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这种全球指鹿为马的舆论暴力中，敢于说出‘我不是’的人，才是真勇敢的人。”
——张承志：《独奏的石头》
小 引
张承志七十岁了——他已经七十岁了吗？
曾几何时，他还是我记忆视网膜上那个双眉微蹙，嘴角紧闭，一头卷发，文字和样貌都透露出桀骜不驯的人，神态和气质颇似日本作家山岛由纪夫，一个字：酷。因为《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在我或者我这一代人心目中，张承志几乎成了青春、浪漫、叛逆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连老王蒙读过《北方的河》之后也感叹，他和其他中国作家不敢写“河”了。几年前我在写《人境》时，还忍不住让主人公想起了这部小说：“马垃一直把《北方的河》当做青年时代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部小说，甚至在进入中年的今天，依然如此。当他挥动着已不再年轻的双臂，在他小时候跟着哥哥学习游泳的这段江面上游弋时，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一个男人深沉的独白。他觉得体内的血液哗哗流动起来，周身充满了年轻人才有的力量。他的双臂和两腿在湍急的河流中划动得那么有力。嗯，我还没有那么老。他想。尽管哥哥和逯老师都不在了，但我会独自走下去。我不会轻易地认输。一切也许都还来得及……”
可见，在一代文青的记忆中，张承志是堪称大神级的人物。
可他怎么突然就“七十岁”了呢？在汉语语境中，七十岁意味着老迈、耄耋、衰弱，“人近七十古来稀”嘛，但我还是无法把张承志跟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张承志的文章《幸福的人与不幸的文学》，经韩少功之手，发表在1999年第2期的《天涯》杂志上。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段： “当我通过阅读跟随这个人漫游于那片广袤得近于荒凉、物质生活落后得近于原始，而人的精神生活无比富有和充盈的‘美丽的夏台’，目睹他像进出自己的家一样，进出于那些安分自足、单纯朴实的善良人们的简陋居所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为之动容，心里抑制不住冒出一个念头：这个人是幸福的，他和他所热爱的人们都是幸福的；而另一个在心底盘桓已久的疑问随之幽灵一般出现了：如果找到了家园和‘念想’的人是幸福的，那么，我们这些仍然在世界上随波逐流、流离失所的人幸福吗?或者说，同样作为写作的人，我们幸福吗?”
今年二月中旬，元宵节没过几天，我登上了去海口的航班。在机场候机厅和飞机上，我捧着张承志的最新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一副手不释卷的劲头，直到飞机在美兰机场缓缓降落，我的目光才有点不舍地从书卷离开，当我合上书本，凝眸面前富于质感的蓝色布纹封面的一刻，脑子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想，我应该再写写张承志了。
整整二十年了。中国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世界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张承志已不是二十年前的张承志，我也不是二十年前的我了。
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与文化行动主义者”的雷蒙.威廉斯写过一本《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他通过对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的考察，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这些语词不仅能够引领我们了解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也能说明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化与社会。
本文的写作，我打算也采取这种形式。尽管雷蒙.威廉斯说,“如何由作家与演讲者著述的内容或词义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挑出一些相关联且特殊的词义出来研究，需要经过深思熟虑。这种挑选非常明显有其局限性。”但对于张承志这样重要而复杂的作家和批判知识分子，或许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方式。
下面我们进入正文。
知 青
作为一名作家，张承志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例如：考古学者，musilin，红卫兵，理想主义者，左派，知青，等等。比较而言，除“知青”外，其他标签都带有专业、学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意味，是一种“附着”和外在的状态，唯有“知青”这个词与其生命历程息息相关，难以分割。张承志登上文坛的成名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及后来获得巨大影响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的主人公都是知青。由此可见，对张承志来说，“知青”绝不只是一种标签，而是像血液那样“内置于”他的生命之中。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知青无疑是一种奇特的存在。他首先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总称，其次才是作为“一代人”的文化象征意涵，譬如理想主义、青春、苦难、伤痕、“被耽误的一代”等等。他们同毛泽东乃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互文关系，使之像一出浪漫主义的戏剧那样，笼罩着某种天然的政治波普光圈和传奇色彩，因此很容易被快速演进的当代流行文化所消费、吸纳和涂改，逐渐变得暧昧、含混、怪异，有时甚至同权力与主流知识界媾和，散发出一股犬儒主义的腐臭气味。
而张承志是最早嗅到这股“腐臭”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就对自己的代表作如《黑骏马》《北方的河》中青春期的“单纯”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不惜对《金牧场》进行了几乎是推倒重来的改写，以使其不至于那么“夸张”。这显然缘于他对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在控诉历史给主体带来的无法磨灭的精神创伤，并反复书写深重的苦难”的主流知青文学的不满。在《北方的河》序言中，他直接为“知青”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辩护：“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当知青一代普遍对“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持怀疑与否定观点时，张承志却充分肯定了内蒙古草原这段人生经历的价值和意义，多次指出在草原酷烈的环境中艰难的劳动生活，使其经历了底层体验，获得了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并宣称：“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儿也不觉得后悔。”
这样的反思，对主流文学无异是一种极为大胆的冒犯，因此，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张承志彻底摆脱体制的羁绊，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精神孤旅。
即使到了七十岁，张承志也没有忘记并且时时强调自己的“知青”身份。但他所说的“知青”，已经与主流语境中的“知青”分道扬镳——
“记得那些年‘思想解放’，忿忿的知识分子们说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真费解，明明我们喝的是牛奶和羊奶。在日本，‘知青’一代被翻译为‘失去的一代’，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究竟是别人把我们丢失了，还是我们自己‘被丢失’了？”
“同样从乌珠穆沁的异族怀抱里走出来，不少人嘴里还念叨着蒙古单词，屁股却已经牢牢坐在了体制与压迫的板凳上。他们鼓吹侵犯的同化，否认少数的权利，使用英语听来的概念，逐个取代牧人的概念。不仅堕落成了豢养他们的体制的叭儿狗，更有人高调鼓吹殖民主义——他们的异族体验，只是脸上的脂粉，他们最终选择了充当附庸资本与权势的色赫腾(知识分子)，而背离了加洛（青年）时代的启蒙。”
“霸道话语的强势与他者诉说的无视，是一种资本的新压迫形式。我们虽不合格，但我们在尊重他者语言的环境中度过青春——这就是我年近古稀、还珍惜‘色赫腾.加洛”身份的原因。”
“知青史与中国文学史如此乖僻的一例，也许又给读者和‘叫兽’、研究者和否定者、革命党的追捕者，出了一道不大的难题？”
——张承志：《达林太的色赫腾》
达林太的色赫腾.加洛，即“七十岁知青”。七十岁的张承志对体制和主流知识界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比起那个从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乌珠穆沁草原插队的二十岁知青，一点也不见老；如果从“战斗性”、“革命性”“尖锐性”一类视角来看，“七十岁的知青”比“二十岁的知青”似乎更加锋芒毕露呢。
底 层
曾几何时，“底层”在文化界竟然成了一个流行的词汇。
十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但除了‘底层’所蕴含的诸如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等特定的叙说对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对这一概念时的认知角度似乎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眼里的底层，一般都与‘三农’、国企改制、利益分层及体制弊端等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寄寓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而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眼里的底层，则往往伴随着对社会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以及贫穷、苦难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美学难题的要求。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作为一个文化命题，它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上世纪90年代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论争之后又一次合乎逻辑的理论演练和进一步聚焦。”（《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天涯》2005年第5期）
而早在1996年，蔡翔就在散文《底层》中写道：“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则迅即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正在今天重演，权力大模大样地介入竞争，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
但这种充满文学性的叙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底层”的进一步走红，无疑跟“底层文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从一开始，这股思潮似乎就带有某种先天性的不足，这从一些底层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诸如“比惨比恨”的所谓“苦难叙事”或“美学脱身术”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到后来，某些底层文学作品将民众的贫困落后生存境遇当做某种猎奇和观赏的对象，热衷于从一些诸如“同性恋”“扒灰”之类的小报新闻中寻找灵感，敷衍成篇，将底层普世化、抽象化乃至于污名化，刻意遮蔽了其中严肃的历史逻辑，直至被主流文学所收编，使一个原本生机勃勃、充满挑战性的文学潮流过早地走向了衰竭。
匪夷所思的是，在底层文学从勃兴到式微的全过程中，张承志始终被排斥在外。在我看来，真正体现“底层文学”精神的应该首推张承志，而不是某些寄生体制，骨子里浸透 “智识阶级”伪善的投机主义者。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要歌唱母亲》《黑骏马》和《心灵史》，一直到他的大量散文，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写作”。
底层从来就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他者存在的，更不是某些人通过书写底层来证明自身优越感的廉价道具，在张承志的眼里，底层是广袤的蒙古草原和贫瘠荒凉的西海固，是一个沦陷的阶级和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是秦凤桐，是马启芳，是“二十八岁的额吉”……
对张承志而言，底层压根儿不是什么写作的题材或对象，而意味着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休戚与共，一种“人民的修辞”：
“伟大的古典草原给予一代青年的自由气质、底层立场、异族文明和艰辛浪漫的履历”，“无论在雪山俯瞰的古老梯田，还是在炎热潮湿的雨林边缘，人民都被压制在底层，辗转无言，翻身不能。贫民窟里的日子，一个索尔的期盼，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由于弱者和人民总是痛苦，被侮辱与被压迫的人总是无助。五百年来，如同16世纪肇始的那个时刻，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骑士，哪怕他输得一次比一次惨，只要有了他，人就没有输”，“如我的一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阶级立场的印记很深。我们一直厌恶上层和压迫的存在，把感情寄托于底层人民。因此，当脚上沾满了底层泥泞时，也长久地为底层的不洁而苦恼”……
——人民、阶级、自由、压制、侮辱、压迫、痛苦，等等，这些在底层文学的大多数创作中被闪烁其词回避掉的词汇，就这样被张承志一一说出来了。通过张承志，我们终于得以找回了那个被主流刻意遮蔽和涂改的底层的真实样貌，也使暧昧不清的底层文学修复了其本该有的质量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