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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3日下午，井冈山脚下的莲花县，35岁的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在刑场不断怒斥敌人、发动群众，敌人暴跳如雷，用匕首割掉刘仁堪的舌头。他浑身是血，无法言语，却用脚趾头沾上鲜血，在站立的方桌上，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几个大字。
中共党史军史上有许多类似这种壮烈的瞬间，用自己的死，来接近奋斗的目标。
坚信革命能够成功，坚信自己的奋斗有价值，坚信自己的死亡将成为走向胜利的铺路石——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蔑视死亡、超越死亡的原因。
“我这样做，为的是革命，你以后会明白的。我走的是正路，虽然这条路我走不到头，但最后一定有人走到头!”——这段话，是肖国华在狱中对妹妹所说。
肖国华是江西省吉水县人，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井冈山党组织创始人龙超清的入党介绍人。她家境优越，父亲在江西教育界有超卓地位。她被捕入狱后，家人各方奔走，监狱答应：只要她在自首书签字，就能保释。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信仰比生命更重要。她被残忍杀害时，年仅30岁，孩子还不到3岁。
像肖国华这样的出身，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她3岁就由伯父作主定下亲事，6岁被迫穿耳缠足，在南昌读师范期间，却被逼着辍学提前与半痴呆的富家子弟结婚……她在黑暗中无法呼吸，渴望打破这个旧世界。她信仰共产主义，宁肯死，也不放弃信仰。
当年，汇聚井冈山的，有赤贫的工人农民，也有留学生、大学生、富家儿、官宦子弟……明明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无比危险、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道路，但他们毅然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信仰之路。
红军万岁雕塑（来源：网络）
1936年春，28岁的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不愿被俘，拼死搏斗，被敌人割断了脖子。
蔡会文是湖南攸县人，蔡家堪称当地首富，但他成了“叛逆”，革命从自家开始，开仓分谷，由此带动了攸县的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后，来到井冈山，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红军将领。
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战斗，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他与战士谈心，拿自己举例：我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搞革命，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家里搞家业，享清福，可为什么偏偏要钻进深山吃苦?就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为它的实现奋斗终生。现在革命并没有失败，只是处于低潮，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蔡会文牺牲后，他的忠骨至今都未能找到。
红军将领胡少海也出身于湖南宜章的首富之家，是县城人人羡慕的胡家“五少爷”，却因从小目睹社会不公平、穷人命运悲惨而发誓要改变中国。
1928年1月，他利用自己“五少爷”的身份，与朱德里应外合，打下了宜章城。他的首富父亲暴怒，登报以五百大洋缉拿“孽子”。胡少海并非不孝顺父亲，但人的出身和时代都不能选择，他告诉前来劝说的弟弟：我只能离开自己的家，投身革命的家，跟着共产党去扫清天下的不公。1930年8月6日，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在前线中弹牺牲，时年32岁。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有着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观。正因为如此，那么多人，在生与死的关头，在苟且偷生与坚守信仰的抉择中，甘愿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放弃宝贵的生命，甘愿成为共产主义的殉道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在《走读井冈山》一书中写道：“在井冈山，毛泽东硬是用信仰，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愿意革命的留下，为革命吃不了苦的，为养家糊口的，不愿意革命的，你都可以回去，发路费给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追求?自觉自愿。你不认同信仰，不强迫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认同了，那就留下来，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来实现这个信仰。”
1934年冬天，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的江善忠，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一座山崖被敌人团团围住，他打光子弹，拒绝诱降，纵身跳下山崖前，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信仰为什么会有力量?人生短暂，但信仰能够让人的生命价值，超越死亡化为永恒。
这种力量一旦凝聚，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火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陈毅安和李志强的合影（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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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井冈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知道自己的同志随时可能牺牲也甘愿牺牲，为什么自己偏偏还冲锋在前?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看到了陈毅安的信，这位红军骁将，写得一手好字，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最可笑的就是我去学炮科，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没有什么价值；你又说你毕业后出来当教员，把一些青年子弟要教成爱国化，来为国家流血。你不愿你的爱人流血，而要别人去流血，这真是笑话了。你的学生将来他没有爱人吗?父母吗?兄弟吗?他不是中国人吗?他就应该去血战吗?假若他的爱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了……你说不要糊糊涂涂地死了，这也不错。但是为了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呢?假若是的，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
这是陈毅安写给自己的恋人李志强的一封信，这位革命者的逻辑非常清晰：自己不流血，只希望别人去流血，那么，革命永远不可能成功。
肖像中的陈毅安，俊朗清秀，戴着眼镜，像个秀才。他是湖南湘阴人，黄埔四期生，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骁勇善战。李志强在长沙城里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就读，两人属于一见钟情。
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美好的爱情，让他们幸福不已。但在陈毅安心中，比爱情更重要的，是革命。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唉!情魔，情魔!你把我们的革命性消磨了。我们是有阶级觉悟性的青年，担负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们难道恋恋于儿女的深情吗?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吗?我们绝对不是这样……”
他还写道：“最亲爱的妹妹，你不要畏难吧!十八层地狱底下的中国，今日也得见青天白日了。眼见得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快要到坟墓里面去。一钱不值的我们，也要做起天下的主人了。努力!努力!前进!前进!我们的目的地终会到达啊!”
1930年7月，因伤从井冈山回乡养伤并结婚的陈毅安，告别了新婚9个月的妻子，担任攻打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7月28日清晨，红军占领长沙全城，此役消灭湘敌八千余人，俘虏团长以下官兵近三千人，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的唯一省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敌军疯狂反扑，8月4日，在撤退中，25岁的陈毅安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彭德怀闻讯跑过来时，陈毅安已经停止了呼吸。
1931年3月，陈毅安牺牲8个多月后，李志强又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陈毅安的手书，她欣喜万分，抽出信纸——竟然是空白的。她失声恸哭。丈夫曾与她相约：“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会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陈毅安给李志强一共写了54封家书，李志强悉数精心保留，终身未改嫁。他们的故事，在残酷岁月绽放人性光辉，更显悲怆。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如是感叹。他说：“有一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来自历史的偶然，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利用国际形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持这些说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历程。”
没有人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革命者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他们的爱和怕，但他们往往别无选择。
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写信总在落款处画一柄利剑。1928年6月，在一次突围中，她和丈夫陈芬同时被捕，丈夫的头被割下来装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三天。毛泽建被同志救出，但敌人很快反扑，她即将临产，只好藏匿在当地一位农妇家里，生下了儿子。她给他取名“艰生”，以纪念这艰苦岁月。由于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民团，毛泽建又一次被逮捕。
敌人抓到了毛泽东的堂妹，如获至宝，但如何威逼利诱，一无所获。敌人开始动用酷刑，仍然撬不开毛泽建的嘴巴。
临刑前，毛泽建对前来探监的陈芬姐姐说：想见见儿子艰生。她不知道：因为没有奶吃，艰生早已夭折。陈芬的姐姐只能从老乡家借了一个婴儿送给她看。毛泽建抱着婴儿亲个没完，陈芬的姐姐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只能放声痛哭。毛泽建就义的时候，只有24岁。
胜利，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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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琢牺牲后，红军在宁冈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笔拟就、陈毅手书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王尔琢烈士塑像（来源：网络）
这幅挽联，写出了如何告慰牺牲者：得到胜利！
那些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烈士，没有活到胜利的一天，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授衔，但他们从此湮没于历史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牺牲，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之中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更给颓丧萎靡已久的中国注入精神力量，让渴望摆脱屈辱的中华民族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
用毛泽东的诗性语言，那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