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为新华社记者拍摄
当中国大使馆被北约轰炸，如同一记耳光，对美国的愤怒与被美国背叛的屈辱感一同涌现。世纪之交进入知识界的一代人，国际政治深深地嵌入他们的精神史。
——“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三十六岁的斯洛文尼亚摄影师Matjaz近年来常在中国拍摄，他留着刻板印象中20世纪巴尔干男人的小胡子，大家都叫他老马。这里没有太多人听说过斯洛文尼亚，他总是说他来自于南斯拉夫。
“接着很多人就会开始对我唱《桥》（1969年的南斯拉夫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老马说。这首曲子虽然是意大利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名曲，在中国却因这些游击队电影攻陷了一代人的情感，而成为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象征。
出生于毛时代后期的一代人，少年时代的文化生活并不丰富，从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引进的为数不多的译制片，被视作珍宝。游击队电影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因其叙事节奏快、故事复杂，区别于早年引入的社会主义电影的情节扁平、人物刻板，受到热烈欢迎。男孩们在课后扮演《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中游击队员的角色，想象着像里面的英雄一样牺牲。他们乐此不疲地对接着暗号：“请给我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照片！”，“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那些电影塑造了一代人的记忆，让他们对南斯拉夫有着童年乡愁般的亲近感。
当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的战斗机在贝尔格莱德上空盘旋时，那些电影中的记忆在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再一次被唤醒，而这时的“霸权”，变成了美国。
记忆的迷宫
1999年5月8日早晨5点（北京时间），北约又一次轰炸贝尔格莱德，从不同方向落下的五枚炸弹穿透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四枚当场爆炸。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名中国记者死亡。国内爆出了这则新闻后，以学生为主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史称“5•8事件”。
同一年，来自塞尔维亚的传奇南斯拉夫教练桑特拉奇执教于山东鲁能队，媒体人“有鬼君”回忆起5月8日刚过没多久的一场比赛，鲁能队主场的赛场上高高举起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横幅标语，球迷们对鲁能队的支持，与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在建立了强烈的情感连结。比赛结束后，观众席群情激昂地唱起了《啊朋友再见》。体育记者采访桑特拉奇时，他非常感动，没有想到南斯拉夫被北约轰炸，在遥远的中国竟唤起了这么多支持。2016年这位教练去世时，仍然有媒体在新闻标题中把他比作瓦尔特。
我把这个有意思的“错位”告诉老马，他讥笑说，“这些人不知道塞族军队在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杀死了多少瓦尔特！”
互联网还并不发达的1990年代，普通人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有限，普通中国公众对遥远的巴尔干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人们不知道牵动他们对南斯拉夫最炽热情感的萨拉热窝，已经脱离了这个即将消失的国家，彼时的南联盟仅仅剩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中国在当时是最反对北约空袭行动的国家之一，自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初爆发内战开始，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就区别于西方主流媒体谴责塞族对其它民族的侵略的“人权”视角，而是以“主权”为框架，对西方肢解南斯拉夫表达愤怒。
1999年3月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导火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制造的种族清洗并不广泛为公众所知。中国媒体报导主要把科索沃作为“分裂势力”，背后体现出当局对内部边疆族群的隐忧。于是，这场战争更多地被中国公众理解为“世界警察”美国对南斯拉夫发动的干涉战争。
不过，刚刚“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外交战略上并没有野心，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更远不及今日。现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历史学者宋念申在1999年刚大学毕业不久，正在《环球时报》工作，在他的回忆中，当时中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导很少，中国公众普遍缺乏国际视野。直到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那场战争才广泛引发关注。
宋念申记得5月8日中午，他正给父亲庆祝生日时，接到电话被紧急召回报社制作专题。《环球时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吕岩松是轰炸当晚大使馆中唯一幸存的中国记者，他彻夜连线发回了第一手关于受难同胞的现场报道，那一期报纸大卖。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当年很多报人的认识——中国公众对国际政治新闻的需要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了。
戏剧工作者黄佳代1999年时在上海读大一，她在学校里亲历了那个“5•8事件”的现场，同学们激愤地走上街，准备去“创造历史”。她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和上海分别做了两个关于这场战争的剧场。
“谁是引导南斯拉夫人民走上民族解放的伟大领袖？ 铁托。但是，高中政治考试的题目后来变了。谁是南斯拉夫维护国家统一、反对霸权、英勇抗争的民族英雄？米洛舍维奇。”她在脚本中写道。米洛舍维奇在1990年代经历学校教育的一代中国人心目中，是维护国家统一、反抗美国霸权的英雄。因为课本上是这样说的，这样答题才能得到政治课考卷中的那“两分”，中国与南斯拉夫的伟大社会主义友谊也被这“两分”牢牢地巩固着。
吊诡的是，在整个毛时代，南斯拉夫从来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正相反，它一直被中共当作修正主义的反面典型批判。官方文宣中，南斯拉夫被控诉为“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几十亿美元豢养的帝国主义’走狗’”。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交恶，中共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罪状之一，便是苏联跟南斯拉夫重修旧好，而中苏关系的破裂，也进一步使莫斯科和铁托的南斯拉夫紧密了起来。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的回忆中，《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在1973年已经作为“内参”，与诸多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影同时被引进，供领导人观看，但它们被当作“个人英雄主义的毒瘤”迟迟未公开，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进入电影院。
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所有的“道路之争”冰释前嫌。在1980年代的记忆中，1960年的“中苏交恶”不再是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别，而是面目模糊地统一呈现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对。中国的市场改革则把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主义”道路列为重点模仿对象，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成为了集体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情感底色。
于是，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友谊，在人们的记忆里突然变得贯彻始终，坚不可摧。人们恍然大悟般“发现”南斯拉夫甚至比中国还要更早地认识到苏联的“帝国主义真面目”。后知后觉的钦佩感让一则政治八卦在坊间流传着：毛泽东曾称赞铁托是“铁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形象就这样被重塑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勇于对强权说“不”的。他们先是英勇抵抗法西斯，又不屈服于苏联的强权，现在又在美国霸权面前挺直了腰杆。
铁托、游击队和南斯拉夫留给这代人的不屈不挠印象，伴随着南斯拉夫老电影带来的亲切感，顺理成章地在1990年代对接到了联邦解体后继承南斯拉夫国家机器的、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南联盟。多年以后，中国民间一部分左派对美国自由民主进一步幻灭，对社会主义阵营洋溢着乡愁，他们甚至把米洛舍维奇表述为“最后的布尔什维克”。
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老钟表匠谢德看着和其他市民一起死在萨拉热窝广场的女儿，明知上前认领，德军就会在后面开枪，还是迎面走了上去。德军举起枪的一刻，谢德身后的萨拉热窝市民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过去。这是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和剧作家黄纪苏在这部电影中最难忘的一个场景。
黄纪苏向我回忆起这个场景，“这种’对强权说不’的精神，对我触动很深”，黄纪苏说。他记起1999年，中国大使馆还未被击中前，电视新闻上播放着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影像，正在读小学的儿子问他，“美国厉害，还是南斯拉夫厉害？”这个问题让他苦恼了很久，“为什么儿子不问谁对谁错，而问谁更强？”在他看来，这一定程度上是1980年代精英主义教育的结果，人们开始抛弃公平与正义的理想，转而追求成功与强权。
黄纪苏在2000年写就的轰动中国知识界的话剧《切·格瓦拉》，正是在赞颂格瓦拉那注定失败的“以不足百人的游击队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使徒精神。剧本的第一幕就出现了北约轰炸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市民胸戴靶心图案，手拉手出现在大桥上，飞机轰鸣，舞台屏幕上幻出许多小小白色同心圆——靶环。飞行员话外音：“目标锁定，目标锁定，准备投弹”。这很难不让人想起《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那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