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消费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监工,它提供了精神上的强制力,是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不可缺少的一环。本文作者是大卫·休谟的的研究者,她从奢侈与消费出发,通过探讨消费“异化”之前,它在历史中的发展变迁,从它被正名,它在信用的承诺之下得以扩张,它的内涵被符号政治经济学替换,消费社会发展为吞噬一切人性,主宰一切物和人的巨怪。作者希望消费社会的奢侈辩证法批判,能为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提供一条路径。希望读者们抱着批判的态度阅读。

消费社会的“奢侈”辩证法:大卫·休谟与让·鲍德里亚-激流网

任何时代为“奢侈”正名都会激起一片哗然:显然,在任何时代,奢侈总是与道德上的不光彩如影随形,即便“奢侈”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某些技术革新、某些生产进步,但奢侈对道德规范的突破常常冲击了人类的伦理底线,就像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那样遭到同时代的一片骂名。

尽管如此,十八世纪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还是写下了为奢侈“正名”的文章,这“粗戾之音”吹响了消费社会的号角,让那“物质匮乏”的时代充满了创造的活力;一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休谟那里业已成形。

两百多年以后,消费社会已千疮百孔,奢侈之物成为符号、标签,贴在各种社会秩序之上,让这“物质丰裕”的社会显得疲软、乏力;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自成一体。在马克思之前与之后,在工业社会诞生之际与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其实都是消费社会),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相同的是“消费”这一人类行为,不同的是“消费”背后“人”的欲望的满足,以及如何追求这种欲望的满足。

从休谟到鲍德里亚,奢侈在消费的历史中变得有些无所适从、方向尽失。

为“奢侈”正名  

一七五二年,休谟在他的《政治论文集》中抛出一篇《论奢侈》,其他各篇的见解立即引来了英法哲学家的好评,而唯独这一篇,招来的是一片批评和谴责。虽然休谟后来将标题改为“论技艺的进步”,但正文却一字未改,而其他篇幅都有或多或少的删改,这也可以说明休谟对“奢侈”的态度没有改变。那么,休谟是如何界定奢侈的呢?

“通常说来,奢侈是指对各种感受享受的满足有了极大的改进。”

所谓的“感官享受”,自然是人们能够得到更好的物质享受,甚至从中获得更满意的精神享受。这种享受可以是道德的,也可能是有损道德的,因而休谟才将“奢侈”一分为二:奢侈之于社会的利弊同时存在,若奢侈不再有害,它也将不再有利。

一个文明社会,不是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社会,而是一个物质相对丰裕的社会。美食华服、豪宅良马,富人的奢华消费为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圣诞节餐桌上一碟豌豆所需要的操劳和辛苦,却能维持一大家子六个月的生活”。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穷人也需要得到基本物质资料的满足,人,才会感受到人之为人的“人性的尊严”。

然而,笼统地解释这种“人性的尊严”是有失休谟本意的,因为这个术语在每个世纪的内涵可能都在不断变化,即便今天也仍然在说“人要活得有尊严”;正确的做法是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之下,然后延续至今,再重新理解。很难说明,休谟所说的奢侈仅仅是人对基本生活资料等物质上的满足,而没有阶层划分、身份地位等符号消费的内涵,因为在消费过程中也包含了人的精神满足,这种自我满足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很多其他功能,比如炫耀性消费或莫斯所说的“夸富宴”式的消费等等。

消费社会的“奢侈”辩证法:大卫·休谟与让·鲍德里亚-激流网大卫·休谟(by Allan Ramsay,1766),图源:Wikipedia

不过,休谟语境中的“奢侈”,更多与物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相关,而与抽象的符号较少联系;换言之,休谟所获的“奢侈”,似乎还只是技术革新及其解放人类自我的一种手段。

可以认为,休谟为 “奢侈”的正名是对人类消费行为的肯定,是对技艺进步的提倡,是对人性自我解放的诉求(这与他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并不矛盾)。“奢侈”意味着需要人类技艺的进步,同时人的其他欲望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多满足。技艺的进步孕育文学艺术的成长,意味着人类各种能力的觉醒。

“时代精神影响着一切技艺,人类的心灵一旦从昏睡中觉醒,就会孕育成长,并在各个方面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各项技艺,提升各门科学。愚昧无知被彻底摒弃,人们享受着理性人的荣耀,享受着思考和劳动的乐趣,享受着培育心灵和肉体的乐趣。”

十八世纪还是一个“唤醒心灵”的时代,思考、劳动、从身到心的解放,这些都会在“奢侈”的名义下突显出来。尽管“恶”永远不是“善”,“毒药”永远都有“毒”,但人类如若不是受到奢侈“这种毒药”的侵蚀,便是受到懒惰、自私等“毒药”的腐蚀,后者只会让社会沦为一具僵尸、一潭死水,只会让人性在愚昧与盲从的遮蔽之下失去光彩。因而,奢侈抑或技艺的进步,在休谟的政治经济学中占有的位置,仅仅在“利益的激情”这一驱动力之后,和贪婪一样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前进。

这正是休谟《论奢侈》一文的主要观点,它与卢梭截然相反,与亚当·斯密大相径庭;这两位与休谟交往甚密的学者,前者严厉抨击败德,连带着一起谴责奢侈,后者虽然深知嫌贫爱富终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但对此带来的人类败德行为则表示深深的忧虑。但是,两者都没有公然承认这种“毒药”的作用;休谟承认了:因为,这本就是矛盾重重的人类本性之一。

消费的捷径:信用

即便如此,休谟也不会为奢侈唱起赞歌,他没有像曼德维尔那样鼓吹社会秩序是由“恶”、奢侈、贪婪等等建构而成;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同样看到信用在消费社会的脆弱性——而信用背后潜藏的正是对未来的消费,甚至是对未来的奢侈消费。

虽然休谟对社会信用的认识更多是基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时战时和的局势,但其观点放在现代正当其时的信用社会却一点儿也不过时。抵押国家收入,让子孙后代还债,不正是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做法吗?发行公债的确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也能让一个国家陷入贫困虚弱的境地;而一旦人们疏于维护信用体系,信用便会像脆弱的瓷器一触即溃,整个社会轰然坍塌,底下埋葬着累累白骨;人,终因其过度的欲望和贪婪而付出应有的代价。几年前华尔街信用膨胀的灾祸,正是最好的例证。故而休谟有言:不是国家毁灭信用,就是信用毁灭国家(休谟:《论社会信用》)。

社会信用脆弱难建,却又能一再重建。一个信用体系崩溃,另一个信用体系又开始建立。这是因为人的欲望在时刻催促着重建信用以方便自己,而信用又反过来不断驯化欲望。如果说在十八世纪信用消费还不太普遍,没有驯养出人的消费习惯,那么从二十世纪一直到今,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丰裕”的消费社会,它所进行的是消费培训以及面向消费社会的社会驯化。

消费社会的“奢侈”辩证法:大卫·休谟与让·鲍德里亚-激流网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伦敦公司的员工离开公司。©视觉中国

鲍德里亚简单地提到信用在消费社会中的决定性角色。他说:

“信用表面上是一种额外奖励,是通向丰盛的捷径,具有‘摆脱了储蓄等老旧桎梏’的享乐主义品性。但实际上信用是对几代消费者进行的面向强制储蓄和经济计算的社会经济系统驯化,否则它们在生存中就可能避开需要的规划而成为无法开发的消费力。信用是榨取储蓄并调节需求的一种训练程式——正如有偿劳动是榨取劳动力并增加生产力的一种理性程式一样。”(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二〇〇八年,63页)

消费社会向人的欲望大开方便之门:以你的信用购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然后你会拥有你想要的丰盛,满足你的各种欲望,最后,请付出你一生的劳动偿还这笔债务。在不断的抵押与还债的过程中,在对好几代消费者进行驯化的过程中,信用终于成为后工业社会须臾不离的伴侣。个人可以抵押信用,机构或公司也能抵押信用,国家同样抵押信用。试看如今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信用卡、房车按揭等等,充斥着企业和机构的风险投资与信用评估,乃至某个经济体系中某个主权国家的信用体系,无不处于一台无形的消费能力的“挖掘机”之下。

无可否认,信用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刺激作用;贪婪的欲望在信用的许诺下得到满足,并且不断向纵深之处开挖,同时获得的是技术革新、物质丰盛。这是一种在“想象”和“幻象”的感召力之下形成的信用经济体系。

“当代人越来越少地将自己的生命用于劳动中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对自身需求及福利进行生产和持续的革新。”(《消费社会》,62页)

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驯化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消费者,而且包括社团和群体的消费者,甚至反过来驯化了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本身。交换和消费在这种经济系统的驯化与自我驯化中异化成各种各样的符号、符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