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淞沪抗战的主要意图是期待“国际干涉”

淞沪战役对抗日两个战场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中中国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战场，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中国抗战之所以能坚持到胜利，在于两个战场的相互战略支撑。尽管“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提法是1943年7月才由共产党正式提出来的，但这两个战场的开始形成与确定下来却是起始于淞沪战役。

由于当中国是贫弱之国，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过与日本妥协的打算。就在11月5日日本增兵登陆金山卫的那一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通知了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第二，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国中央政府，但须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第三，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第四，停止反日;第五，共同防共;第六，降低日本货物的进口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日本的这种条件，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什么人当政，都是不可接受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陶德曼在同一天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转达了蒋介石的拒绝，同时透露了蒋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之情绪已达沸点，不能抗日之政府，决不能继续当政。”(见《中国抗战画史》第104页)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坚持抗战。不过，此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过与日本媾和的想法，甚至在英、美、苏先后卷入二战，并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以后。“在1943年10月的同一周里，重庆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指英、美、苏---笔者注)一边下赌注，也与南京汪伪政权保持联系”(《盟友》第294页)。

尽管如此，但淞沪战役期间蒋介石在数次战与和之间的徘徊后，还是选择了战。这就为正面战场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他调集了黄埔系中央军基本力量和空军、海军投入淞沪战场，成为战斗主力。在蒋介石的积极主动调整和改善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和在中央军的表率下，川军、桂军、粤军、湘军、黔军、鄂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都纷纷奔赴淞沪战场，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也不能否认当时张闻天所言“中国亡了，你们的局部利益也没有了”的因素)。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全国性的“共御外侮”阵线的建立，成为了正面战场形成的主要标志。如果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的话，那就是曾经经常造成军阀混战的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军人之间的矛盾，终于让位于一致对外了。

【“在相对和平时期让蒋介石大感头疼的国家统一进程，反而在战争期间聚沙成塔地得到了加强。”(《盟友》 第98页)】

当然，正面战场在形成之初就暴露出来不少先天性的不足。不少亲历过淞沪战役的国民党将领在总结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时，发现“友军之间常怀猜忌，不特中央军与非中央军之间，即同为蒋之嫡系亦如此。”在后来的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尽管出现了国民党副总裁等大批军政官员投日组织伪政权，国民党部队六十余万人降日成为了伪军，还有1944年在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造成的盟友对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盟友》第310页)等严重问题，但正面战场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其功不可没。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每次都是最终因统治集团的屈服而告失败。只有这次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没有屈服，这对于中国坚持抗战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作为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国外交的主渠道，一直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想方设法调动世界上一切积极因素来共同抗击日军。中国率先呼吁遏制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抗战后期，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作出了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等地的决定以及参与建立联合国。当然，蒋介石本人也知道，虽然中国被列为四强之一，但国际间对中国评价很低。而且开罗会议以后，随着中国在美国眼中的远东战略地位的降低和冷战的初起，美国逐步改变了在开罗会议的承诺。但是，作为一个弱国，能够应邀与世界列强在同一个会议上共议世界大事，其本身就说明了国际社会不能无视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同样值得肯定的是，就正面战场的第一场大战的淞沪战役本身而言，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争取国际舆论支持，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至于指挥失当、官兵素质差、汉奸猖獗和溃军乱成一团以致还造成难民生灵涂炭等等，尽管也都是事实，但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得大于失是的结论是完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加快了合作进程。但由于蒋介石提出的共产党取消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分割陕甘宁边区等要求一一被共产党拒绝，直到1937年7月中旬，两党谈判仍未取得较大进展。

淞沪战役的爆发促成了谈判的转机。8月18日，最棘手的红军改编问题得以解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此宣言为中共方面文件，蒋介石始终未承认过国共是合作关系，只是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关于这个谈判出现的转机，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称：

【“...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

有的学者在有关著述中则指出：

【“8月13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战争形势严峻，国共双方这时都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反响，因此态度上多少趋于软化。”

“南京方面对红军出动缓慢自然颇多怨言，蒋也以此为由拖延发表宣言，甚至红军将领和中共领导人中都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疑问，但毛泽东等人坚信目前这是红军争取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唯一办法。”

“果然，因战争形势所迫，国民党方面终于拖不下去，不得不做出新的让步。”】

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有各种观点不足为奇。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虽然国民党当时有200余万(一称300万)军队，但对共产党的4万余人的部队，却是格外地重视。由此可以看出，这支军队所蕴含的的能量确实不可小视。关于这一点，张闻天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此文收录在《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中)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军队“占全国军队总数中的最少数，而且处处受着各方面的限制。今天，它在前线的抗战中，只能肩起民族革命军的模范作用，而不能起决定作用。”在这里，“模范”两个字是有深刻的含义的。即便是“最少数”，张闻天在接下来的文中满怀信心地指出：

【“但是共产党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纲领时，中国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学者杨奎松统计，八路军1937年8月底出动抗日时，只有34000余人、10000条步枪和极少数量的机枪。而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光正规军就已经发展到120多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已经有近300至400万人，控制着连接东北的通道和包围着北平、天津、青岛、南京、上海的大片敌后根据地。

淞沪战役的爆发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而国共合作又加快了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的步伐。鉴于上海久攻不下，东京日方作战部门于10月4日开会，决定从华北调用兵力。这在客观上减轻了华北战场的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压力。忻口作战是全国抗战后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在战区统一部署、密切配合下取得的正面坚守与敌后机动作战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战役。在忻口作战开始不久，日军的第五师团的主力国崎登第九旅团就被调往上海，作为金山卫敌前登陆的突击部队。进犯山西的日军因此长时间未能突破卫立煌在忻口的防线。日军的后方则屡遭八路军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师在平型关、阳明堡、雁门关一带伏击其增援部队、飞机等，使其腹背受敌。特别是平型关大捷，使全国军民第一次看到了日本人是可以战胜的(尽管后来有人考证只歼灭了200日本后勤军人)。蒋介石两次致电祝贺，一电称“歼敌如麻”，另一电称“毙敌遍野”。后来何应钦亦在总结中指出：

【“我朱德部在的后方袭击迭次予敌重创。”】

蒋介石于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

【“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甚嘉慰。”】

八路军一面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军，一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当正面战场在淞沪战役期间形成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亦开始形成。其主要标志有：

一、八路军的游击战很快打出了军威。淞沪战役期间在上海出版的《抗战》三日刊指出：另外，《中国抗战画史》还有堪称最经典的一句话：

【“利用游击战术，可以制敌人于死地!”(曹聚仁 舒宗侨 《中国抗战画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第182页)】

《中国抗战画史》初版于1947年5月，被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海的《前线日报》认为是“战后的一大辉煌巨著。”淞沪战役期间美国的《民族周刊》刊载的《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关键》一文，介绍了红军游击战的发展并赞扬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

二、共产党抗日武装发展迅速，仅120师359旅，就由9月初出征时的两千余人迅速发展到一万多人，而且新发展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是收编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

三、淞沪战役上海沦陷前的11月9日，山西的太原保卫战失利。阎锡山率部退吉县，卫立煌率中央军退晋南中条山，傅作义则率部回绥远。而八路军却迅速在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阻击日军进入中原和大西北，对坚持八年抗战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

两个战场的形成，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两个相互独立的战场在战略上相互支撑，使得日本无法倾其全力进攻和摧毁其中的任何一个战场。这就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几十年来坊间盛赞的“屈原”(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和“苏武”(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毫无疑问是加速了日本的失败。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侵华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结束也是确定无疑的。早在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就已经感到形势不妙：

【“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应付了?”】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2013年2月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我一向认为打败日本的不是美国。日本想在广阔的中国大陆称霸，根本就是一场妄想。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这才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当然，有的日本人会认为，如果不是美国的参与，日本一定会打败中国。持这种观点的日本人是没能看到整体。”】

2015年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村井友秀在日本的《产经新闻》撰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构想，指出：

【“中国正是通过这种在长期抗战中增强实力，并促使国际形势变化和让敌人内部土崩瓦解的方式，达到战略相持的目的，并最后转为战略反攻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两个战场的屹立不倒，是中国抗战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得以坚持的基础。正是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才把50万(一说100万)的日本军队拖在中国战场，使日本既无法征服中国，也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战场和亚洲其他战场。虽然长期以来，西方的一些著述，过于注重中国战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正面战场存在的问题，而忽略了整个中国战场的重大贡献这个基本事实。对于中国战场的贡献，当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对蒋介石政权的的腐败非常不满，但他完全肯定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他高度赞扬说：

【“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中国抗战还挫败了日本的北进政策，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抗德战争，苏联方面对此高度肯定，承认日本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国。”因此可以说，尽管中国抗战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包括临近胜利时豫湘桂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这样的严重问题，但从全局来看，并不能也没有实质上影响到中国战场贯穿始终的世界性战略地位。就以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大溃败为例。尽管国民党丢失了大片国土，但这些被日本新占领的地区，又不断被共产党发展成了新的解放区，使日军依旧还是首尾难顾，无法脱身。总之，两个战场的始终坚持，是中国在国力贫弱、外援极其不足的情况下，为盟国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的始终如一的贡献。

今天我们回顾淞沪战役，如果把它放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与思考，应该可以发现，淞沪战役在客观上产生的战略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12期，原标题《淞沪会战再思考》，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