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年夏秋之际，我国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农业浮夸风”，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许多人把“浮夸风”的责任强加到毛主席身上。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本来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国农业在粮食产量上的基本目标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我国不同的地区分别达到400斤、500斤和800斤[1]，并且这里指的是“年亩产量”，而不是“单季亩产量”。

1958年2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中说：

“根据预计，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粮食增加了五十亿斤，达到三千七百亿斤”。

根据这种情况该报告提出，

“一九五八年粮食的指标为三千九百二十亿斤，比上一年增加二百二十亿斤，增长百之五点九”。[2]

根据后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1956年、1957年和1958年的粮食产量分别为3,855亿斤、3,901亿斤和3,953亿斤。[3]这说明上述报告中的数字是符合实际的。

1958年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对一九五八年第二本帐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的1958年粮食产量第二本账的指标为4,397亿斤。该报告说：

“这本帐是否完全合乎客观情况还需要好好地看一年，看过这一年之后，再制订一九五九年的汁划，我们的把握将会更大些。”[4]

该报告中的粮食产量指标比1958年后来公布的实际产量(3.953亿斤)高11.2%。作为第二本账，这样的数字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1958年全国能够按照上述文件中的指标执行的话，是不应该出现大问题的。

5月23日八大二次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过了仅仅十五天，6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卫星，今年有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两千一百零五斤。[5]这一数字比一九五四年冬小麦世界纪录的每亩一千四百九十一斤高出40%以上。由此开始，一股强烈的农业浮夸风刮了起来。

6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又报道：湖北省襄阳专区小麦大面积丰产亩产1500—2000斤成为普遍现象;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一点一亩小麦试验地，亩产达到二千三百五十七斤。

随后，6月11、12、16、18、21、23日，人民日报都在在第一版分别报道了河北魏县、河南省遂平县、湖北省谷城县、河南省商丘县、辉县、湖北省谷城县的高产纪录。

6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社，正在力争创造今年稻谷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纪录。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到这些试验田时说：稻谷亩产万斤，这就是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既然小麦能够亩产四千多斤，为什么稻谷不能够亩产万斤呢?事情总是这样：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的全国最高纪录。这一数字是一九五四年冬小麦世界纪录的3.4倍。

这股席卷全国的农业“浮夸风”，引起了毛主席的严重关注。

7月3日，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同年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批语。毛主席的批语说：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即早稻)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6]

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强调：早稻(早稻产量高于冬小麦)“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这无疑是对《人民日报》关于小麦亩产几千斤的连续报道的严肃批评。毛泽东强调：这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就此问题，毛泽东同一天向当时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彭真、谭震林、陈伯达做出批示：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7]

下面我们看一下在毛泽东对浮夸风作了严肃批评以后，各有关方面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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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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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恩来传》记载：

1958年7月7日，周恩来同新会县青年周汉华的谈话中，特别问到有没有亩产超千斤的水稻，周汉华说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没有说话。在这期间，毛泽东批评某些地区报告粮食产量不够实事求是。周恩来回到广州后，立刻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要求他们在报粮食产量时一定要避免虚假，保证社员的口粮，不要损害群众的利益。[8]

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中央最高领导层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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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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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7月30日报道，7月12日(毛泽东做出批评浮夸风的批示九天以后)，刘少奇在天津赴济南的列车上和江西省都昌县赴京团开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以下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原文)

“你们那里的最高产量有多少?”少奇同志问。

“我乡有个水稻丰产模范社，1957年平均亩产一千多斤，最高的达二千多斤。”西田乡党总支书记占开章同志说。

“那很不错呀!”少奇同志笑着说，又继续探问我们：“粮食增产有没有个顶——有没有个限度呀?”

“增产永远也不能到顶，我们要一跃再跃，三年之内我们要搞双千斤县，还要搞万斤亩，更高的……”大家干劲十足地说出自己的打算。

少奇同志伸出大拇指鼓励我们：“对，就要这样干，今年跃进，明年再来一个大跃进，后年还要大跃进，只要不断地跃进，我们赶英国就快了，这样我们中国变样子就快得很呀!你们说对不对?”[9]

毛主席做出批示11天以后，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10]，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变成了亩产数万斤。

毛泽东认为“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而刘少奇的上述言论显然根本没有把毛泽东的批评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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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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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批示是针对广东省的，广东省属于中南局。毛泽东作出批评浮夸风的批示十二天以后，7月15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写一篇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毛泽东七月三日批示中说：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而陶铸在他的文章中说：广东“被认为是最落后的许多地区，今年(早稻)不是一下就超过四百斤了吗?早稻产量超过一千斤的，也已经是成千上万亩了。”“高产作物的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三造，达到亩产一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广东早稻“已有亩产两千斤的，今年晚稻一定会有更高的产量出现”，“全年水稻亩产量即可提高到七千至八千斤，加上冬种粮食作物，全年即可达到一万斤。”“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对自然地认识是极为贫乏，他们的论断才是主观主义的。”[11]