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721 页。
伦敦的贫民窟并不止圣詹尔士一处。在一大片像迷阵一样的街道里隐蔽着成百成千的大大小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里的房子对于凡有可能稍稍多花一点钱租个比较像人住的地方的人来说，都实在太坏了，这些贫穷到极点的人们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们的华丽大厦紧邻的地方找到的。例如不久以前，由于检验一个尸体，很体面的人们居住的波特曼方场附近的地方被描写成“一群因肮脏和贫穷而道德堕落的爱尔兰人”的住所。在如同朗一爱克及其他虽然不是贵族武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许多地下室，这里面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烂烂的饥饿的女人爬出来晒太阳。紧靠着伦敦第二个大戏院德留黎棱戏院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坏的街道：查理街、英王街和派克街。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到阁楼都住满了贫苦的家庭。在韦斯明斯特的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根据统计学会会刊的材料，在 1840 年，5366 个工人家庭住了 5294 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话）；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 26830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间。在汉诺威方场的贵族教区圣乔治，根据同一材料，有 1465 个工人家庭总共将近六千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间。这些不幸的穷人（连小偷也不希望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点什么）是怎样受着有产阶级的在法律掩护下的剥削呵！
恩格斯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4 年 9 月 — 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08—309 页。
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 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57 页。
目前引起报刊极大注意的所谓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说工人阶级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缺乏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要消除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今天所说的住宅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住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年 5 月一 1873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237 页一 238 页。
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都很逍遥自在。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沉重得多，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也根本不是一种单只压迫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由于它损害了工人阶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续一定时间以后，也就必然会同样得到一定的经济上的补偿。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年 5 月一 1873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239 页。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四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像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730—731 页。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三万四千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725—726 页。
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 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 1885 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 1844 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 1844 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英国版序言》（1892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14—315 页。
二、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仅仅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703—704 页。
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57 页。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有些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 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议会报告书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刚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 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 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 32％，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92 页。
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像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十六个户籍区在十万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九〇八五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七〇四七人），二十四个区是一万人至一万一千人，三十九个区是一万一千人至一万二千人，四十八个区是一万二千人至一万三千人，二十二个区超过两万人，二十五个区超过二万一千人；十七个区超过二万二千人，十一个区超过二万三千人，在赫乌，乌尔未汉普顿、埃士顿—安得—莱因和普雷斯顿等地超过二万四千人，在诺定昂、斯托克波尔特和布莱得弗德等地超过二万五千人，在威兹比奇是二万六千零一人；在曼彻斯特是二六一二五人。1861 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疏远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但是，1861 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436—43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