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尽管这中间发生过曲折，也走过弯路，还犯过错误，但是我们的主流始终是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用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我们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一、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时期“稳定社会”的必然选择
不仅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城市安排不下众多劳力；即使是是世纪六十年代末国家经济仍然困难，安置知青下乡仍然是个重要渠道。据资料介绍，当年，国家安置一个劳力进入轻工业需投资6000多元，进入重工业需投20000多元，进国营农场需800多元，进入建设兵团需1000多元，而安置一个劳力插队仅需200－300元。六十年代末，正是共和国同龄人就学就业的高峰，面对文革三年停课，大学、高、初中十届学生的海量升学、就业，国家必须断然措施，上山下乡是一条不得不采取的、最主要、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稳定。1967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县、乡，从上到下都建立了革委会新政权，学生理该“复课闹革命”了。但是，各地的大学、高、初中学生非但不愿回校，还在更大规模地走向社会，甚至企图建立各自的全国性组织，各省、市普遍出现“武斗升级、全面内战”，濒临着局面失控、出现更大动乱的危险。要迅速稳定社会，唯一可行的就是让学生们离开学校，去向农村，稳定城市，这是非常时期特殊情况下，无可奈何也是唯一可行的措施。不把几千万学生安置好，中国就不会迅速稳定。当人们沉思下来，冷静回顾那段历史，不能不看到上山下乡对结束动乱、稳定社会所起到的极其必要、关键的重大作用。
二、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全国战备的大组织、大动员
千万不要忘记，六十年代的中国还一直处于战争的边缘。1953年，我们在朝鲜与美国签订的仅仅是停战协议，远非结束战争。作为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根本不接受朝鲜战场的教训，变本加厉对中国全面封锁、破坏颠覆。六十年代美国肆无忌惮地扩大越南战争；盘踞台湾的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大批特务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印度也不甘心失败，始终磨刀霍霍骚扰西南边境；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为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企图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对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当时全国实行的粮油棉布票证供应等措施，正是应对战争的一种管理机制。大规模组织知青下乡，也是对民族后续力量的一种保护。当时不仅对城市知青，而且对城市广大干部、职工和居民也提出了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五七干校”、“居民回乡”等措施，其实也是战争状态下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的一种预案、预演的应对措施。
下乡知青极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而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知青也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数千万知青与当地军民共同承担起了万里边疆、海防站岗、放哨、战备施工等重任。正是由于我们举国一致、全民皆兵，从思想、组织、物质上作了充分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才不敢轻举妄动，中国才有了至今数十年的和平局面。
可见，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也是一场全国的战备大动员、大建设。不仅是知青，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规模组织实施的“五七干校”，其实也是战备动员、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不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世界政治斗争大格局的人们，对此确实很难理解。
三、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大开发、科学种田大普及
农业是基础，而农田、水利、种子、肥料、农机、农药则是农业的基础。在发达国家，凡是农田开发、水利设施，包括种子培植、农机制造、农药、化肥供应等生产资料都应该由政府提供、政府投资。而这些，都必须在率先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了城市化后，政府有了充足的税收后，再由政府的财政投入、财政补贴来实施的。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政府机构中，农业部是最大的部门，国家财政中对农业的投资、补贴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然而中国不行，新中国要站稳脚跟，必须抢时间率先发展重工业，建设强大的国防。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资金重点投入了“大、小三线”等国防紧急建设，拿不出多少资金投入农业、轻工业。所以，当时只能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只能提出“先治坡后治窝”、“不靠国家靠自己”一类现在看来“很不人性”的口号。上山下乡期间，知青们干得最多、最苦、最累的就是改造农田、兴修水利。每个知青都不会忘记自己开荒、造田、挖土、修渠的艰苦磨难。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兴建的储量在2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达83000多个，四十多年来造福后人，沿用至今。至于各乡镇、公社、村、队自行设计、建设的引水洞、蓄水池、灌溉渠、排水沟，更是数不胜数。现在国人引为自豪的黑龙江北大荒、辽宁盘锦粮食基地、新疆棉花基地、云南橡胶基地等就是几代知青与广大农民群众奋斗了几十年，用青春血汗建立的。
科技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然而，没有文化、没有推广队伍，再好的科学技术也都是一纸空文。几千万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分布在农村，每个村队就可以配备农业科技推广员，甚至还建立了科研站，种、养殖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建立还进一步解决了优质种子、种苗供应的大问题。由此，七十年代初国家才能提出“农业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口号，中国农业才能迅速摆脱了靠天吃饭、甚至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全国农村出现了科学种田的新局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中国农业大开发、大建设的历史性贡献，无论如何歌颂都不为过之。
四、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大普及
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教育是基础，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有了数千万知青这支庞大的文化队伍，全国农村迅速建立了几十万个小学、初中，数百万知青担任了中小学民办教师，这是中国农村发展最迫切、最急需、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建设。
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提供的资料，从中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简表和中学入学人数表中可以看到，建国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城乡儿童小学入学率一直徘徊在40－50％左右。由于知青的下乡，七十年代开始，全国儿童小学入学率一下子上升到90％以上，1975、76、77年高达95、96％，可惜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这个比例就直线下落了。再看全国初中招生人数表：1949年全国初中招生人数仅34万，50年代末达到300多万；1960－1967年始终徘徊在200－300万之间；1969年开始，突破了1000万，1976年起突破了2300多万；然而，1979年知青大返城，1980年全国初中招生数一下就降到1500万，一直延续到1990年每年都在1300万以下。这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贡献是普及了全国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
五、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大建设
当年毛泽东同志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亿万农民终年辛苦，每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医生却都留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得不到解决。下乡知青（即使是小学文化）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可以解决农村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而且送医到田头，送药到家里。这种不脱离生产又扎根村队的赤脚医生，成本低，效率高，农村也承担得起，解决了大问题。赤脚医生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并且每年还要集中培训若干次，广大农村的医务水平迅速提高，继而又进一步办起了村卫生所、公社医院等，不少乡村卫生所甚至可以进行胸外科、脑外科手术。《中国经济论坛》2012年报道：当年全国150万赤脚医生中极大部分都是下乡知青。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医疗状况进行全面考察调查，在各国医疗状况评比中，中国排名第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评语中说：“世界上无论左、中、右人士，无论懂医还是不懂医，只要一看到赤脚医生这几个字，眼睛就会发亮”。中国农村在尚未脱贫的状况下，却首先解决了亿万农民看病难这个大问题，非常了不起，创造了奇迹。
其实，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知青还是少数，更多的知青虽然不担任赤脚医生，也在自学苦练，掌握针灸、草药技术，为农民送医送药，几乎每个知青都有这方面的体会。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当年下乡山西农村，也学会了针灸，劳动之余为农民排忧解难，被传为佳话。总之，上山下乡在全国建立了农村基层社会医疗服务体系，改变了“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被动局面，大大缓和了全国城乡严重对立的尖锐矛盾。不生活在农村的城里人，对此是很难理解的。
以前，全国农村许多居民不到三四十岁，牙齿就黄了、掉了，农村儿童几乎没有不长疮流脓的，妇女几乎没有不患妇女病的。知识青年下乡将勤洗脸、刷牙、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的卫生习惯和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大小便等文明理念，带到了农村，影响了农民，从喝开水、煮熟饭菜等最基本的饮食起居做起，到房屋的通风、透光、清洁、照明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至少，千百年来全国农村无处不在、无人不有的虱子、跳蚤，现今在中国农村灭绝了。个人卫生习惯的大普及，生活质量的大提高，大大减少了疾病，确保了健康，提高了寿命，这是开天辟地、泽被乡村的最难做到的伟大善举，仅凭这一点功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贡献就值得大书特书，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