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壹、本节概述

一、从“一肯二看”到“一推二看”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他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今后苏共领导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因为赫鲁晓夫上台搞倒贝利亚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几年了。搞掉贝利亚比较早，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一九五七年。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有七年了。如果从斯大林去世算到现在，那么也有十一年了。他搞了十一年，而且撤换了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大换班。他的内外政策，虽然带有个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苏联一定阶层的利益，反映这些阶层的意向，这种情况说明，要很快改变这个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样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这种可能性小。 

　　第二种，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赫鲁晓夫够坏了，再坏到哪里去呢？比如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只剩下开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着了，这是赫鲁晓夫准备今年十二月做的；还有就是断绝外交关系、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还有一条就是打仗了。就是这么几手。所以，要比赫鲁晓夫做得更绝，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可能也比较小。 

　　第三种可能性是中间状态，就是说还搞修正主义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要他根本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路线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变化，有可能比较灵活一点。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可以这样估计，但是究竟如何还得看一看。因为从十五日以后陆陆续续收到的西方传出的消息和苏联报纸的反应看，还看不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内情如何，将来究竟有什么变化。 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静观”两个字，就是说要看一看，不采取什么行动，不采取什么措施，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有些党拥护苏共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有些党说这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有些党表示要推迟开国际会议，也有些党提出还是要开国际会议；有些党虽然不那么明确，但是也隐约地表示还是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有些党则要求有所改变。 

　　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纪念活动。按照惯例，不是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节，我们虽然也派代表团去，但不是派有分量的代表团去。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恩来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帅跟总理一起去。 

　　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就是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领导往好的方面变。 

　　但是这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苏共领导的这批人，还是在赫鲁晓夫当第一把手的时候提拔起来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过去很多决定也

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面发展。从大局看，这比较有利。现在是到推的时候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我们主动派代表团去还不够。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十月革命节。 

　　为什么要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考虑去，请越南考虑去，请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一推二看”，这个推也不想有多大作为，也不要期待他很快会有什么变化。所以看还是很重要。过去十多天我们是看，到莫斯科去也是看，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但是也不要太认真了。 

　　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我们这种友好的姿态，不但我们国家的人民，而且苏联人民，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会高兴的。因为吵架吵了这么久，老吵下去也是人心惶惶。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可以摸摸情况，比方说，问问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打倒，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究竟有那些错误。 

　　关于具体问题会达成什么协议，这不可能。他不会答应什么东西，主要还是注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如果他们主动提出来推迟召开筹备会议，我们可以表示还是推迟好，但是具体日期不要跟他们敲定，而应提出要征求所有兄弟党的意见，要协商一致。筹备会议的成员也要同所有兄弟党协商一致。要坚持这个原则。如果苏联提出中苏两

党会谈，我们可以原则同意，但日期另行商议。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主动提出。因为苏共上一次来信就没有提这个问题，而且苏共过去提的中苏两党会谈，不是同准备国际会议挂钩。所以我们艰苦既不主动提，也不确定日期。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方面走。 

　　军事上有个术语，叫做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我们派出总理和贺老总去，就是射出炮火。你们到莫斯科，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 

　　总而言之，这次我们不带什么方案去，也不准备在莫斯科达成什么协议，敲定一个什么方案，中苏两党会谈如此，国际会议也是如此。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垮台，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改变。现在我们对苏共领导后退一步，就是暂停公开论战，看他们怎么样。如果他们再反华，那我们就有理由再跟他们论战。如果现在继续公开论战，就不得人心。如果现在我们对他们还是采取敌对的态度，而不是采取我们现在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种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是不得人心的。现在不仅两国人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人民，还有像苏加诺、西哈努克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主张和好。所以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我们需要积累资本，看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如果他们跟赫鲁晓夫一样反华，那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再跟他们公开论战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是有理由的，但是它现在还继续公开论战，这就不策略了。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现在要节制一下，要退一下，看一看，暂时不忙公开论战。 

　　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共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还把我看做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跟他是什么时候吵起来的呢？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底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控制中国，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就是想把中国所有海岸控制在苏联海军手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舰队，所谓中苏共同舰队实际上就是苏联的舰队，这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之前，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跟波兰吵的时候，我们批评他什么呢？也是批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支持波兰。后来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又跟艾逊豪威尔搞戴维营会谈，要中国服从他联合美国的外交路线，要中国释放美国罪犯，要中国让台湾独立，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这些都让我们顶回去了。 

　　那里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一九六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一九六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20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是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20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切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

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就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当然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的同情。 

　　总理这次带代表团去，不是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也不要同苏方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想对苏方促进一下，但也不寄予过大希望。着重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主要是这样的目的。这也就是主动中带有被动，被动中带有主动，这么一个辩证法。友好的姿态，但又不过分热情；希望他们有所进步，又不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要了解苏共领导在上面说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不主动提出询问和方案，静以观之。总之，既要积极主动，又谨慎持重。代表团可以根据中央这几次讨论的方针相机行事，有什么重要的、紧急的情况可以打电报回来请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发贺电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二、抗议苏修集团的新挑衅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从这个报告（勃的报告）的摘要可以看到，苏共领导是虚弱的，是胆怯的。所以对一些重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线，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召开国际会议。他只讲必要性成熟，但没有讲要在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筹备会，当然也没有讲筹备会议有哪些人参加，也没有讲苏共过去提出的明年年中要开国际会议，也没讲中苏两党会谈，这些都没有讲，含糊过去了。看来，他们扳倒赫鲁晓夫，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不满，最后仓促做出决定的，并没有清理赫鲁晓夫一系列错误更不是因为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把他赶下台。 

　　苏共领导现在处于惶惶无主，究竟下一步怎么样做，看来还没有明确的、大家一致赞成的意见，甚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一个有纲领、有步骤、有方法的意见。 

　　我们过去讨论过究竟这次扳倒赫鲁晓夫的核心人物是谁，现在还搞不清楚，要看代表团在莫斯科现场观察怎么样。当然，人的问题不是唯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看他们主席团这个集体是执行怎么样的路线。看来他们现在惶惶然，六神无主。赫鲁晓夫是拉下马了，那么他们自己当家怎么办呢？还没有一套办法。因此，可不可作这样的估计，即苏共新领导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稍有改变，但基本路线不变，这种可能性也存在。我们要继续看。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晚，在莫斯科的庆祝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贺龙当即气愤地回答说：我们党的情况和你们党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是根本不会实现的。当时在场的苏联将领崔可夫元帅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报告了苏方的这一严重挑衅。周恩来当即严正地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是严重的挑衅，我们决不能同意。为什么在这种友好的庆祝会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件？勃列日涅夫说：这件事不是我们中央的意见，马利诺夫斯基不能代表我们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请中国代表团不必介意。周恩来回答说：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请苏共中央认真对待我们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八日，在常委会上讨论代表团的急电时，毛泽东说：

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代表团现在在莫斯科就采取攻势，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要抓住这件事放手进攻，因为理在我们这边，他们公然要干涉我们内政，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又是什么？ 

　　对了，（颠倒敌我）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究竟对敌我关系怎么处理，对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样，对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这是赫鲁晓夫的根本问题。看来苏联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问题还弄不清楚。他们一心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苏共领导集团还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说的话正说明他颠倒了敌我关系。以后我们做文章的时候可以狠批他们颠倒敌我关系。 

　　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苏共新领导表示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这件事情至少表明苏共领导目前还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赫鲁晓夫下台了，他们还继续搞赫鲁晓夫的路线，概括地讲，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什么召开兄弟党会议就无从谈起，中苏两党会谈现在更不要提了。公开论战也不能停了。十月革命节一过，代表团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发表论战文章。 

三、新的情况新的方针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在常委会讨论中苏代表团第一次会谈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苏共领导集团像法国的拿破仑王朝一样，一代不如一代，最厉害的是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二就不行了，拿破仑第三更不行了。 

　　看来苏共领导处境比较困难。在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过去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原来只有一个罗马尼亚出来反对他，不赞成开会。现在又出来一个哥穆尔卡，他主张开会就要开团结的会，也就是不赞成开过去赫鲁晓夫主张开的那种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的会。不仅有哥穆尔卡，还有乌布利希，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团结一致，对付西德的复仇主义。他话里有话，因为不久前赫鲁晓夫跟西德搞得很热乎，甚至派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去西德，乌布利希对此非常不满，所以提出共同对付西德。 

　　这样算起来还有三个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还没有对召开兄弟党会议表态。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劝告苏联不要从匈牙利撤军，应该支持匈牙利的卡达尔政权，对这一点，匈牙利同志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说，要反华，要把中国开除出去，估计匈牙利是不会赞成的。这样看来，积极支持苏共领导搞分裂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可能还有蒙古会支持他们，但也不一定，因为蒙古跟我们比较近，中苏关系紧张对蒙古也不利，不会对反华采取积极态度。所以苏领导处境比较孤立。 

　　我们没有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看来我们在三月间跟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过程中，采取寸步不让、一点也不松口、坚持公开论战的方针是做对了。赫鲁晓夫就是害怕公开论战。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坐不稳了。想通过罗马尼亚来骗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想抓救命稻草。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处境很困难，我们采取强硬的态度做对了。如果那个时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暂停公开论战，就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但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垮台。我们七月底发表《九评》，八月，九月，十月，只有三个月，他就垮台了。我们不过发表九篇文章嘛！他们连篇累牍几千篇文章，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因为真理不在他们那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你文章再多，也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而我们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打倒了。可见修正主义的基础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现在证明，三月间我们坚持一下，还是继续批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抵挡不住，倒下来了。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公开论战这一点绝对不受约束。这当然不是马上就要发表文章，还要看看什么时候发表合适。要抓新的辫子。你不抓新的，老翻赫鲁晓夫的陈帐，那就不行。我们要抓苏共新领导新的反华议论和行动，抓住他们的要害，继续论战，促使他们内部起变化。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是坚持过去那个立场，这在我们八月底的信里讲了。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果苏方提出，我们完全拒绝也不好，这个问题要斟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在中苏最后一次会谈中，苏方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

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回到北京。在交谈中，毛泽东说：

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当然，以后公开论战一定要抓住苏共新领导新的错误，否则别人不会同情。因此我们要积累资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他骂了我们之后，我们才反击。我们不为人先，不先骂他。但是，兄弟党评论赫鲁晓夫下台时谈及赫鲁晓夫的错误的文章，我们还可以转载。因为赫鲁晓夫下台，是事件，发表议论完全应该。何况赫鲁晓夫攻击了这么多兄弟党，人家当然有权

回答。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准备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推，我们已走了一步，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但是，结果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我们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莫斯科已经去过了，也向他们表示友好了，总不能说我们僵化吧。你看，我们派了总理率领这么大的代表团去，又发表了贺电。不仅勃列日夫、柯西金他们上台时我们发了贺电，而且十月革命节也发了贺电，这两个贺电都比较热情，比较友好，是讲团结的。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们已尽到责任。我们这次去，推一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们希望团结，这样一个姿态是应该的，是做得对的。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但这不能靠我们这边单相思，要两方面努力才行。我们努一下力，他们却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还挑衅，那是他们的责任，于我无损。代表团此行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路线上的分歧。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要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现在我们还不把话说死，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至少，我们走这步棋可以得到这么一点收获。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 

　　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可能像中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说：

现在情况很复杂，对苏共新领导的动向还不那么清楚，谁是主要人物也不清楚。西方宣传报道说，现在苏共新领导是三架马车，就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这三架马车。 

　　公开论战可能暂停一下。他们害怕我们不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不受约束，不宣布我们停止公开论战。什么时候需要公开批判他们的错误，就什么时候公开批评，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看来他们所说的“集体措施”就是要在会上做反华决议。 

　　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说连细小的问题都同赫鲁晓夫一致，既然这样，那同他们会谈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中苏两党会谈，苏方原来说五月就开，我们不同意，说改在十月开。现在看来明年五月也太早。究竟要推迟几个月或几年，还要看一看。 

　　亚洲兄弟党已公开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十二月筹备会议，可以到那时看他们怎样动作再说。 

　　阿尔巴尼亚党是决不参加十二月筹备会议的。罗马尼亚党表示，他们也不参加，也不赞成我们参加。这两个党的态度很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是强硬派，我们不怕苏共召开十二月会议。最好他们开，最好他们如期在十二月十五日开，离现在只有一个月。看来到那时他们可能开不起来。 

　　我们的方针也是坚决反对，而且我们已经公开宣布。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说了话不算，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我们现在不要大张旗鼓地反对苏共新领导，这样做不得人心。我们要等苏共新领导发表像一九六三年七月《公开信》那样的文告，或者做出公开反对中国的决议、报告，像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全会那样，我们才给予公开答复。我们现在要偃旗息鼓，像打仗那样，两个战役之间要有一段时间休整。而且他们自己内部也还在争论不休。所以亚洲兄弟党要继续观察，看苏共新领导怎样变化。

　　 现在是不是可以肯定这样几点： 

　　第一，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派了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庆祝十月革命节，表示了友好和团结的愿望。 

　　第二，暂时不发表批评苏共新领导的文章。这是指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至于其他兄弟党的文章，我们考虑还是要发表，因为还有一批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第三，我们还要看一看苏共新领导的表现，至少在苏共召开十二月会议之前要继续看。 

　　第四，对十二月会议，我们的方针不变，坚决反对他们召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讨论定稿《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并于二十一日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发表，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贰、本节简论

这里借用红旗杂志社论的一段话：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种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它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覆灭，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同理，其他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必将步其后尘。

2011年5月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