经过痛苦的探索,只有当爱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系,并获得掌握这一历史自觉的先进政党领导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理想,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
辛亥革命的结局及尔后的局面,深刻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求得富强的历史机遇。经过痛苦的探索,只有当爱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系,并获得掌握这一历史自觉的先进政党领导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理想,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

李大钊与五四爱国进步传统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动了一批先进分子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昭示的社会发展方向,这不仅揭开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而且也为五四时期形成的爱国进步传统和民主科学精神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是五四时期历史进步性的集中表现,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作用,也把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赋予了新的时代特点。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恶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国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这一旗帜下寻求救亡自强之道。五四以来形成的爱国传统,就反映了这样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其一,把爱国主义斗争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相统一,走历史必由之路。我们知道,不同的时代条件,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要求。在近代的起始阶段,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是和他们的忠君思想相联系的,虽然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终因这一历史的局限而注定了他们演出的是一出悲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则比较自觉地同民主主义的理想相结合,并取得推翻封建帝制这一历史性胜利,但是,时不予我,外国有的,中国却不能有。辛亥革命的结局及尔后的局面,深刻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求得富强的历史机遇。经过痛苦的探索,只有当爱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系,并获得掌握这一历史自觉的先进政党领导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理想,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而这正是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新的世界观指导下获得的理性认识。其二,显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李大钊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还积极号召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他在这时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是包涵着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思想:一方面,知识分子要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造新的革命力量。他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作用,知识分子要作民众的先驱,去“开发他们”,教育他们懂得“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1]的道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深入工农群众的过程中,要努力改造自己。在工人群众中,要采取“尊劳主义”,和工农群众融为一体。他认为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应该是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而“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这就是说,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是忠于人民,把爱国主义的理想同献身于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连接起来。这个思想对青年运动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因此,五四爱国传统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对后人富有启迪意义的。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为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民主和科学作为鲜明的纲领性的口号提出,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1915年9月,陈独秀在他独立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声称科学与人权(即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以义无反顾的精神,用民主和科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衡量一切的标准,批判与它们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这场以传播民主和科学为特点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无疑都超出了其前辈。

然而,在五四前期所传播的民主思想,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虽然在当时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就连李大钊的政治视野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历史的局限。例如,他从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出发,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曾认为像日本这样的“官僚政治”国家具有对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则不会向外侵略。他猛烈抨击了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假共和、真专制,但又把“民权旁落”的原因看作是“少数豪暴狡狯者窃权”。他提出“再造青春中华”的革命主张。但却找不到使之实现的正确途径;他虽然向往革命的变革,但又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从教育入手实现民权,等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李大钊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工作,给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口号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发生了合乎新的时代要求的变化。从原来企求以民主为武器造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变为现在要求人民民主,即李大钊所说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并把争取民主同社会主义联接在一起。

这一新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指明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划时代的意义,初步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赋于民主口号以新的时代内容。李大钊透过当时反动派欺骗宣传的迷雾,在一个历史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敏锐看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把18世纪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革命作了比较,明确判定发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迥然不同的性质,“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3]。他认为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预见到“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4]。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惊秋之桐叶”,“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并由此看到了建造新中国的一线曙光。他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5]。往后,他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6]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虽然早期共产主义者还不能科学地区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步骤,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争取的目标,但是对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却使原来民主的口号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次,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从而把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同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说时,李大钊就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揭露了这次大战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7]从经济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在五四运动中,他正确指出当时正在发展的爱国运动不能只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8]引导人们把斗争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了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地区“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9]揭露了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军阀统治的靠山,是中国政府的操纵者。李大钊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深刻揭露并首先把反帝同反封建的斗争连接起来的思想,正确回答了中国人民在长期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热烈向往的民主、科学的实现指出了正确道路。再者,阐明以人民群众为革命主体的思想,从而把资产阶级民主发展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热情歌颂在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滔滔滚滚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认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景必将是“劳工的世界”。这时他已抛弃了要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旧观点,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在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10]他阐发了人民群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观点,特别提出人民群众要依靠联合的力量,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11]由于李大钊这时已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开始用“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代替“资产阶级代议政治”的提法,要求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他后来在论述平民政治时,明确指出:“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12]这表明,李大钊这时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经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而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政治。这样,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旧民主主义开始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这一变化,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把民主的精神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李大钊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赋予民主以新的时代内容,而且还在中国的科学领域,初步建立了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的内涵。

民主和科学是相互联系的,正如专制和迷信也是互相依赖着的一样。在五四前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中所讲的科学,还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传播并运用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成就及其中自发的唯物论思想,去同鬼神迷信、封建教条等唯心主义作斗争。如果说,这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大体上是拥护唯物论的,那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

李大钊是在我国传播并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驱。他运用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存在的浓重的唯心史观迷雾,并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方法论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中国社会的问题。他在传播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以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以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奠定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他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将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做了原则的区别。他指出:“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旧的历史观,即唯心史观,是“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则是“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13]他对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作了深层的分析,认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民群众“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因而离开了“物的势力”,便不能理解历史变动的真因,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指明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等待“经济生活”的自然变动,而是肯定“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14]他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政治活动,“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15]因而在当代的解放运动中,只有用这一学说发动工人运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制度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根据上述观点,李大钊号召人们摒弃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树立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进而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16]即把历史科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17]“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18]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传播,使我国的历史学逐渐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

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了革命实践斗争。他认为,“凡一时代,若经济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化”。[19]他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第一次对五四时期展开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了科学的论证。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2000余年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适应中国2000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20]这是孔门教条得以沿袭的深刻的根源。他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动,近代的思想潮流也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为封建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孔门伦理,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另一方面,“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21]他特别强调,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劳工阶级的觉醒,产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新观念,工人阶级必将通过对社会的根本变革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的这些精到的见解,从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的种种谬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一个历史法则:在近代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动摇和新思潮的兴起,都是不可逆转的。

李大钊在考察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时,对于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了更加明确的论证和表述。还在五四前夕,他在《废娼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他说:“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稍后,在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中,又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五四以后开展的李大钊与胡适派的争论,即“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次大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坚持了中国社会问题应当“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科学地论证了:只有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才能随之解决。并强调阶级斗争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过这次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当时先进分子所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由上可见,五四以后的科学思潮,已经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使社会科学成为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的锐利武器。

民主和科学口号在五四后期的发展和质的变化,反映了历史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1][3][4][5][8][9]李大钊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05,226,225,268,339,341.

[2][6][10][11][12][13][14][15][19][20][21]李大钊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174,67,209,222,220,220,29,142,145,149-150.

[7]李大钊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55.

[12][16][17][18]李大钊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86.,362,407,316.

【梁柱,北京大学教授。本文原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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