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习惯了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可能会反问，民国期间到处饥荒，进口粮食不好吗？ 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以30年代极为可怜的粮食消耗量来计算，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不仅能够满足需求，而且还能够进行一定量的出口。在中国农业社会无法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大前提下，放开粮食进口，打击的是中国经济秩序和自耕农的生存空间。 而为了保持粮价，为了收购更多自耕农的土地，控制中国粮食交易的地主与米商们宁可粮食烂掉，宁可将陈米烧掉，也不会因为洋米洋面的冲击，就放出积压粮食给灾民吃。现在中国网民经常嘲笑印度人均粮食不如朝鲜，还能出口粮食，民国这方面真不如印度： “自十九年丰收以来，仅长沙市一埠，数年间谷米存储，由陈而新，由新而陈，现逾二百余万石，以本市人口计算，可供二三年之需。” 这看上去是开元盛世？ 实际上是经济停转： “顧江西米谷素以滬、汉为销纳场所，乃长江下游，因洋米倾销，固无下行之希望，而汉口有湘米灌注，且受洋米、洋麦影响，赣米亦无插足可能，省内各地，除南昌、九江，可以销纳少数米谷外，均苦于出路穷绝。” 印度好歹粮食还能出口，而当时的中国粮食丰收。丰在谷仓，烂在窖中，自耕农卖不出粮破产，灾民依然无以为生。而根据南京条约规定，粮食和大多数商品一样，5%关税就可以进口，再缴子口税2.5%就免于一切中国国内税收。 在殖民时代，虽然大多数殖民地处于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大不一样。和传统农业国相比，殖民地农业往往会有几个特点。 1. 粮食无法自给，依赖进口。 2. 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为宗主国提供原材料。 帝国主义的目标正是如此，要摧毁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依附性结构的殖民地经济。不仅要靠帝国主义才能赚工钱，甚至吃饭也离不开掌握新大陆空旷土地的帝国主义。 以广东为例，作为海口通畅的相对发达地区，广东进口粮食并没有什么错，可是1927年到1935年期间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实在骇人。传统上向广东输出粮食的农业省份，问题就不仅仅是“多收了三五斗”了。
面对这一切，稍微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要调整海关策略，纠正1843年以来的积弊，最起码要让中国这个农业国拥有相对稳定的粮价。在1932年的洋米冲击后，【谷贱伤农】的口号响彻整个中国知识界，导致了广东省政府的有识之士也在极力推动征粮食进口税。 只是倾销中国，掌控粮食命脉的洋行米商又岂是好惹的，如果敢对他们征税，他们就敢让三千万的广东人吃不上饭! 1933年9月19日《越华报》透出了赤裸裸的威胁： “洋米商不足惜，其奈我粤三千万民食及全省米商营业何?” 同年9月，广东粮价大涨，操控意图极为明显。 面对洋米商的威胁，当时省政府农林局长冯锐字字真诚地劝说道 “政府对于米税的征收,系经过长期间之研究，并非率尔为之。且洋米确具不能不征收专税的理由。 首先是以农立国的国家而农产品的输入竟有如此之巨，恐长此以往，中国人民的膏血将为外人吸尽了； 其次,谷值每担已由七元跌到三元四角，且米价虽低也没有销路，理由是土米销路已给洋米占据了，弄成农民日夕勤劳，而田中收获尚不足以弥补人工肥料，在这种情况下，试问何人还肯去耕田?” 应该说得益于广东省政府较为高明的手腕，没有大幅度提高税收，而是灵活设置广东不同地方关税，再利用当时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向英国施压，1933年12月中国海关自《南京条约》后终于再一次对外国大米征收赋税。
不过，整体上这不能改变中国粮价随世界倾销水平大幅波动的事实。自耕农因此大量破产，土地向少数有积蓄的地主集中。 于是“无绅不劣，有土皆豪”，破产农民纷纷转投苏维埃，正规红军在数年内从3万上升到30万。 接下来就是本系列上一篇讲过的故事。英国籍总税务司向蒋介石拨付“关余”，发动第五次反围剿，迫使红军长征——可是这农民革命军，本来就是你们海关动员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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