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六位新晋的“本土派”青年候选人当选立法会议员，标志着香港青年本土派力量已经实现从街头运动走向立法会的建制内政治崛起。2016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宣判游蕙祯和梁颂恒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2017年7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罗冠聪等四人的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无效，对无视规则、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判决，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青年本土派政治力量向极端方向发展。但是，青年本土派政治力量对香港青年的影响仍在持续，2017年年底香港立法会陷入关于议事规则修改的政治风波，社会亦因“染红说”而引发争论。由于青年本土派的支持者大都为香港青年，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与完善需要深刻检讨香港青年本土派政治崛起的时代背景和多重原因，特别是当前相当比例的香港青年群体认同本土派的原因，以追本溯源、全面分析其积极面与消极面，对其进行有效化解和吸纳，并借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国两制”。
一、全球化冲击下本土主义的复兴与香港本土派
本土主义的早期形态是保存或复兴某种地方性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政策或政治实践，是19世纪欧洲创设“民族国家”概念和制度并向全球推广的产物。近两个世纪以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土主义经常被作为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的工具。全球化浪潮之下，以“反移民”为主要特征的本土主义对今天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从社会思潮逐渐向社会运动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其政治版图。香港的“本土意识”与席卷欧美的这股浪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但也存在诸多区别，例如香港本土主义者不以反外国移民为主要诉求，作为政治力量的香港本土派与当前欧美多国将本土主义作为其政治工具的右翼政治力量也有所不同。
1.欧美国家的本土主义思潮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达经济体国家普遍出现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问题，产生了大量移民的客观需求。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赋予跨国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和权力膨胀，推动资金、信息、商品、货物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但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导致发达经济体国家和地区的贫富悬殊和中产阶级萎缩日益恶化、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年轻人失业率高企、阶层固化等，因此以反对移民、逆全球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本土主义思潮在美国、西欧等发达经济体国家迅速蔓延。以“真正的美国人”“真正的法国人”等为口号的本土主义思潮，强调民族、种族、文化和宗教认同，主张共同价值观之下的自决原则，主张保护民族文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等，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种本土主义思潮相当程度上忽略或淡化了资本权力膨胀所产生的“劳资失衡”加剧、资本与政治权力勾连加深等根本性原因，其隐喻的诉求是试图捍卫白人曾经享有的优势地位[1]。
与近现代以来民族主义对于构建民族国家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基础性作用不同，今天欧美世界的本土主义思潮只是在既有的公民制度设计之下进行“本土”与“非本土”的区分，存在公民身份认同(具有国籍)与本土文化认同(认同白人叙事所构成的主体文化)之间的冲突。本土主义容易与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存在语意或主张的重叠，有强调“他者即恶”的共同特点，但是在核心主张和范畴等方面有所不同，例如本土主义的核心是“排外”，而民粹主义的主旨是“反精英(建制)控制”[2]。
2.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
21世纪初以来，香港“本土意识”最初以文化思潮的面貌和形式出现，香港少数文化精英借此提出其自治诉求和民主诉求，希望激发香港“本土意识”，构造香港本土论述，实现所谓“香港完全自治”的政治目的。该思潮与社会运动的结合，被界定为香港的地方主义，是香港地方性认同的一种极端形式，呈现出一种反内地情绪、对殖民地时期的“乡愁”和反政府(建制)运动等的综合体。因此，香港的“本土意识”既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冲击下的共同焦虑的相关因素，也有基于香港自身特点而形成的独特焦虑，并且与民粹主义等更深刻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当前香港的“本土意识”不以反外国移民为主要诉求，而是以反内地为主要标志，其“他者即恶”意识中的“他者”既不以公民身份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来划分，也不以本土文化认同(广东文化)来划分，而是与对殖民地时期的“乡愁”等糅杂在一起，将内地视为“恶之他者”[3]。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市民的普遍身份认同为“香港华人”。具有三重含义：一是被英国殖民者所藐视的“低人一等”身份;二是香港的华人能够团结起来主张权益的共同身份;三是相对当时贫穷落后的内地华人“高人一等”身份。这三重含义，既构成了港英政府自20世纪60 年代以来在香港进行“公民教育”而非“国民教育”，淡化中国人身份认同、将殖民地文化逐渐等同为香港文化的“洗脑赢心”工程得以成功的民意基础，也构成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主义仍然主导香港主流民意、不利于回归后香港居民特别是青年人形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价值观来源[4]。
针对1949年之后的香港成为“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斗争前沿的状况，港英政府以强硬的手段控制中文教育，将香港一些大学改造为港英政府用来抵制内地政治的文化工具。在1967年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抗议运动后，通过一场争夺“思想领地”的战争，贬低中华文明和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出香港精英阶层和市民对殖民政府的支持，塑造香港市民本土自我意识[5]。因此，通过以经济与文化手段为主的多种治理手段，港英政府对香港社会，特别是香港精英阶层施行了“去中国化”的文明征服，成功实现了用形式上的中西合璧文化、实质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所谓“本港文化”和“港人意识”来替代传统中国文化，削弱了香港市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1997年香港回归后面临“去殖民化”所带来的普遍性挑战，却由于一定程度上将“反去殖民化”和维护香港“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等混为一谈，而没有开展系统的“去殖民化”工作，例如延续了原来的英殖时代的文化教育体制，爱国主义教育甚至相对回归前遭到更大阻力和干扰;例如香港特区政府未将中国历史课列为必修课，有利于亲西方殖民传统的延续和“反中”人才的价值观注入。
在回归前后一段时间内，香港广泛使用“中港关系”这样的字词来形容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变相将中央与香港视同为“对等”关系，客观上造成了“祖国被陌生化与他者化”的结果，推动了香港人在回归前后从“华人”身份认同到“港人”身份认同的变化。并且，在港英政府时期对内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负面宣传之下，相当比例的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对国家的认识停留在港英政府对内地1949—1978年那段历史的宣传，既不了解内地现状，更不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的未来，“香港内部有着一股强烈反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情绪，这股情绪自然成为香港华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部分”[6]。因此，他们较倾向于认为民主化是回归后加强香港自主权及防范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手段，不利于香港“去殖民化”工作的开展[7]。
香港虽然从法理意义上实现了回归，但是并未实现香港社会人心的普遍回归。这就造成了文化领导权方面的“受制于人”，也为今天以反内地为主要特征的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因此，回归之前的“香港华人”所具有的三重含义和回归之后“去殖民化”工作的缺失，共同构成今天部分香港市民的爱国意识与本土(地方)意识的撕裂、公民身份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本土文化认同(对殖民地时期的“乡愁”)的冲突基础。
3.香港本土派政治力量与欧美本土主义政治力量的异同
香港“本土意识”之所以在回归之初不突出、反而在2008年前后逐步彰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回归前后的香港经历了类似美国和欧洲所发生的产业空心化，由于产业结构未能适时升级、政治精英与工商资本力量关系紧密、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集聚、中产阶级趋于萎缩和草根阶层日益赤贫化等，香港的“回归红利”没有充分转化为香港大部分市民能够共享的“社会红利”，而是大都被香港既得利益阶层所垄断。这些积累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集中爆发，因近十年来香港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边缘化而不断激化，因当下香港相对于内地的比较优势逐渐衰退所产生的失落感而日益复杂化。于是，在内外部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推动了反精英主义、经济民粹主义和“本土意识”的兴起。并且，部分香港政客、文化知识界人士和外部政治力量把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和冲突歪曲为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将内地视为全球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8]，以此来煽动普通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人对内地的不满，将这种不满作为香港青年本土派政治力量崛起的民意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香港的本土派政治力量与欧美本土主义政治力量都使用本土话语，但是二者在左右翼区隔和支持者群体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在当前欧美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中，本土主义思潮往往被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力量所利用，例如以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等为代表的右翼政治人物，通过炒作或者放大本土主义思潮，强化反全球化、反非法移民、排外等情绪，同时引领民族主义高涨情绪，将自己塑造为“草根”代言人。尽管存在城邦派、自治派和“港独”派等多个分支，香港的本土派政治力量体现为传统的右翼势力和新兴的左翼势力的合流：从政治派别来区分，右翼主要体现为香港“泛民”中的激进力量，左翼包括主张香港人优先享有基本社会福利权益的本土派中的“港独”势力等[9];从政策导向来区分，右翼主要体现为反“内地”、追求完全自治乃至“港独”的极端保守、排外的政治诉求，左翼主要体现为注重社会福利经济政策—实质上是既反对金融全球化霸权、又反对过度自由资本主义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是二者结合体[10]。
就英国“退欧”公投、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和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等情况分析，欧美国家本土主义思潮支持者的主体是中老年人和蓝领白人工人阶级等。香港本土派政治力量的主要支持群体为：香港青年、对特区政府施政效能极度不满的普通香港市民以及部分黑社会势力[ 11]。其中，越来越多香港青年在朋辈效应影响下默许或支持激进社会运动，成为香港青年本土派政治崛起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
二、香港的“青年危机”与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
香港早期的青年社会运动曾经以爱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为旗帜，例如20世纪60至70年代间的“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运动，强化了香港社会的中文认同;“法定中文语言”运动，迫使港英政府将中文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等。近年来，走激进路线、批判民主回归论、追求“港独”分离的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甚至成为香港政局的第三极[12]，既是当前发达经济体国家和地区整体处于动荡和冲突时代的一个缩影，也是上文所分析的种种历史和现状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还与当下香港所面临的“青年危机”相关。
1.香港的“青年危机”
回归之后，未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年轻一代，缺少对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教育，自然缺乏对民族主义的认同，相反他们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易于接受“世界公民”和“香港人”身份认同。并且，由于就业困难和房价高涨等，导致其承受“欠缺向上流动的机会”“中产梦难圆”“对自身生活和发展机会不满”等多种现实压力，容易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缺乏信任和产生不满[13]。青年危机相互交织，为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支持群体。
(1)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导致青年人就业前景和上升空间有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施行改革开放，作为内地出口世界的最大转口中心，香港抓住机遇将自身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以整个内地的巨大资源和庞大市场作为支撑，把香港建设成为亚太国际金融中心，这是香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但是香港自身体量太小，这种迅猛增长并非依靠内部产业自然升级，其背后作为支撑的制造业、高科技行业基础实际上有赖于内地，但是香港大部分人对此并不清晰掌握，反而容易将香港奇迹归功于港英政府执政效能良好。最关键的是，回归前的香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方面都已经被地产霸权所控制，一方面香港享有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另一方面是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房地产和银行业的相互依赖导致香港高度的市场垄断已经形成，特别是土地和房地产高度集中所造成的超高成本，几乎剥夺了所有其他产业(例如高科技产业)和民生发展的空间;再加上长时期的港英殖民统治，使得香港深受殖民思维所囿，未能抓住21世纪初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进行及时经济结构转型。例如中兴、华为这两家中国通信业的国际巨头在发展初期都存在港资背景，但相关香港企业并未将产业升级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层次;又如李嘉诚之子李泽楷在2001年抛出曾经持股的20%腾讯股票，而现在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亿人民币以上。总之，香港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使香港经济活力受损，新兴产业几无发展，也使得香港普通青年人创业环境恶劣。
目前，香港的主要就业行业为金融及保险、地产以及商用服务业、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业、社会及个人服务业、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等，也就是说低端商贸服务业承担了吸收普通大众就业的功能。根据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2001年香港青年具有专科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为19.5%，而2011年达到39.3%，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说明青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普遍提升;但是青年人每月主要职业收入中位数，2011年与2001年都是8000港币，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等，相当于薪金受到明显压缩反而收入下降了。并且，青年人就业的主要职业为：服务工作及销售人员(34%)、文书支援人员(29%)、辅助专业人员(18.3%)、非技术工人(7.6%)等，说明从事中产职业的青年人占比不高，就业出路相对狭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并未有效改善青年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和长期职业发展的前景[14]。因此，香港如果不能有效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来经济发展空间狭窄、动力不足[15]，给青年人的空间和上升渠道会日益狭窄，当然会引发青年的普遍不满并希望改变现状。
(2)社会阶层固化导致青年难以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
回归二十年以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7000美元增长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七个经济体之一。但是，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近80%的财富。2016年按原本每月住户收入编制的香港基尼系数为0.539，创45年来新高，其不平等程度位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首[16]。
香港经济包括公用领域的各方面基本由几家大的垄断性家族企业控制。普通工薪阶层从内地开放和回归红利中受益很少，反而因为公共服务供给有限而导致相当比例的青年人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甚至成家立业的目标成为泡影。例如，2017年3月的名义工资指数与2016年3月相比上升了3.6%，但是同期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上升了19.6%，私人住宅租金指数上升了9.3%[17]。也就是说，普通香港青年人通过工薪收入来购买私人住宅的可能性日益降低，甚至连租房也越发困难。
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两极化日益凸显，随着贫富差距扩大、房价飙升和物价持续上涨，很多普通青年人看不到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而“废青”和“下流青年”的说法成为流行词。基于这种消极心理，在有关舆论的刻意引导下，部分香港青年认为本地的地产霸权资本、大工商资本和特区政府、中央政府是既得利益共同体，回归后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为内地人抢走了香港人的机会，将问题根源归结为现有政治体制的不公正，导致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两极化基础上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倾向更加严重。因而，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民调显示，香港青年人对“港独”的支持率近年来持续上升，尽管2017 年下半年以来有所下降，但支持“港独”的比例仍有近20%。
(3)对文化主导权的放弃导致青年对“一国两制”认知不清
中央对港工作在一段时间内话语权缺位，造成各类反对派势力逐步塑造了不少港人特别是青年人对“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和责任的片面理解，对“一国两制”产生认知模糊乃至错误认知。认为中央行使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就是要摧毁香港的价值和制度体系，违背了对香港民主化的承诺。香港青年大多受西方政治文明影响，认同欧美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竞争性民主模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的形成、意义和作用等缺乏客观充分的了解。香港青年本土派将自身包装为“民主斗士”和“香港捍卫者”，通过反复炒作和制造敏感公共话题，例如地产霸权、本土主义等，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浓缩为简单片面和危言耸听的政治口号，以激起普通青年人的恐惧和愤怒，扩大青年人与政府之间的裂痕，加重了泛政治化现象。
(4)港人和内地人的身份隔离致使青年缺少生存空间
作为曾具有高流动性的移民城市，香港受现有“一国两制”框架性限制所囿，物流、资金流的自由度远远大于人流的自由度，无法形成城市良性发展所需的“都市-中小城市-农村”之间人的自然循环流动机制。一个老龄化的商业城市无力内化所有矛盾，香港青年因此缺乏充分的生存空间和向上流动通道。目前“一国两制”的相关管理机制，人为地将港人和内地人进行了公民身份的隔离。从香港方面来审视，或多或少与“崇洋”和“歧视内地”的固有心理有关，特别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腾飞致使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认同越来越缺乏现实基础，所产生的失衡甚至不安全感就反过来强化一种基于自我保护的保守封闭的香港认同;从内地方面来审视，香港人不能进入内地的体制内工作，不少内地法律文件往往仍将香港作为“境外”对待，无疑强化了香港青年人形成其与中国人的范畴对立的认知和思维习惯。
2.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
早在2009年左右，香港的反对派政党就已经出现本土声音。例如“香港本土”从公民党分裂出来组织形成;又如提倡“港人优先、守护本土”的新民主同盟，以及2016年来自公民党、民主党和民协等的30名中青年代表在脸书发表的《香港前途决议文》宣言等，说明这种以强调民主自治的本土派力量虽然不那么激进，但是主张香港的事务由港人内部自决，属于实质上的要求“完全自治”。
激进香港青年本土派自2012年逐步出现于香港政治舞台，并在2014年“占中”后逐步壮大，其政治崛起改变了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的“建制-泛民”二元对立，将香港的政治版图向三元结构方向推进。他们不但要求香港与内地区隔，而且不愿意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指导思想以“民主自决”和“港独”等为主，其话语论述已经呈现出“理论化”和“体系化”特点，要求突破“一国两制”框架，否定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主张修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的最终决定权只能在香港人手中，必要的时候香港可以独立甚至建国等。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组织形态，主要有学生组织(例如香港几所大学的学生会、学联、学民思潮等)或青年政治团体(例如热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线、香港众志等)，还有通过转型为政团组织的参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形成对香港政治的建制内冲击。香港青年本土派的发展路径，体现为从组织针对内地的街头政治等激进运动向体制抗争延伸，即从早先的“反国民教育”“驱蝗行动”，到后来的“非法‘占中’”“反水货客”等，直至2016年以来在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中相继获得席位，其活动范围广泛分布于香港的经济、政制、民生、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大都以“保卫香港”为口号，但同时高举“龙狮旗”“英国国旗”“我不是中国人”“香港独立”等旗帜，不断朝激进方向发展。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主要沟通和联络方式为社交网站和网络即时通讯，例如最近几年的社会运动都是由各种青年本土派的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通过新媒体平台来号召和组织的。这就使其社会动员过程呈混合形态，既有现实空间的社会运动组织和上述组织的合作网络，又有虚拟空间的各种网络渠道。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香港青年本土派提升其社会动员能力和规模[18]。香港青年本土派善于利用高度发达的媒体(包括自媒体)发声，香港媒体由于政治倾向或行业属性(例如需要炒作热点)使然，更容易将冲突中的香港青年形象进行强化宣传。一方面扩大了这些激进青年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容易在香港青年中制造“朋辈效应”;另一方面用部分青年的极端言行来“代表”大多数未发声的香港青年，甚至掩盖和攻击反“港独”爱国爱港青年的声音，进而试图垄断香港青年人话语权，并故意以反内地和反“一国两制”作为标签来“污名化”香港青年群体形象，以赢得更多的政治资本。
三、完善相关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既不应当将其夸大为香港青年的普遍性现象，也不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局限于香港青年人群体的孤立问题，而是应当将其视为香港市民“人心思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化解该问题的各项机制应当纳入整体性对港工作思路调整的系统性工作之中，并以此不断完善“一国两制”框架。对此，建议如下：
1.划定青年工作的政治与法律底线
早在1997年许崇德就认为，“政党在香港的存在已是不可视而不见的事实……香港特区的政党现象不可避免”[19]。为此，应当理性和全面对待香港青年本土派政治崛起的现实。“爱国者治港”更多是一个政治口号或者政治标准，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标准的法治概念。一方面，要明确“港独”“完全自治”等言行属于分裂行为，是严格被法律所禁止的，分裂行为在定性上不存在争议，也不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另一方面，应当通过政治和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限制香港的地方性政党通过普遍选举等形式来强化香港的分裂意识。例如加强香港的政党法制建设，以法治的形式阻止青年本土派力量组织和实施激进行为，防止其与国际势力的联系;根据依法清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极端性政党，实现宪法与基本法框架之下的政党立场整合。对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保护维护国家安全也是保护香港和香港市民的安全。
2.特区政府有效回应香港青年合理利益诉求
相当比例的香港青年支持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的原因，不是完全认同其激进主张，而是对现实不满的心理投射。因此，必须要将同情极端本土理念的香港青年与少数极端本土人士进行区分，同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来教育、引导香港青年，关心和支持香港青年的成长。在政治层面，应当从被动依赖利益结构固化的“小圈子政治”转变为主动培养中青年人才、构建多元竞争机制，为香港青年在本地向上流动打通渠道。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切实推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对青年人的培育计划，培育优秀人才以长远推动香港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层面，应当从大资本垄断和经济结构固化转变为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融入中国的整体经济战略格局之中，给予青年人更多就业方式和上升空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6月会见香港政商界人士时所指出的，
【“带头关心青年，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为他们成长成材创造良好条件，使爱国爱港光荣传统薪火相传，使‘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从社会层面，应当从因内耗而经济民生问题解决不力转变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例如房屋政策等，着力解决香港市民特别是香港青年人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
3.加强香港青年公民参与和能力建设
加强香港青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祖国的政治参与机制建设与能力建设。如果香港青年只能局限于以香港居民身份民主参与特区自治的范畴，则其中国公民身份无形中被淡化，难以建立起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认同，也就只能将视野局限于香港的政制改革问题。应当更多用“国家-公民”的解释框架向香港青年人解读基本法，而不是被“泛民”或者本土派力量的话语所限定，拘泥于“中央-特区”的二元框架。应当实现“对港人的国民待遇”，为香港青年与国家共命运扫除国民身份壁垒，引导和帮助香港青年人特别是中低阶层青年人向内地走和向外走，融入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例如“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对此，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新一批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公积金待遇、奖学金制度等。在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过程中，应当注重将对香港青年的爱国爱港教育和对其个人成长成材有机融合在一起，既有教育引导也有帮助扶持。
4.全面管治与高度自治有机结合
将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实现有机结合，高度重视通过各种融合措施来实现“人心回归”。一是，必须直面当前香港与内地在认同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从片面依赖上层路线转变为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为香港青年的诉求表达建立正式机制。二是，塑造出一套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行的基本理念与认知体系并进行推广，例如对香港的学校课程进行改革，加强历史和地理科目的全面学习;对香港的考试科目进行调整，缩减目前由美国等西方势力主导的通识教育，加强中国历史科目的考试分量等。三是，敢于鼓励香港青年发出不同声音，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时，应避免刻意维护“一团和气”的表象而缩手缩脚。例如2017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的“港独”海报风波，虽引发众多争议与冲突，但有利于更多香港青年听到与青年本土派不同的意见，进而形成全面的认知和相对独立的思考。四是，推动爱国爱港教育工作者勇于进行积极引导，例如2017年12月香港专业进修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有毕业生因不尊重国歌及违反守则被赶离现场并警告不准予毕业，校长陈卓禧主动与示威学生对话，有利于香港文教界走出“泛政治化”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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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察网（www.cwzg.cn）摘自《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