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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成熟的可能性 —— 以“工业党”和“小粉红”的话语行动为例 ...

2019-6-19 04:58|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3701| 评论: 1|原作者: 吴靖、卢南峰|来自: 观察者网

摘要: 当代中国活跃的网络政治生态催生了“公知”“自干五”“小粉红”等诸多边界模糊的网络群体及与之配套的话语体系。我们能识别出一支将生产力和技术至上理念、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相结合的网络话语力量,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观察者 将这样一个崛起的话语群体称为“工业党”。

本文注释:

(1)“工业党”是中国互联网上一个联系松散的知识群体,代表一股成分驳杂的社会思潮,他们信奉国家至上和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翻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并借此处理当代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同时,他们以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自由派网络话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总第1期),第49-60页)

(2)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第3-53页。

(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4)汪晖:《再谈“五四”:以文化运动为方法》,载《东方学刊》,2019年春季刊(总第3期),第82-90页。

(5)洪恺:《中国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新右翼思潮》,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3期,第49-51页。

(6)王小东:《结果还是在极右和极左之间跳疯狂的政治摇摆舞的工业党》(2012年8月28日),四月网,http://www.m4.cn/ opinion/2012-08/1181377.shtml。

(7)卢南峰、许诺、吴靖:《辨析“川普粉”现象——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中国知识青年议题》,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空间研究》,2017年第1期,第69-77页。

(8)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页。

(9)文本分析的主要材料包括早期“工业党”在时政BBS的论战结集《陈经与愚蠢小猪关于中国经济的超长篇论战实录》以及正式出版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还有2012年“工业党”概念正式诞生后出版的“工业党宣言”《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辅以“工业党”代表人物在思想言论平台和社交网络发表的相关文本。深度访谈则对几个“工业党”代表人物和相关人物的历史认知、政治经济主张和个人生活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询考察。

(10)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11)同上,第62页。

(12)同上,第121页。

(13)任冲昊等:《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14)同上,第226页。

(15)辛束:《工业党的历史叙事:生产力和国家赞歌》(2015年2月16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304231。

(16)任冲昊等:《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年,第 225 页。

(17)同上,第 208 页。

(18)卢南峰、吴靖:《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载《东方学刊》,2018年秋季刊(总第1期), 第49-60页。

(19)甘阳在《通三统》中试图将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打通为中华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明自主性的问题,这里是对此的拟仿。参见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页。

(20)辛束:《工业党的历史叙事:生产力和国家赞歌》(2015年2月16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304231。

(21)安舟(Joel Andreas)详尽地论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家的治理阶层图景如何从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的愿景变成圣西门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工业党”的成长时代与安舟所描述的转型时期基本重合,可为理解“工业党”所处的时代大氛围提供一个参照。

(22)程亚文:《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认同——199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主义的论争》,载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39-140页。

(23) Zhou Yongming, “Informed Nationalism: Military Websites in Chinese Cybersp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4, No.44, 2015, pp.543-562.

(24)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2011年7月5日),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945.html。

(25)代鹏:《海权与国家力量(近代卷)》,载《舰船知识》,2012年增刊。

(26)实际上,对德国国家主义经验的学习贯穿建国前的近代思想史。高力克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接受史,梁启超、醒狮派和战国策派分别代表了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的三个阶段,并经历右翼激进化的过程,最 终从梁启超之倡言民族国家独立演变为战国策派之鼓吹战争和权力意志(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18页)。而在德国本土,德国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着亲缘性,法西斯的绝对邪恶导致德国国家主义经验也被扫入了历史垃圾桶。但随着“二战”历史的远去,对战前德国历史与思想资源的发掘与运用逐渐成为风潮,不仅体现在对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前后历史的重新考察,也体现在对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德国思想家的重新认识,比如越过被帕森斯“美国化”的马克斯•韦伯,重新发现作为大国崛起思想家的韦伯,再比如中国学者对卡尔•施密特的研究热潮。

(27)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2014年8月20日),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ZhangXuDong/2014_08_20_257504.shtml。

(28)愚言:《〈流浪地球〉:小粉红和工业党的照妖镜?》(2019年2月13日),“一颗土逗”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50988932&ver=1447&signature=0UrH1WipRhcXCw*76hdTuYFKfMj6NlfU0CqE-QDN5PxO*tzlxJdy61jup4EQyyNjWi63Lm9UVaoeuT24qMmvCD1rq6w37ns8Ikl6wJ1QFLXURFk3BZl-ZVzR8C-lxqy&new=1。

(29)人民网舆情研究室:《数读舆情:“小粉红”群体是如何崛起的?》(2016年12月30日),人民网,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6/1230/c405625-28990354.html。

(30)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页。

(31)吴冠军、蓝江:《左翼前沿思想译丛·总序》,载《东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32)“自在”与“自为”的哲学概念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将其应用于阶级分析,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对“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进行了更加通俗的解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并未直接提及这两个概念, 但为澄清阶级意识提供了理论资源。([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4、131、133页)

(33)辛束:《工业党的历史叙事:生产力和国家赞歌》(2015年2月16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4231。

(34)韦伯认为“政治成熟”的标准是:“这些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8页)

(35)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第4期,第3-8页。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第4期,观察者网获得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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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社会主义 2019-6-19 16:47
‘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之下,毛、邓治国方案在意识形态或价值取向层面的断裂,
        本质上是两套工业化方案之间的分歧,毛泽东时代强调自力更生地建立独立自主的基础工业体系,而邓小平时代则积极开放国门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产业。两套工业化方案均是在当时内外环境下发展技术与工业化的有效手段,分别适用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内部积累阶段和扩大产能市场阶段,‘
        ——作者在这里同样犯了把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混为一谈的错误。走资派的‘开放国门’、‘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产业’的政策,源于他们的剥削利益的需要。因为他们引进的是剥削的资本,所引进的‘西方技术和产业’是为资本服务的、为剥削服务的技术和产业。所引进的资本也是为了剥削的利润而来的。因为走资派们引进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和产业。他们引进的是为剥削目的服务的技术和产业,而不是引进为中国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技术和产业。技术和产业为阶级利益服务已经不再单纯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生产力服务于阶级利益。而且出现这种现象的前提必须(!)是,中国的走资派已经是剥削者。剥削目的的相同使得走资派和国外资本臭味相投。其实,对于中国垄断剥削者来说,剥削利益是通过生产过程得到还是通过定价权得到没有任何区别。是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获得还是通过西方技术和产业获得没有任何区别。在剥削条件垄断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垄断剥削权力遵循价值的生产过程是获得价值的前提的规定,从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垄断剥削权力为了获得无偿价值而发展生产力。垄断剥削权力表现出的对资本开放和引进西方技术和产业的政策与其内在的这一劣根性相关。所以,‘对于中国垄断剥削者来说,剥削利益是通过生产过程得到还是通过定价权得到没有任何区别。是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获得还是通过西方技术和产业获得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如果这些’没有任何区别‘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就绝不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种引进外资、西方技术和产业、先进的生产技术等等一旦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生产力就会表现为过剩,表现为对出口的依赖,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不是表现在中国而是表现在国外,表现为尽管国内存在着广泛的社会贫困现象从而对生产力有着广泛的需求而生产力的使用却在这些需求前面受到限制、停滞不前,最终表现为,引进的西方技术和产业依然不是中国的技术和产业。走资派们关心生产力的谎言随之破产。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垄断剥削权力获得了剥削利益。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内因而不是外因。就是上面提到的条件,表面上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产业,实际上走资派已经是剥削者。走资派表面上是为了生产,实际上是为了生产的利益。换句话说,走资派之所以表示要发展生产力,只是因为分配关系已经变得对他们有利。事实证明:垄断剥削条件下是绝不可能引起或者说允许生产力有长足的发展的。这一点是垄断剥削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了的。
        顺便说一句,就在17日,网上有篇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
        ‘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只要在阶级还没有消亡之前,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矛盾也是主要矛盾。因为:如果阶级矛盾没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解决好。结果就只能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腐败泛滥,哪里还有什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实,这类问题已经无须多说,只要看看现实就应该可以明白的。所以,抛出这类话题的人无非是为了给垄断剥削掩饰。——不是无耻,就是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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