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动荡和流血事件，中东在今年春天看到一些希望。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分别出现了挑战总统布特弗利卡和巴希尔专制政权的大型示威活动。两者都取得了成功：两个领导人都被推翻了，他们的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已经结束。但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因为就像在2011年后的埃及，这些领导人背后的基本权力结构仍然完好无损。推动反抗的物质条件也没有改变：低工资，大规模失业，不安全，年轻人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模型折磨而看不到未来。

因此，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民众力量处于不稳定的（precarious）位置。反对阿拉伯之春行动者的幽灵显得尤为突出。但是今天的抗议者从最近该地区的斗争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也许能从回顾中受益。为了讨论这些危险和希望，《雅各宾》杂志的撰稿人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与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进行了交谈，后者撰写了大量有关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政治的文章。

吉尔伯特·阿卡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2013年的《马克思主义、东方主义、世界主义》（Marxism, Orientalism, Cosmopolitanism），2013年的《人民想要：阿拉伯起义的激进探索》（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以及2016年的《病态症状：阿拉伯起义中的旧病复发》（Morbid Symptoms: Relapse in the Arab Uprising）。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0日，苏丹喀土穆，苏丹民众持续举行反政府示威活动，要求总统巴希尔下台。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这次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反抗激起了中东和北非的新希望。这两个国家发生了什么？

吉尔伯特·阿卡：在苏丹和阿尔及利亚，我们正在目睹两波与2011年爆发的抗议规模相当的运动。当时它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因此，在主流媒体中，已经有很多人询问我们是否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阿拉伯之春。

实际上，这是我称之为2011年后整个阿拉伯语区域长期革命进程的产物。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新自由主义，和整个中东和北非的腐败威权政治制度相结合，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堵塞（blockage）。这种堵塞产生了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巨大的青年失业。

堵塞在该地区的人口中产生了许多其他深刻的不满，在苏丹，反叛的触发因素是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削减补贴后面包价格上涨。在阿尔及利亚，直接原因是政治性的，阿尔及利亚政权试图为布特弗利卡争取第五个任期，尽管他在过去六年中因中风而半瘫。这冒犯了人民的民主愿望。

因此，经济和政治上的不满再次引发了另一波民众反抗，就像我们在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看到的那样。这说明将其视为“春”是错误的，它们并非像一个季节，持续几个月，仅以宪法改变或以失败告终。实际上，我们仍然处于该地区非常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带来的长期革命进程中。

这意味着，除非导致这种发展障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发生根本变化，阿拉伯语区域不会有任何稳定。在此之前，危机将持续下去，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斗争爆发和更多的反革命。

如果我们看一下2011年至2013年的第一波之后的几年，各种形式的对抗都导致了旧政权的巩固或内战和混乱。海湾君主制早早就击退了巴林。叙利亚政权也赢了。旧政权带着复仇在埃及重新掌权。在沙特王国和阿联酋的干预下，利比亚和也门爆发内战。

与此同时，社会火山在整个地区继续爆发，因为旧政权无法解决人民的不满。因此，在整个地区过去几年都有重要的社会运动，从阿拉伯国家蔓延到伊朗。

这不令人惊讶。正如历史上每一个长期的革命进程所表明的那样，只要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会有对抗的辩证法。除此之外，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混乱和悲剧的风险。

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积极分子从早期的斗争浪潮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吉尔伯特·阿卡：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了两个重要的教训。首先，他们坚持运动的非暴力特征。他们渴望避免做任何能让国家有机会利用其全部压制手段对付他们的事情。

第一波也也是如此。他们都提出了“silmiyya，silmiyya”（和平，和平）的口号，即使在叙利亚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试图坚持非暴力手段。但在各个国家无一例外，政权本身开始了暴力。当然，面对国家暴力的质的升级，群众运动只剩下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弃斗争，另一种是自卫。

内战吸引了各种外国干涉。在利比亚，美国及其盟国的外国干涉有利于反叛分子，这些国家试图加入他们的斗争。结果，利比亚是唯一一个由于叛乱分子的胜利而完全崩溃的阿拉伯国家。那是因为整个国家机器与卡扎菲及其集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在叙利亚，伊朗和俄罗斯是站在政权一边，它使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得以幸存，到目前为止，叙利亚经历的暴力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国家。即使也门，在悲剧规模方面也只能排名第二。在也门，沙特王国和阿联酋站在一边进行外国干涉，反对另外两个势力的联盟。

鉴于这些悲剧，新的群众运动对这种暴力风险和外国支持的内战非常警惕，进行了很多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令人惊讶的是，阿尔及利亚人和苏丹人在其他国家看到了悲惨的结果时开始反抗。整个地区的政权一直在利用这些结果，以阻止其人民崛起。阿尔及利亚政权明确警告群众运动他们冒着变成叙利亚的风险。但这还不足以阻止人们走上街头，争取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苏丹和阿尔及利亚活动家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军方不是盟友。他们从埃及的经验中了解到这点，埃及的状态与他们最为相似。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军方控制着政治权力。武装部队不仅仅是国家的压制支柱——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点——而是政治权力的重心。

苏丹人和阿尔及利亚人观看了军队如何在起义的背景下于2011年废黜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只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恢复秩序。因此，当军方罢黜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和苏丹的巴希尔时，民众运动知道这还不够。他们明白总统及其亲信的撤职只是消除了冰山一角，冰山的主体——人们称之为“深层政府”（deep state）——特别是军事安全复合体仍然存在，只要权力掌握在其手中，政权就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