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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军报记者谈经历

2019-6-5 06:1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564| 评论: 0|原作者: 江林|来自: 纽约时报

摘要: 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公开讲叙她的亲身经历。为表述清楚起见,部分内容经过编辑。 


  最近,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在《纽约时报》公开讲叙她在天安门学生运动和“六四”血腥镇压中的亲身经历。1989年,她还亲历了拉萨军事戒严这样具有借鉴意义的事件,也在“六四”之前看到了解放军内部对北京戒严的反对。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此节选了部分与江林的访谈。为表述清楚起见,部分内容经过编辑。 

  

  1988年,江林在山西采访总参战役演习。军报记者摄。

  问:六月四号前几个月,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你登上了一架满载士兵的军用飞机,去了拉萨。当时中国政府实施军事戒严来镇压藏族人的示威活动。你在拉萨了解了什么?


  答:1989年3月8日,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知道拉萨戒严,9号乘参加戒严的第一架飞机到达成都,之后与第一批军人飞到拉萨。那时,整个拉萨城一片混乱。拉萨很小,它的中心就是布达拉宫和八角街那块。到处是被烧的店铺。报社给我的任务就是,不要公开报道,写内参。

  那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西藏的几次游行都被定义为骚乱,而且是僧人造反。那个时候想象,寺庙里的和尚都很安静,在那儿念经什么的,怎么会上街造反?看到一些内部的材料,说他们打着雪山狮子旗要求西藏独立。

  期间我访问了拉萨市公安局局长。我问他,为什么要戒严?拉萨公安局局长说,根本不需要你们来。我问为什么?你们自己搞不定,才需要军队进来呀?他说,哪里!拉萨这么小的地方,那些闹事的人我几乎都认识。搞不定他们我还当什么公安局长。为此还带我去监狱,当面证明那些犯人与他的密切关系。

  他说当时就看着这些人烧八角街,一间一间烧店铺,因为八角街店铺都是汉人开的。开放以后先是成都那边的一些人,再就是浙江那边的木匠,他们到拉萨,主要是卖电器和打藏柜。他们生意做得比藏人红火,藏柜打得比藏人还漂亮,所以这些藏人就觉得你们把我们的活儿给抢了,他们恨那些人。就乘着闹事把他们店铺烧了。

  按理说这属于犯罪行为,你怎么可以烧人家店铺呢?但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谁都不许动。不许动就看着这些人烧,一间、一间全部都烧完了,最后烧到他坐镇的八角街派出所,火把他们包围了,最后没有办法,不能等死啊。他就让一个民警,骑着摩托车把墙撞开一个洞,从洞里跑出去了。

  我还访问了西藏军区的司令,司令告诉我,八角街着火时,部队已经集结了,那时候是武警,在卡车上,但是大家都不许动,在等什么呢?等中央的命令。西藏自治区实质上是没有自治权力的。造成这样的事实,中央下令戒严。武警部队冲进八角街就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无辜的商人和香客。戒严后抓的人监狱都满了。

  那时候自治区书记是胡锦涛,戒严大部队到的时候,拉萨欢迎解放军进城。我站在胡锦涛旁边,但是不知道烧八角街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没有问过他。

  问:你当时是什么结论?当时的经历又是如何影响了你对官方处理北京示威活动的看法?

  答:我们当时就是了解拉萨各界对戒严的反应,都认为不需要。劳民伤财呀,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而且打死打伤无辜的人,将来怎么面对他们。我到医院采访,那些医护人员说着都流眼泪,“为建设西藏我们献了青春献子孙,戒严开枪,把他们打成这样,我们以后怎么在这里生活?”

  我妹妹当兵时的一位战友,她父亲是1950年跟张国华一起进藏的西藏军区作战部长。我请教他,他对我第一次提出来腐败问题,此前我还没听别人这样讲过。他问我,现在西藏军区司令的办公室是什么样的?我说,办公室地上铺着卡垫儿(藏人编织的地毯)一直铺到卫生间。他说,多腐败啊!当年张国华的办公室就是一张桌子,一张木床,一把木椅。与藏人关系好得很。这个关系完全被破坏了。现在他们跟老百姓、藏民的关系,就是只能用枪来对付。

  我把了解的这些情况向报社发了五份内参,都是讲的问题,涉及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对戒严的态度等。跟我们一起去的新华社军分社的几个人,因为是驻成都的记者,说已经无数次来西藏,对西藏很熟悉,就在军区大院里跟领导们谈。

  他们的结论是这次戒严非常必要。认为59年那次平叛保证了西藏30年的和平,89年的戒严还会再保障西藏30年和平。我说你这是谬论啊,他说就是要靠武力、暴力才能让他们服从。他问为什么是谬论。我说59年的时候政权不稳定,而且那时藏军有枪,你可以用武装来对付他的武装,但是30年之后这些藏民没有武装,而且你的政权已经稳定了,你完全可以用法治的方法,公安局长说他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我的五篇内参全部被扣住了,被枪毙了。理由很奇怪,说是军队不要干政。我心说,你军队都开出去了,已经干政了。

 
  1989年4月,北京顶尖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改革者胡耀邦去世,自此拉开了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的序幕。

  问:你四月份回到了北京,当时学生的示威活动刚刚开始。你是怎么看学生的示威活动的?

  答:我回家路过天安门广场,我们家在黄寺那儿,是总政的宿舍。

  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就发现怎么那么多人啊,那天正好是胡耀邦去世,天安门人山人海的。而且他们说可以去胡耀邦家吊唁。他们家离天安门很近,我就顺着人流到他们家去吊唁,后来我见到胡德平,我说咱们已经是第二次握手了。他说还有什么时候,我说就是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到你们家,你跟每一个去吊唁的人握手。他们家的人都比较亲民,有平民意识。

  那时候我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我回去还跟我总后的那些朋友说。他们问,比得过周恩来去世吗?我说差不多啊。那时候我对学生上街不以为然,不是很赞成,为什么呢,因为胡耀邦下台就是因为第一次反对自由化,那个时候就是学生上街,导致胡耀邦下台。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总后开会讨论,我说,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是共产党仅存的非常优秀的、有开放意识的领导人。49年以后不停地搞政治运动,然后又文革,大浪淘沙不断地淘共产党的干部,很多人在运动中死去了。他们能够活着,而且具有开放的意识,这种领导人非常少了,应该保护他们,跟他们配合而不是反对他们。我说最后的结果把他们弄下台, 胡耀邦在1987年时就是这样的。

  学生的游行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个周末,又是回家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当时三十八军的几辆军车被堵在广场,还不是“六四”,不知道他们去执行什么任务,里三层外三层的全部被学生和市民给围住,让他们回去,说北京不需要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些士兵很尴尬。

  我从西藏回来,拉萨开枪的不是解放军是武警,老百姓欢迎部队进城,觉得军人和武警不一样,武警开枪打我们,军人进来保护我们。而且我觉得军人的任务就是对外的,抗击外敌侵略,而不是对老百姓的,对内应该是武警和警察。后来我就不忿儿,直接去报社,找我的头儿钱钢说,要不要写一个内参。他说什么内容,我说建议军队不要参与地方的政务,如非要参加,执行的军人要换成武警的服装。否则将来你就不好出牌了。就跟打牌似的,上来就出大王,你没牌可出了。

  89年5月:北京戒严

  问:当时国务院宣布戒严的时候你在哪儿?什么反应呢?

  答:在北京,我那个时候是不赞成的,因为我从拉萨回来,还有我看到整个情况。学生自己把游行的秩序维持得很好,北京市也没有发生打砸抢事件,北京市的社会治安那几天出奇得好,连小偷儿都罢工了,所以没觉得有这个必要。而且我们在拉萨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也是没这个必要。

  问:当时宣布戒严以后,凭你在拉萨的经验,你有没有想到他们会开枪?

  答:也没有想到,因为那个时候对军队、对政府是有很大期待的,觉得他们不会做那么离谱的事儿。

  问:那个时候七个上将上书,你知道他们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我想他们不会很轻易去抗议中央的领导。

  答:“六四”以后,我和张胜(时任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处处长)访问他的父亲张爱萍上将,准备给他写一本传记。

  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问:很长的一个报告吧,大概多少字?

  答:我看过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问:那个报告送给谁了?

  答:送给中央军委了。

  问:具体就是邓小平吗?

  答:对啊,邓小平是军委主席啊。就送给他,赵紫阳那个时候是军委副主席,虽然赵紫阳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也是有职务的,是常务副主席。

  问:但是赵紫阳军委的位置不是虚的吗?

  答:是,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只有一次,也是我们《解放军报》做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对军车收费,北京刚建了一些高速公路,对各种车辆收费,包括军车。我们报纸登了一篇文章,反映收费影响部队的进出和行动。这个事情报道后,赵紫阳亲自批示,说对军队不要收费。因为牵扯到地方的问题,他介入了。

  问:张爱萍的报告是什么时候送给军委的?

  是学生在天安门绝食不久,他建议跟学生对话。

  5月底,第一批进城戒严的非武装士兵被市民拦截下来,市民向他们解释学生为什么举行抗议活动。这支部队撤离了。

  5月底,第一批进城戒严的非武装士兵被市民拦截下来,市民向他们解释学生为什么举行抗议活动。这支部队撤离了。 JIAN LIU

  问:就是他一个人上书的是吧?

  答:他一个人。后来七个将军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问:当时军委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答:好像没有。所以他也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问:是不是因为第一次没人理,第二次觉得人多了才会有人重视?

  答:我没问过他这个,我的感觉就是顺理成章。

 

  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叶飞住在西边军事科学院附近,那时候虽然是戒严的状态,军车根本不能开,老百姓看到军车就拦,他儿子是中央电视台的,开着地方牌照的轿车拉着他,从西边到东城,他住的什刹海,一进门叶飞就哭了,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现在习近平不是老说“初心”什么的,这才是老一辈的初心,要求中国平等,不要去欺负老百姓,应该让老百姓生活好,怎么能拿枪对付老百姓呢。

  问:我想他们心里也明白,他们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

  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问:军队高级干部里面,这种抵抗的情绪普遍吗?

  答:那时很普遍,很多人不同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问:高级干部是这样的情绪,那么士兵呢?

  答:我觉得士兵完全受蒙蔽,而且士兵完全被戒严部队新闻处所谓的暴徒抢占北京、破坏北京要夺权所蒙蔽。说赵紫阳要夺权,现在看就是一个政变。就是他们想要赵紫阳下台,用这种办法。所以我觉得太杀鸡用牛刀了。

  89年6月:天安门一片火

  问:尽管你在军队里有军衔、在《解放军报》有职务,在镇压的那天晚上,你和张胜一家人一起穿着便服骑车去了天安门。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经历?

  答:那时候天安门火光冲天,从午门看过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钢盔的轮廓。

  应该11点左右。我们在东华门锁车的时候,门口看门的大爷就说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你们快走吧。我们没理他,还是往里走,刚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外国记者拿着器材,抱着摄像机、照相机,从天安门跑出来。看到我们以后说,不要再往里走了,太危险了,已经被部队占领了,你听现在的枪声特别密集。我说一定要去。他们刚出了东华门,我们就被藏在这里的一队武警截住、包围了。这些人提前隐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

  我和张胜是军人,而且是高级机关的军人。我是《解放军报》专门从事突发事件报道的记者,张胜是总参军训部战役局局长,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包围了我们,我想肯定进不去了。我说我们现在就出去,“不行,你们出不去了”,上来举着电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见到电警棍,那时候是第一次装备这些人,是一万伏的高压电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后背,电流加上力度。我从这儿就趴在门口儿了,我的记者证放在口袋里,飞出去没了。但是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任何一个人说明自己的身份,都不会挨打,因为我们身份太显赫了。我们四个人那时候根本没有商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身份。就这么忍着,直到被打昏在地。

  问:然后你进了医院,后来呢?

  答: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种伤员不停地往协和医院送。我算轻的,被安排在协和医院体疗室,做恢复运动的地方,很大。运动的垫子上都躺着伤员,一条绳子拉着输液瓶,人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记者,哪个报社的,我当时没说我是《解放军报》的,我觉得那天的解放军就是耻辱的代名词,我脱口而出《人民日报》的,他们说《人民日报》好啊,《人民日报》替老百姓说话,那几天《人民日报》是讲真话的,全是大家爱看的新闻。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就没让我睡那个垫子,安排睡在体疗的床上。等到早晨,协和医院的枪声特别密集,密集到我觉得军队就要开到医院里面来了。又送来好多被子弹打伤的,伤员被不停地转移到别的医院。

  我被转移到中日友好医院,我妹夫接我到黄寺的家里,才知道黄寺的宿舍院儿整个空了,除了家属和孩子以外,军人全部不在宿舍,都在办公室,一待七天不能回家,从来没有这种先例。三总部里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杨白冰领导的总政治部,那时候杨白冰是总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杨尚昆是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所以你想这个屠杀会跟他们两人没关系吗?

  后来跟报社的人讨论这事儿,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军,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1988年3月,七届人大会议召开,杨尚昆当选国家主席。图为杨尚昆参加解放军空军代表团讨论后,为江林带去的邮票纪念首日封签名。人民日报记者摄。

 

  1980年,江林代任总后勤部专职新闻干部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参观军事后勤展览。江林说,“六四”期间,中国官媒都不让发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道都来自戒严部队新闻处,其办公地点就位于中南海李鹏总理办公室。

    2019年:真话之罪

  问:你觉得现在军队,还有军队出来的人,对待“六四”有你这种态度的多吗?

  答:在外地的人,没有参加“六四”的人,基本都不了解情况,他们都相信戒严部队新闻处的东西。那些年也轰轰烈烈地搞了很多东西,比如十个共和国卫士。一年以后这十个卫士也不提了。可能邓小平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时在高级机关里,很多人是我这个看法,根本不赞成。

  现在我这样想法的人已经退休了,新的人完全不知道“六四”了,而且他们对“六四”完全就是戒严部队思想,军队就应该去镇压。2012年左右,有一次碰到张胜,他说,很多人指责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这是他们的结论,所以他们认为“六四”是对的,开枪开坦克压死人都没有错,这是他们的观点。这是现在占据主流的观点。

  1990年,因“六四”期间受伤的真相遭到举报,江林被总政点名离开军报。自此,她开始创作《沉淀》。左图为江林在北京家中向时报记者展示《沉淀》原稿,这部作品曾因记录“六四”而被总政治部审查没收。右图献词中“钟爱已久的情人”暗喻她从事的新闻工作。

  1990年,因“六四”期间受伤的真相遭到举报,江林被总政点名离开军报。自此,她开始创作《沉淀》。左图为江林在北京家中向时报记者展示《沉淀》原稿,这部作品曾因记录“六四”而被总政治部审查没收。右图献词中“钟爱已久的情人”暗喻她从事的新闻工作。 COURTESY OF JIANG LIN

  问:我知道你已经想很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答:五年以前我就曾经想过把这本书(《沉淀》,我对“六四”的记录和两次失去自由的经历)出版,有这样的准备。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说出知道的真相,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和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种环境,讲真话反而成了一种罪过。我认为中国再怎么经济改革,再怎么经济发达,你不讲真话,你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仍然还是一个愚昧的社会。文明社会的标志,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你这么个国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东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讲真话,那是什么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永远进入不了文明社会的行列。

突如其来恐怖: 瑞士人如是叙述六四

 

  1989年6月5日北京长安街照片

  三十年前,瑞士广播电视集团的记者在苏黎世国际机场遍寻从中国回来的旅客。当时抵达苏黎世机场的游客描述了抗议者和士兵之间的对峙。一名游客说:“恐怖真是突如其来。军队成批到来,学生则向他们扔石头。士兵第一天没有开枪,但在第二天,那个周日就开始了。”这场镇压震惊了许多外国记者、外交官、投资人,也导致许多国家政府,包括瑞士政府,开始重新思考与这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关系。瑞士新闻说但在欧洲各国,最初的愤慨很快变成了漠视,之后便恢复了对中国投资与贸易的全盘支持,毕竟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据瑞士新闻今天报道,铭记天安门事件,“恐怖,突如其来”。

  三十年前,瑞士广播电视集团的记者在苏黎世国际机场遍寻从中国回来的旅客。这些瑞士游客亲眼目睹了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及中国其他城市所发生的政治镇压。该报道说,我们翻阅档案,旨在了解三十年前瑞士广播电视集团是如何报道这些事件的。

  据该报道说,那天清早,中国士兵对遍布各地的游行进行了镇压。游行诉求对执政的共产党的权力加以约束,并效仿东欧实行政治自由化。然而中国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时至今日,三十年过去了,当时那场血腥镇压中殒命的人数依然不得而知。

  当时抵达苏黎世机场的游客描述了抗议者和士兵之间的对峙。一名游客说:“恐怖真是突如其来。军队成批到来,学生则向他们扔石头。士兵第一天没有开枪,但在第二天,那个周日就开始了。”一名游客说,差不多有一万人受伤,但他在医院想要助一臂之力却被拒绝了。“他们说没问题,不需要帮忙。”

  据该报道称,这场镇压震惊了许多外国记者、外交官、投资人,也导致许多国家政府,包括瑞士政府,开始重新思考与这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关系。在一段时期内,一切都受到质疑,包括两国间总量虽小但增量可观的贸易往来。

  我们在档案中找到的不全的记录也反映了当时瑞士决策制定者的震惊、忐忑及艰难的考量。

  据瑞士弗里堡大学当代历史博士后研究员艾里阿娜·克努塞尔(Ariane Knüsel)指出,当时可能是瑞士第一次就中国内政问题加以公开谴责,认为其侵犯人权,同时,瑞士政府还公开恳求对抗议领袖从轻量刑。

  据报道指镇压发生之后,瑞士政府立即下达了武器出口禁令,并中止了已商定的武器出口。

  但瑞士官方很快说明将不会考虑经济制裁。克努塞尔指出,瑞士从中国暂时的孤立中有所获益,因为瑞士这一小国在中国处于国际孤立时依然保持着与中国官员工作层面的对话。

  据报道说,在镇压刚结束之时,各界人士对其结果都心存忐忑。瑞士外交部一名司长阿尔弗莱德·胡艾格(Alfred Rüegg)在镇压发生之后两天的公开采访中表达了他对于北京混乱局面的担忧。当时他对瑞士公共广播电台说:“不同部队在北京及其周边混战造成类似内战的局面,这种危险不可排除。”

  当被瑞士广播电台问及瑞士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是否打了水漂时,时任瑞中经济协会创始主席(之后就任瑞士驻华大使)乌里·希克(Uli Sigg)指出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如两国关系破裂,将是两败俱伤。如由商界所希望的那样由改革派掌权,我认为贸易关系将复苏。”希克在6月6日如是说。

  瑞士新闻指出,苏黎世大学学生说话可不这么谨小慎微。一名在档案中没有留下名字的学生告诉广播电台:“用军队镇压自己人民的政府将不会长久。我希望他们(抗议者)不要放弃,我只是不知道能做什么来助他们一臂之力。”一名中文系学生表示在镇压之后,他感到“愤怒、悲伤、无力”。“我之所以感到无力是因为在瑞士,在某些领域的压迫也愈演愈烈。”

  报道指出,1989年9月,瑞士广播电台前往北京,报道瑞士投资者在北京面临的经济状况的变化。受访人一致认为至少在经济方面,虽现状堪忧,但正在改善。

  一名记者告诉瑞士国内观众:“虽然政治状况仍不明朗,瑞士与中国官员会友好寒暄,假装过去四个月无事发生。中方要求项目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大批项目正开工建设。”据说,北京当年新建的一座瑞享(Mvenpick)酒店在镇压之后三个月内没有任何住客,但该连锁品牌继续在首都机场附近建造了另一座酒店,那就是后来被大众所熟知的中瑞酒店。

  该报道称,在欧洲各国,最初的愤慨很快变成了漠视,之后便恢复了对中国投资与贸易的全盘支持,毕竟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抗议之前的一年,瑞士对中国的出口额仅占瑞士出口总额的1%,现在则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2010年以来,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与欧盟之后瑞士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外部链接。

  今年早些时候,瑞士政府终止了唯一一项面向中国干部的人权培训。据称,在最近就瑞士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的谈判中,联邦委员会放弃了人权的提法。

  报道说,1989年在建的瑞享酒店最终在一年之后开业。它目前仍然在营业,但早已更名易主,现业主为一家中国国有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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