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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鉴今,毛泽东治党、治军、治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2019-6-17 22:0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524| 评论: 0|原作者: 韩纪民|来自: 党史博采

摘要: 毛泽东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据此,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那些由于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沾染很多恶习,身上有种种缺点错误的人,采取团结改造方针,使他们转变成社会主义新人。
毛泽东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据此,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那些由于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沾染很多恶习,身上有种种缺点错误的人,采取团结改造方针,使他们转变成社会主义新人。

读史鉴今,毛泽东治党、治军、治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主要著作。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大臣,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资治通鉴》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资治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共300余万字,编著历时19年,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与《史记》并称我国“史学双璧”,毛泽东视之为中国历史上的两部大书之一(另一部为《史记》),终生喜读。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读史鉴今,为治党、治军、治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一部《资治通鉴》读了17遍,称道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言其宗旨是:

【“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宋神宗以其所编之书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赐书名《资治通鉴》。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校长,著名文字学家、教育家符定一亲自面试录取。符定一认定毛泽东是“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特地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毛泽东爱不释手,由此开始奠定他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研习兴趣。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印行的。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据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他多少阅读印迹。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十分感慨地对小孟说:这部书我读了“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洋洋300余万字的巨著居然读了17遍!对于日理万机的领袖来说,需要多大的兴趣和毅力啊!

毛泽东谈及《资治通鉴》这部书,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读史鉴今,毛泽东治党、治军、治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为统治者提供“有资于治道”经验,就必然给人们展现出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在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施展的权谋和手段。对此,毛泽东深有所感:

【“《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隋文帝杨坚,开创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三百年的战乱局面。他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但杨坚有个致命弱点,即“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为考察臣子清廉与否,他甚至偷偷派人贿赂“令史、府史”,谁若受贿,必处死无疑。毛泽东读《隋书·帝纪第二·高祖》至此,批道:“蕴藏大乱”。后杨坚被其子杨广(隋炀帝)所害,隋朝二世而亡。毛泽东的点评揭示了,即便是可称一代雄主的杨坚,若执法苛峻,一味醉心于“捣鬼”之术,靠耍弄阴谋诡计和权术御臣治下,也难免王朝倾覆。可见,毛泽东研读《资治通鉴》包括终身嗜读其它史书,完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体”出发,以为人民谋福祉为宗旨,向历史宝库寻取智慧的可贵探索。源于此,毛泽东在我党领袖层中对我国历史最熟悉、对历史经验运用最灵活,成为结合中国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领袖。正如周恩来称道的:

【“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

对于《资治通鉴》中的一些封建糟粕,毛泽东慧眼明察。晚年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

【“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二、《左传》“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谈到《资治通鉴》为什么写政治军事多,经济文化少,毛泽东说:

【“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作‘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相砍书”,即写战争之书。也正如毛泽东所说: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

《资治通鉴》写了不少大战争场面,如战国时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刘秀与王邑、王寻的新汉昆阳之战,东汉末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东晋苻坚与谢玄等人的淝水之战,等等,记载生动传神,不仅使读者如历其境,如闻其声,更使人在阅读战史中领略战争艺术魅力,寻求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作为举世公认的军事天才,在研读《资治通鉴》记述的这些群雄逐鹿场面时,往往圈圈点点,评点令人惊叹。

街亭之战,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一场重要战事,也是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战事。诸葛亮北伐令天水、南安和安定三郡叛魏响应,关中震动,震惊曹魏,魏明帝亲赴长安督战,并派名将张郃抗击进攻祁山的诸葛亮。据《资治通鉴·魏纪三》记载:

【“初,越嶲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

诸葛亮错用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痛失战略要地,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千百年来,论者通常把失街亭归罪于马谡违反诸葛亮调度,舍弃水源,登山据守,以致被张郃断绝山上水源而失败。但毛泽东读史至此,却挥笔批道:

【“初战,亮宜自临阵。”】

一针见血地指出街亭之败固然源于错用马谡,但更深层次原因,却是主帅诸葛亮不亲临前线,不掌握第一手情况,在后方遥控指挥。真是力排千年众议,振聋发聩。此后诸葛亮北伐时,张郃又随司马懿前往相拒。诸葛亮粮尽退兵,司马懿派张郃追至木门,与蜀汉军交战。诸葛亮乘高设伏,弓弩乱发,飞矢射中其右膝而亡。毛泽东读《资治通鉴·魏纪四》时,就诸葛亮木门设计杀死张郃事,又做眉批:

【“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

充分肯定了诸葛亮能够及时吸取街亭之败教训,知错即改,每战必临前线调度指挥,依然不失军事家本色。

读史鉴今,毛泽东治党、治军、治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与《资治通鉴》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

毛泽东关于“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的结论,是一个兼具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特质的伟人,对亲身领导几十年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当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一味强调“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到瑞金后,首先和毛泽东谈打南昌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个城市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同意打赣州,毛泽东还是坚决反对。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闽粤两省咽喉,敌军必将死守;赣州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易守难攻;守城敌军虽相对较弱,但其南北都驻扎敌军重兵,利于其支援策应;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攻城,很可能屯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但周恩来采纳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红3军团担任主攻。结果,1.4万红军攻打33天,陈诚部队入城驰援,赣州未破,红军伤亡3000多人,情况万分危急。中革军委急电被排挤的毛泽东赶赴前线参与决策,毛泽东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作为预备队的红5军团,才解了红3军团之围。此役后,毛泽东提出,应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闽西发展。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攻打闽西的龙岩,还率部到长汀给毛泽东做“后卫”。1932年4月10日,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龙岩,10天后攻占福建东南重镇漳州。漳州战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张贞第49师大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2架飞机,取得重大胜利。打赣州之败与取漳州之胜的鲜明对比,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毛泽东)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毛泽东无人可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步得到周恩来等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的衷心认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听毛主席指挥就能打胜仗”,成为全军共识。这样,在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当选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此后,在毛泽东统帅和指挥下,我军历经无数次战役战斗,战胜国内外敌人,取得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也充分验证了:毛泽东评点《资治通鉴》所讲的“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的论断,确为千古不刊之论。

三、“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国就是治吏”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不但“叙事有法”,而且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上梁不正下梁歪”“治国就是治吏”。对于《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很少有人探及,但毛泽东对此却有独到看法。周威烈王(公元前425—前402年),周考王之子,名午。其继承王位时,周天子的实力已降至中小诸侯水准。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灭掉智伯后,三分晋国,同时请求周天子正式封其为诸侯。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周朝初期便严格奉行的礼义名分等典章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诸侯国各自为政,但周威烈王竟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于二十三年封其为魏、赵、韩三国国君。毛泽东说: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

【“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毛泽东还说,

【“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是赞赏,并据此得出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毛泽东“治吏”,其突出特点,就是坚持无产阶级建党建军原则,从严治党、治军,发现问题,一抓到底,绝不宽待。黄克功,少年时参加红军,是个“老井冈”,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战役。特别是红军长征,黄克功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等著名战役中勇立大功。抗战爆发,身经百战的黄克功已是八路军一名旅长,年仅26岁。但是,他目无党纪军纪,在革命圣地延安,枪杀提出与其终止恋人关系的知识青年刘茜。案发后,不少“老井冈”通过不同渠道向毛泽东求情,“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吧!”但毛泽东却不为所动,坚持判死刑。行刑前毛泽东给刑事庭审判长雷经天亲书一信,并要求在刑场当众宣读。信中说: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腐败,是滋生在政党、军队、政府身上的毒瘤。根治腐败,是毛泽东“治吏”毕生紧抓不放的大事。谢步升,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1930年入党,曾担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贪财枉法,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为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竟然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案发后,毛泽东力主严惩,他说,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

1932年5月9日,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肖玉壁,1933年加入工农红军,作战勇敢,身上光弹片留下的伤疤就有几十处。肖玉璧转业后,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予特别关照。但他居功自傲,无视法纪,贪污大洋3000多元。被判死刑后,他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对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

【“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12月,肖玉璧被执行枪决。毛泽东亲自批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堪称开国肃贪第一战。刘青山,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任天津地委书记。1950年到1951年,刘、张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职权,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贪污款、物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相当于今币171万余元),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可购买将近一吨黄金。办案组倾向于判处其死刑,但在上报时,为有回旋余地,加上了“或缓期二年执行”。面对各种求情声音,毛泽东亲批死刑,并对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讲: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执行枪决。

毛泽东“治吏”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立党为公,用人坚持任人唯贤。他分析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路线。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搞裙带风,在党内外留下了口口相传的佳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毛泽东许多亲朋故旧纷纷来信,请求进京工作。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是:

【“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杨开智,毛泽东爱妻杨开慧之兄来信,希望到京工作。杨开智不仅是毛泽东的至亲,且一家对毛泽东有“大恩”:开慧被捕,他们设法营救;开慧牺牲,杨开智夫妻冒着杀头风险,从监狱中接回毛岸英三兄弟,东躲西藏,担惊受怕;杨开智的独女杨展是抗战烈士,他本人也有学历,完全符合进京工作条件。但毛泽东却回信说: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同时,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写信,指示: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此后杨开智一直在湖南工作,发挥专长,为湖南茶叶事业作出贡献。毛泽东的表兄弟们也曾提出到北京工作的要求,他也一个没有答应。

四、《资治通鉴》“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1954年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吴晗的一次谈话中说到: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法正,字孝直(公元176-220年),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后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法正其人,很有才气,连大名鼎鼎的诸葛亮都每每称奇他的“智术”;但其心胸狭窄,报复心重。《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说他“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于是有人劝诸葛亮:法正太嚣张了,将军应向刘备汇报,对他加以节制。但诸葛亮却认为,法正在刘备内外交困之时,出谋划策,辅佐刘备,使其自由翱翔,成就大业,不能因这些小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力和自由。毛泽东读史至此,批道: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表明他赞同诸葛亮的做法:看人用人要重大节,不必过于看重人才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和其他“小故”。后来,刘备采纳法正之计,乘曹操北返,亲率诸将进军汉中,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平定汉中。其后,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大举伐吴,战败退至白帝城。诸葛亮叹息道: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

【“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

毛泽东作为军事统帅,用人无数。他总是强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人才不应求全责备。战争年代,林彪是他麾下爱将,23岁任朱毛红军主力红4军军长,但要为他选个军政委却很难。皆因这位“常胜将军”性格古怪,个性十足,听不得批评,从担任红军赫赫有名的第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毛泽东并未因此嫌弃林彪,而是多方考察,最后选中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又具灵活性的罗荣桓任军政委。罗荣桓老实厚道、宽容忍让,顾全大局,弥补了林彪性格偏狭、难以共事的不足,把红4军锻造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

读史鉴今,毛泽东治党、治军、治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与《资治通鉴》

◆毛泽东在《资治通鉴》书中的评点。

【“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

这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的一句话。魏徵(公元580—643年),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晋州)人,“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魏徵以战国时的苏秦、张仪为楷模,潜心研究纵横之学,立志成为帝王之师。唐太宗李世民先后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和宰相,成为著名的贞观之治中名臣之首。魏徵以国事为重,直言敢谏,深得李世民赏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语,出自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太宗与魏徵的一段对话,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太宗问道:“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举出历史上大量的君主兼听生明、偏信误国的正反例子,说明“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深以为然。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对其中有利于“治道”的名言警句了然于胸,所以在写作《矛盾论》时,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这句话,并结合实际,指出由于不能“兼听”,导致偏听偏信,致使“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毛泽东看重一代名相魏徵,向全党、全军推广魏徵的名言,而他自己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就善于“兼听”党内外、各个层次、各种人物的意见建议,集思广益。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就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提出“精兵简政”提案。毛泽东十分赞赏,亲自把整个提案抄在本子上。12月,中共中央就发出精兵简政指示。毛泽东胸怀坦荡,从谏如流,采取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两项重要措施,克服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此古人一贯谬论”。据《资治通鉴》第140卷记载:南北朝时光州刺史崔挺上书魏孝文帝,劝他废除一项一人有罪、祸及全家的政策,孝文帝予以采纳,匡正了失误。但崔挺上书中有一句话“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却让毛泽东十分反感。他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下批注:

【“此古人一贯谬论。”】

在一本《古文辞类纂》的《韩退之与崔群书》中,韩愈说: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

毛泽东又反其意批注: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毛泽东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据此,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那些由于多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沾染很多恶习,身上有种种缺点错误的人,采取团结改造方针,使他们转变成社会主义新人。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授权察网发布。原标题《毛泽东与<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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