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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

2019-6-26 22: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412| 评论: 0|原作者: 何干强|来自: 察网

摘要: 在现实经济中,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显著降低、非公有制经济显著上升,为此,建议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点,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整体上振兴国有经济,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

4.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公有制为基础

从宏观看,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宏观上意味着社会扩大再生产必须实现良性的循环运动和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运行和发展中,必然发生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正是宏观经济运动低质量的显著表现。而宏观经济运动质量高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根本不同。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运行,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实施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宏观经济计划调控,并发挥好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必须充分利用商品流通为中介的市场分工制度,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发达的商品流通关系是包含在国民经济体系之中的。这种商品流通一般关系本身,由其内在的矛盾所决定,也不可避免包含危机的可能性[8]135。同时,正如恩格斯当年在批判杜林的“幻想社会”性质的“经济公社”时,作过专门论证的,商品货币关系还难免有消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负作用[13]651-657、663-664。这就需要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处理好市场分工制度和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既要利用好市场分工制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又要控制其固有的自发性,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并防止商品货币关系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

从实践方法的角度看,十分重要的是建设好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并弄清宏观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实施宏观调控。从学术上看,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是起决定作用的,彻底放开市场调节,就能够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值得商酌的。唯物史观认为,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包含所有制关系的生产是起点,它决定分配、流通和消费。所谓市场对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实质含义是流通关系对社会生产的反作用,尽管这种反作用是值得重视的,撇开市场流通关系,用主观主义的行政命令方法,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容易违反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但是,市场供求关系作为流通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是市场流通这种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不能替代整个经济形态的内部联系。研究《资本论》,可以认识到,发达商品社会的宏观经济形态一般,存在(1)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市场关系)、(2)社会总资本一般的“货币资本形态”、“商品资本形态”和“生产资本形态”三种资本形态的比例关系、(3)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4)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比例关系、(5)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生产)或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等五个层面。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生产关系层面,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其他层面,是起能动性作用的。在这种含义上,它决定收入分配,因而决定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和社会总资本三种资本形态的关系,从而决定了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这种市场关系。

促进现代经济体系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运行,离不开国家政府发挥好计划调节作用。计划是经济节约和克服经济行为盲目性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那种彻底否定计划调节作用,实质是国际流行的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是违反唯物史观科学原理的。只有弄清商品生产社会一般的宏观经济内部联系,充分利用银行货币流动和市场供求关系状态反映出的经济结构信息,同时,着眼于生产供给,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努力从社会生产层面弄清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基本比例关系,在弄清这种关系的前提下,利用多种手段,才能使宏观计划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而要达到有效的实施效果,不能离开承担物质生产任务的广大企业来配合,这只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国有经济发挥好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办到。

5.宏观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坚持公有制经济基础

如果说宏观经济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那么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则是又一种循环运动。这两种循环紧密联系,前者作用于后者,后者是前者的基本条件。从长期看,社会生产力的存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自然界能够持续地为社会生产提供物质资源和能源,满足社会生产的多方面需要;生态环境能够持续地使人类得以健康生存。合理的人口数量、必需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经济的社会形态中起基本的支撑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源泉”[③]。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不保证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是可持续的。这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在私有制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生产方式,由于私有者用私人的狭隘眼光确定生产目的,所以一般不会考虑可持续发展,并自愿为此支付费用。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

【“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18]。】

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私人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与自然条件有直接的联系,还会想到封山禁猎、封湖禁渔等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某些措施;那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生产目的是无限制地追求抽象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一般是不会为社会整体利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除非国家从“总资本家”利益出发对它们予以强制。资本主义生产从追求私利出发,还必然会对可持续发展起破坏性作用。例如,我国有生态农业专家指出,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家庭农场为了节约劳力,用除草剂替代人工锄草,反而促进了杂草进化,为了消灭这种杂草,又需要喷洒更多更毒的除草剂,进而导致形成抗药性的“超级杂草”,同时农作物也受到污染;为了防控害虫,就大量喷洒农药,结果在灭杀害虫的同时,也误杀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益鸟、益虫,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物种多样性,并污染了农作物;为了替代费用昂贵的人工治虫,就采用转基因措施,将抗虫基因移植到作物体内,结果导致害虫对农药产生顽强抵抗力,形成所谓“超级害虫”;在养殖业上,为了让牲畜、禽类等提前发育,获得更大经济利益,就用投入添加剂的食物喂养,结果造成它们体内中抗生素、重金属、激素含量升高,使食用它们的消费者健康受到危害[19]。国内有人主张搬用美国的资本主义家庭农场“模式”发展中国农业,放弃走集体经济道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性,这是不能苟同的。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其一,可持续发展要求处理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其中宏观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运动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它可以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保护生态环境创造物质条件。而经济的良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总供给与有购买力的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这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从而按劳分配关系在全社会分配关系中占主要比重,社会能够不断走向共同富裕,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其二,促进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在控制人口增长、节约和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能够比较自觉地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服从中央宏观调控中心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共同参与,协调行动。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社会形成了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够真正做到。其三,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需要有计划地建设必要的环境保护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等,这需要集中社会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而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家代表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的利益,才能做到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筹安排,分别轻重缓急,调动资金和组织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办成这些大事。因此,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6.公有制具有维护中国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优势

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吸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处理好对外开放和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用国际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来解释经济全球化,怂恿发展中国家放开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货币兑换[④],鼓吹这样才能实现“经济转型”,成为高效率、高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沿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贯错误方法,用简单商品流通交易的眼光,来解释国际市场经济的资本流通关系,混淆了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其实,资本流通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与商品流通环节的统一,后者是实现前者剥削的剩余价值现服务的。当今的国际市场仍然是弱肉强食的资本竞争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仍然具有实力雄厚、产品科技含量高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如果取消国家对外贸、外资进出的必要控制,即使撇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关税、军事霸权等超经济手段不谈,也难免会在国际竞争的劣势中失去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的自主控制权。新自由主义的那套所谓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理论,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占有市场,汲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的。

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要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关键在于掌握现代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需要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高新技术科学实验、高科技的产业化等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并组织多方面的攻关科技协作,在发展中国家,这靠单个企业是很难办到。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出面以私人资本获得利润为条件,也是不可能形成国家范围的科技协作,实施重大高新技术创新的。我国则具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势,实践表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能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各级干部和工人阶级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独立自主地创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工业、航天工业等;只要继续发挥这种公有制的优势,今后在高科技核心技术超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在这方面,轻视公有制经济,尤其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是完全站不住的。市场竞争,固然能对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起推动作用;但是市场竞争绝不可能组织起各行各业为了共同目标,团结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重大的高端科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表明,让出市场并不能换来先进技术,引进的外资并没产生核心技术的“溢出效应”。要掌握现代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这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才能办到。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要抵御和防范国际金融和经济风险,必须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世界经济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必然的。中国既要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外来,又要能在世界经济发生危机时不受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外部负面影响,保持民族经济的稳定,这需要创造性地实施宏观计划调控。关键在于把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纳入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民族经济体系的计划调控的范围。在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思潮影响下,有观点认为,中国进出口应当彻底放开,外资进出应当自由化,让中国经济完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这种观点等于否定了民族国家及其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性,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承认当今世界仍然有民族国家的差别,就必须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经济利益;发展中国家只有维护民族经济独立自主,才能避免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庸国。而民族经济的独立自主意味着,它的宏观经济是有边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存在独立的经济循环的。这也就要求,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资本的进出,在总量上都应当纳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之中,这样才能使民族经济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不受国际经济波动和危机的负面影响。而要做到这些,国家必须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中心,这个中心必须紧扣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民族经济的宏观调控。这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做到。

四、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本文以上的论证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换句话,我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0]的庄严规定,是必须遵循的。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目前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却出现,公有制经济比重显著降低、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私营企业比重显著上升的态势。这固然表现出私营经济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不可否认,这也说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积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商品生产社会的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就会从局部起作用,扩大到在全局起作用,就会导致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目前出现经济下行、大量私营企业陷入经济困境的不良态势,不是偶然的。从长期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不到维护,势必将影响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进程。因此,当务之急,有必要标本兼治,在采取措施帮助企业解困的同时,应从战略上着眼于采取治本措施,努力振兴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恢复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才能通过加强宏观计划调节,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宏观经济走向良性循环。为此,兹围绕夯实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提出以下建言:

其一、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严重降低,造成党的领导的阶级基础削弱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经济地位的降低。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遵循历史辩证法,深刻指出,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20]。】

经过60多年的经济建设,我国生产的社会化已有巨大发展,公有制经济管理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就更应当把工农联盟放在主要的、基本的和首要地位。不言而喻,由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构成的公有制经济是工农联盟的所有制基础。因此,在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关系上,不应当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而应当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重点,放在首位;以此为前提,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样才能贯彻宪法规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其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帮助私营企业走出有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经济困境,从长期看,必须引导企业主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当今的私企,相当大的部分是原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私有化”改制形成的,这些新私企中的第一代企业主本来是公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没有感情的。在改制后面临破产风险的情况下,不少私营企业主有转向国有控股企业的要求,这是市场现状所逼,这对于扩大国有资本控股范围,引导私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利的,应当予以支持。不能不看到,在实力较强的港澳台商企业和外资企业占国民经济一定比重的条件下,有些私营企业遇到困难,难免会找他们帮忙。这就涉及民族经济与外商、外资经济关系的问题。从壮大民族经济的要求看,有必要将这些私营企业引导到国有经济方面来,或者改制为集体企业,这也是有利于扩大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有人总是说不能“国进民退”,殊不知,私企遇到困难主动求助于国企、国资,这不是谁强迫的,而是不少私营企业主的自觉行为,应当说,他们找对了靠山;而作为国有经济的靠山,理应不断壮大,带领私企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只有在重大国有经济,大力发展城乡集体经济的同时,引导一切願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私营企业,共同发展民族经济,这样才能恢复、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落实党中央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正确方针。这是民心所向,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会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其三、从整体上振兴国有经济。从现状看,目前国有经济比重有较大缩小,这对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不利的。为此必须振兴国有经济。国有经济与市场流通尽管有矛盾的一面,在现阶段多层面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也有相互统一的客观要求,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处理好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国有经济完全能够发展壮大。那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鼓吹国有经济与市场流通绝对对立、天然低效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的。现实的国有经济具有健康向上的发展势头,没有理由不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根据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发展国有经济有必要抓好两个基本环节:

一是国有企业管理环节。国有企业在国资委监督控制并赋予一定自主经营权的前提下,遵循国家计划调节指导,适应市场需求,自主决策经营,重视企业资本循环和周转经营管理,包括科技创新、市场预测、人力分工协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民主管理、坚持按劳分配等各方面,就能发挥出国企的公有制性质和工人阶级主人公地位的独特优势,超越资本主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应当坚决反对偷偷摸摸的私有化“改革”。有人主张由国企职工持股,这其实是迎合或助长私有观念,腐蚀工人群众,把国企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改为股份合作制性质,很难说不是为私有化而釆取的过渡性措施;有人主张放开国内外私人资本在国有股份制企业中的比重,这其实是迷信私人资本比国有资本更有效率、私人老板比国企经营专家有本事,推行国企私有化的另一种过渡形式。

二是国有经济整体性管理环节。国有经济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大类,两类管理应有所区分。在现阶段,经营性国有经济需要采取国有资本形态与市场分工制度相结合。国有资本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它具有整体性,也决定了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对它的所有权;并授予中央政府建立和完善对国有资本实施整体性监管的经营权机构(即国资委)。有必要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改革和完善对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方式:

——从国有工商业资本的整体性经营看,应坚持劳动二重性基本原理。充分认识,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前提,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从使用价值和价值量方面弄清社会总产品的主要结构,实施宏观计划预测和调节。有人主张,国资委只须掌握国有资本的“最终所有权”,只须“管资本”,完全让市场调节国企。这实质上只从价值角度,把国有工商业职能性的资本当成了非职能性的生息资本;而生息资本所有者只贷出资本收取利息,对资本经营者釆取何种生产关系经营企业,是不负监管责任的。如果推行这种主张,那就等于要中央政府放弃国有资本经营权,也就等于放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

——从国有金融资本的整体性经营来看,应当遵循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再生产和货币流回规律的关系,掌握对国有金融资本的绝对控制权,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流回状态作为预测宏观经济运行稳定与否的晴雨表,区分货币信贷和资本信贷,根据宏观计划调节的要求,在支撑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为全社会多种所有制实体经济服务。有人主张,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的效率,应当发展股份制银行,并放开外资股比限制。这不免让人担忧,是否会造成外国金融垄断资本控制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严重后果。显然,这类主张是决不能苟同的。

其四、引导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个飞跃”。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必须大力振兴城乡集体经济,这样才能在现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把广大劳动人民组织在工农联盟之中,形成强大的依靠力量。而振兴农村集体经济更为迫切。现状表明,我国农民、农业和农村“三农”发展状态不容乐观。农村普遍存在青壮年外出务工的“空心化”现象,农田机械化生产程度仍然较低,生态农业发展缓慢,许多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仍不完善,不少农村存在“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国家贫困人口也主要在农村;这距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有明显差距。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吃穿用都离不开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更关乎人的健康发展。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个基本要求,解决好“三农”发展滞后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问题?我国先进农村的实践经验已经做出正确回答。这就是决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对立起来,应当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坚定不移走集体化道路。必须看到,现在我国已经出现一批诸如南街村、华西村等先进村集体经济组织,遍布全国各地。其经济实力由弱到强,相当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超亿元,生态环境优美,家家住上了别墅,衣食住行超过了城市人。这些乡村在市场经济中站稳了脚跟,充分显示出集体经济具有超越私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其共同特点:一是都有优秀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和坚强领导班子,尤其是带头人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能吃苦、有经济头脑,并注重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自觉抵制私有化思潮;二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新,都有穷则思变,战天斗地的艰难历程;三是主动地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家经济政策变化,实干巧干求发展,坚持统一经营,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不断增强集体产业资本,以工补农,就地转移劳动生产率提高产生的过剩劳动力,促进农、工、商综合发展;四是重视集体公共积累,创新按劳分配具体形式,奖勤罚懒,努力促进农民集体共同富裕;五是都主动建设整洁、秀丽的村容村貌,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计划生育,重视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文明乡风。

在上述经验中,十分重要的是,在处理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和集体统一经营权的关系上,这些先进村始终没有放弃对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一定劳动者的协作生产力大于同量个人生产力之和[8]378-382。而集体经济的协作生产劳动只有实施统一指挥,才能实现。为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只有通过实施集体经营权的统一指挥,才能发挥出集体经济收益高于家庭经营的优越性。将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权与集体经营权绝对分开,实际上否定了国家政策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行家庭和集体组织“双层经营”的规定,也是违背所有制关系上经营权由所有权决定的规律的。上述先进乡村的共同经验,证明了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是不应违背的,体现出当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然而,现实中却存在淡化农村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倾向。有人认为,华西、南街村这些集体经济组织的经验可看不可学;还有人把在现行“双层经营”体制下,引导农民逐步增强集体统一经营权,说成又要回到旧体制吃“大锅饭”了。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实现“第二个飞跃”,其精神实质就是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统一经营之路。这是在农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议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能够尽快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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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N].人民日报,2018-03-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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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戴维·加尔森.神话与现实——西欧国家工人参与管理概况[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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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何干强. 用唯物史观指导经济发展和调结构[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8(4).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19] 蒋高明.美国的家庭大农场模式适合中国吗.搜狐网,2018-06-10,https://www.sohu.com/a/234986599_613168。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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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30-1331.

注释:

[①] 引自光明日报“世界史”版为钱乘旦《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三篇专题文章所加的“编者按 ”,详见《光明日报》2016年07月06日第14版。

[②] 黑格尔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参见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3页)。

[③] 张薰华教授认为,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本身存在的“源泉”,“对社会生产力有着决定作用”;而社会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参见张薰华:《经济规律的探索——张薰华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④] 如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说:“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优秩序的最后阶段。”(参见周庭煜等译,[美]罗纳德·麦金农著:《经济自由化的秩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发表在《西部论坛》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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